1976年10月，在中央的迅速行动之下，四人帮主要成员悉数落网。

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中央的同志给贺子珍打了一通电话，四人帮兴风作浪的这些年，贺子珍也没少受委屈。

当听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年迈的贺子珍十分振奋。

中央专门询问贺子珍生活上是否还有什么困难，有没有什么要求要提。

贺子珍这些年来一直过的非常低调朴素，本来凭她的身份和革命功绩，完全可以向中央提要求，过更好的生活。

但贺子珍始终不愿意麻烦国家。

而此刻，贺子珍沉思良久，对中央提出，自己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完成。

而这个心愿，她已经隐藏了17年。

1909年9月28日，贺子珍出生于江西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

作为乡绅贺焕文的长女，她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并称为“永新三贺”。

1925年，共产党员欧阳洛在永新县秘密办起平民夜校。

贺子珍在此如饥似渴地学习《向导》《中国青年》《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她心中扎根，为其投身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6年，贺子珍从永新女子学校毕业，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后担任共青团永新支部书记。

1927年，贺子珍的革命生涯，迎来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3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6月，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发动政变，抓捕了包括其哥哥贺敏学在内的8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7月，贺子珍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领导才能，她参与组织和领导永新、安福、宁冈、莲花四县农民自卫军，会攻永新县城，成功打开监狱，救出了贺敏学和其他被捕的同志，并担任了妇女部长和共青团书记。

8月，因敌军两个团分四路向永新县城发动进攻，为保存革命力量，贺子珍随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袁文才部到达井冈山，成为井冈山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开启了她在井冈山的传奇岁月。

在井冈山，贺子珍与毛主席相遇。

在共同的战斗与生活中，两人逐渐相互了解、相互欣赏。

在战火纷飞、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他们的感情逐渐升温，最终结为革命伴侣。

他们的婚姻生活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在井冈山的日子里，贺子珍不仅在生活上悉心照料毛主席，还在工作中成为他得力的助手。

她协助毛主席进行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农民的生活和需求，为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他们一起在茅坪八角楼的灯光下，探讨中国革命的未来，谋划根据地的发展，那些夜晚虽然简陋艰苦，却充满了理想与希望的光辉。

他们携手走过了一段段艰难的历程，共同面对敌人的围剿、物资的匮乏等重重困难。

1935年3月，红军到达贵州盘县时，遭遇了敌机空袭。

当时，已隐蔽起来的贺子珍发现，在娄山关战斗中腿部负重伤的红三军团第十二团政委钟赤兵，躺在担架上无法躲避，处境万分危险。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贺子珍毫不犹豫地奋不顾身跳出小沟，扑在担架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飞来的弹片。

轰炸结束后，贺子珍头部和背部多处受伤。

经医生诊断，她身上共有17处负伤，且因医疗条件有限，部分嵌入体内的弹片无法取出。

这次受伤给她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贺子珍的人生走向。

受伤后的贺子珍，身体状况极差，但她凭借着顽强的意志继续跟随部队前行。

1935年10月，贺子珍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来到保安县，在这里生下了女儿李敏。

到达延安后，贺子珍的身体依旧饱受弹片的折磨，加上营养不良、贫血等问题，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她曾计划取出体内的弹片，但延安的医疗条件无法满足手术需求。

此时，她又发现自己怀孕了，因过密的生育影响健康和学习，她打算做人工流产。

然而，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发生冲突后，贺子珍最终决定前往苏联。

贺子珍抵达苏联时，怀揣着对疗伤和学习的期望，然而现实却给了她沉重的打击。

身体上，她因长征途中舍身救人而残留体内的弹片，使她饱受疼痛折磨。

而苏联方面也完全无法治愈，这意味着她将终身带着这份伤痛。

精神层面，她面临着更为巨大的挑战。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成为她融入当地生活的第一道障碍，交流的不便让她时常陷入孤独与无助之中。

不久后，贺子珍生下了儿子柳瓦。

可当时苏联的环境恶劣，医疗条件有限，年幼的柳瓦在6个月大时因染上流感，不幸夭折。

儿子的离去，使贺子珍在异国他乡失去了最为亲近的依靠，也让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绝望之中。

不久，她和毛主席的婚姻关系彻底走向尽头，这让贺子珍原本就脆弱的精神世界几近崩塌。

她与女儿李敏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生活，也充满了波折。

由于儿童院管理方式的问题，以及当时苏联国内复杂的环境，贺子珍与儿童院领导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与冲突。

有一次，李敏重病卧床，贺子珍心急如焚。

她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判断，认为儿童院的治疗方案存在问题，坚持要带李敏外出就医。

但这一要求遭到了儿童院领导的坚决拒绝，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在争执过程中，贺子珍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这使得她与儿童院的关系愈发紧张。

最终，在1941年冬天，国际儿童院长玛尕洛夫以她患有精神疾病为由，将她强行送进了苏联的精神病院拘押。

在精神病院中，贺子珍遭受了巨大的折磨。

她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周围是陌生而又压抑的环境。

她不断地向医护人员解释自己没有病，可在当时的情况下，她的声音显得如此微弱和无力。

幸好，她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在精神病院中顽强地生存着，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由和回国的渴望。

时光流转，1947年，转机终于出现。

王稼祥及其夫人朱仲丽来到苏联，他们在了解到贺子珍的遭遇后，深感同情和震惊。

王稼祥积极奔走，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多次沟通和交涉，向他们说明贺子珍的真实情况，强调她是一位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同志。

经过不懈努力，苏联方面最终同意释放贺子珍。

经过数月的艰难跋涉，贺子珍一行终于在1947年8月，回到了祖国的东北。

事隔经年，贺子珍和毛主席之间的关系，不像从前那样紧张，反而能够平和的像亲人一样看待彼此。

但由于种种原因，贺子珍回来之后，他们俩只在1959年见了一次面。

这对贺子珍来说是个巨大的遗憾。

所以，她对中央提出的那个小小心愿，是想要去天安门看看。

当然，其实贺子珍是想再去看看毛主席。

其实，贺子珍一直想要再找个机会，能够好好的和毛主席讲讲心里话。

可是，由于四人帮的存在，由于从前的尴尬，毛主席在世的时候，贺子珍始终没有把这个心愿说出口。

而如今，毛主席已经不在了，贺子珍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弥补两人之间的遗憾。

中央很快答应了这个请求，将贺子珍接到北京，在天安门下，贺子珍默默远望。

也许这一刻，所有的思念、痛苦、遗憾都释怀了。

参考资料：

人民网《“井冈山之花”贺子珍：革命中成长 战争中成熟》

人民网《毛主席再婚后致信贺子珍：以后我们是同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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