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镇之乱之所以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进而引发泾源兵变，唐德宗李适在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整个叛乱的发展集中，不少将领和大臣向李适提出告警，可是他却一意孤行，最终酿成了大祸。当时最为典型的便是发动叛乱的幽州节度使朱滔送给哥哥朱泚的密信，而这封信恰好被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马燧所截获。马燧将这个事情上报朝廷后，李适不但置之不理，还对朱泚加以抚慰，增加其食邑。正是李适的这种纵容，才给了朱泚机会，让他最终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成功勾结，发动了攻陷长安的泾源兵变。

对于唐德宗李适宽纵朱泚的原因，一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也在史料上留下了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朱泚与朱滔在唐代宗李豫时因争夺幽州节度使之位而反目成仇，所以让李适麻痹大意，没能对马燧截获的密信引起重视。也有人说朱泚在进入朝廷后一直忠心耿耿，不仅在李豫时代的防御吐蕃入侵时立下大功，而且在李适即位后平定泾源副将刘文喜兵变也有不小的功劳。这些功劳成为他的保护色，让李适放松了对朱泚的警惕心。这些说法看似有些道理，其实都是支离破碎的，并不能完全解释李适不追究朱泚暗中勾结朱滔的根本原因。

朱泚在归顺朝廷后看上去一直是忠心耿耿的，李豫和李适两任皇帝都赋予其重要的权力，深受他们的器重。李豫时代晚期，朱泚先后出镇奉天行营，担任陇右节度使，代理河西、泽潞行营事务，还被封为遂宁郡王。在李适即位后更加宠信朱泚，加封为太子太师、凤翔尹，泾源刘文喜叛乱后又进封为中书令和太尉。如此一来，朱泚成为当时唐朝武将中仅次于郭子仪的存在，是除了郭子仪以外，唯一挂上宰相头衔的武将。即便是担任北都留守的名将马燧，在朝廷地位上都低朱泚一筹，由此可见当时李适对朱泚的信任。

因为李适信任朱泚，给予其高官厚禄，就失去了警惕心么？这个说法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李适本就是刻薄寡恩，极端猜忌的君主。郭子仪对于唐朝的功绩自不必说，将其形容为擎天之柱也不过分。但李适一上台就明升暗降的剥夺了郭子仪的兵权，他将郭子仪尊位“尚父”，封为大冢宰，却罢免其副元帅等一切军事职务。郭子仪原来统领的河中集团的地盘被一分为三，这个安史之乱平定后形成的最大的军事集团就此被瓦解了。郭子仪这样的名将老臣尚且遭到如此待遇，朱泚有什么资格比郭子仪还能值得李适信任？

朱泚无论是功劳、朝廷地位，还是声望人脉，都远远比不上郭子仪。对唐朝的忠心，他更是望尘莫及。而李适从来不是各轻信大臣的皇帝，他一上台就找理由罢免宰相常衮，剥夺郭子仪兵权，可见其对朝廷大臣的猜忌之心。单以功劳而言，朱泚对于李适的功劳，还不如杨炎对李适的大。

杨炎尚且被卸磨杀驴，当了李适的背锅侠，朱泚有什么比杨炎还更值得信任的地方？可以说以李适小肚鸡肠的性格，他不可能无条件的信任任何一个大臣。况且马燧已经截获了朱泚和朱滔勾结的密信，这两人既是兄弟，他们又有联合夺取幽州节度使的前科，李适怎么可能对这样的人感到放心？

因此说李适被朱泚的功劳和忠心迷惑，才放松警惕心的说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李适对朱泚的重用，本质上还是朝廷无将可用，他又对郭子仪一派的将领不能完全放心，才从矮子里面拔高子。对于这样的选拔的将领他自然是无法安心的，但在泾源出现刘文喜之乱的情况下，他只能勉强的先用朱泚来稳住关中的军事局面。从李适上台后的军事安排看，他一直都是想用与李唐皇室相近的将领来替代原来各地的藩镇节度使。比如他重用皇室出身的汴宋节度使李勉，用舒王李谟遥领泾原节度使，让赵郡李氏的李承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在这种削藩的思想指导下，李适根本不可能对朱泚毫无保留的信任。更何况因为反对削藩，对李适处置成德节度使的地盘表示不满，朱泚的弟弟朱滔加入了叛乱藩镇的行列，李适就更不敢信任他了。然而在马燧截获了密信，一切都是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李适却袒护包庇朱泚，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李适的性格来分析，李适当时对朱泚勾结朱滔的事情置之不理，而且对朱泚不罪反升，是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导致的。这里面既有当时你局势危急，李适不便于强硬处理的因素。也有对各地藩镇不信任，造成了犹豫不决，对关中大局过于求稳的考虑。

从当时的局面来看，四镇之乱因为李适的胡乱操作已经彻底糜烂，局面陷入不可收拾的窘境。就连名将马燧也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被迫退守魏县，形势真的是岌岌可危。李适一面要调集各地可以信任的藩镇前往中原和河北平乱，一边又要为平乱凑集足够的军费和资源。这种局面下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千万不能乱，一旦发生动乱则危及天下大局。朱泚在关中统军多年，与关中各藩镇的关系都很好。就连一向桀骜不驯的泾源军，里面也有不少朱泚的支持者。而神策军行营兵马使李晟又派往中原平乱，这让李适一时间没有足够力量控制关中。

在这种情况下，李适对朱泚采取怀柔的手段是正常的。他一方面罢免朱泚作为陇右节度使的兵权，另一方面又增加其食邑来安抚，算得上是比较合适的手段。而朱泚在关中毕竟是弱势，他也没完成与朱滔呼应造反的准备，所以主动认罪退了一步。但此事就此搁置，然后李适对朱泚便置之不理，使其有与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勾结的机会，这就显得非常怪异了。一般而言，就算朱泚被夺去了兵权，但这种人物也是非常危险的，就算不被软禁，也会被监视居住。李适居然两个操作都没做，实在是白费了马燧提前告警的一片忠心。

李适如此放任朱泚显然是不合理的，但从他一贯猜忌大臣的心性上看，又并非不可能的。朱泚和朱滔勾结的密信是马燧传出的，以李适的习惯，这种信息未必会完全相信。由于之前朱泚和朱滔在争夺幽州节度使时反目成仇，所以李适很可能对马燧的报告是将信将疑的。朱滔加入李希烈的反叛阵营，正与马燧在中原对峙。此时中原大局全靠马燧支撑，站在藩镇节度使的角度正是与朝廷谈条件的时机。而朱泚在军中地位正好在马燧之上，是郭子仪去世后朝廷军职最高的将领。因此李适极有可能小肚鸡肠的认为马燧在借刀杀人，趁机拿下政治对手。

如果李适是这种心里，他对马燧的上报不敢不信，却也不敢全信。解除朱泚的兵权，是防范朱泚发动兵变。不拿下朱泚，是为了在政治上牵制马燧。而且朱泚活着，李适还可以借他在幽州的影响力，想办法瓦解朱滔对幽州的控制。这种挑动藩镇内乱，然后进行分化瓦解的手段，是李适在削藩过程中最为常用的。虽然他用这些手段不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反而将大好的局势搅得一团糟，但他依旧对于这种手段乐此不彼。站在这种角度思考，李适应该是对朱泚抱有幻想的。他认为朱泚活着的利用价值较大，这才没有采取足够强硬的手段。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李适这种多疑的想法实在是走偏的太离谱了，至少从当时的局势上看是非常不妥的。李适对朱泚的放任，对其勾结朱滔的行为置之不理，最终为唐朝埋下大患。李适对各地藩镇的不信任由来已久，他既要利用这些藩镇互相残杀达到削藩的目的，又不敢让这些藩镇在自相残杀中作大。因为有李希烈的前车之鉴，李适对马燧恐怕也抱着同样的猜忌之心。对于李适而言，在关中罢免了军权的朱泚，对朝廷的威胁显然不如作为北都留守的马燧大。马燧手下的河东军是有名的精锐，在郭子仪的河中集团瓦解后，堪称唐朝第一强军。

李适既不想让马燧继续作大，又必须依靠马燧对付李希烈、朱滔等叛军，还想利用朱泚瓦解朱滔的幽州军。如此多的想法交织下，李适出现判断错误是很正常的。但是他也没想到，这次对朱泚的放松警惕，却酿成滔天大祸，造成了长安第三次沦陷的唐朝国耻。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李适在对于四镇之乱的决策中是频频失误的，才最终造成了奉天之难席卷整个唐朝北方的大灾难。这种情况也说明了李适能力平庸却要刚愎自用，对于大臣极度不信任，才酿成了这种恶果。如果他能够在罢免朱泚兵权后果断处置，就不会有后来的泾源兵变，至少能在乱局中力保长安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