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意大利移民查尔斯·庞兹在波士顿发布了一则广告，声称自己正在为一家高效益的企业投资，并许诺投资者将在三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但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企业。

当吸引了足够的投资者后，庞兹把新投资者的钱付给了前一拨投资者，把前一拨投资者变成了自己的活广告。

由于庞兹的第一批投资者都赚到了钱，给庞兹投资的受骗者规模如同滚雪球一样地扩大，短短7个月内就有3万人加入了骗局。

在破产之前，庞兹共拉到了超过1500万美元的资金，在美元实行“金本位制”的年代，美元的购买力相当惊人，1美元可以兑换1.06克黄金。

这笔巨额的财富让庞兹过上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豪奢生活，不仅他用的“文明棍”是金子打的，连烟斗都镶上了钻石。

但是，任何骗局终究是要曝光的，1920年8月庞兹宣告破产并锒铛入狱，为了纪念他对“金字塔式连环诈骗案”的“原创”贡献，后人将此类骗局命名为“庞氏骗局”。

骗局始祖查尔斯·庞兹

庞兹进去了，但是一个个新的庞兹如雨后春笋般络绎不绝，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因为他们虽不懂投资，却极懂人性中不可分割的贪欲。

1991年8月8日，无锡县（无锡市辖县）一家名为“新兴工贸联合公司”的企业门口鞭炮喧天，敲锣打鼓，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这家公司的手笔之大在当年的无锡市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新闻：不仅大摆150桌宴席，桌桌都是山珍海味，而且还给每位来参加庆典的嘉宾发了288元红包。

数据显示1991年无锡市职工人均收入才2600多块钱，约合每月工资223块钱，288元的红包大概相当于2021年的每人6800元，这怎能不令人震惊！

绝大部分人都难以想象，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会这么有钱！

而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家公司的老板邓斌竟然是一个目不识丁的53岁中年妇女，就在几年之前，她还被丈夫嘲笑“如果你能当总经理，那么全国的人都可以当总经理了”。

90年代的无锡

原先邓斌只是无锡变压器厂的一名普通绕线工人，但生来就不安分，早在1978年就因为投机倒把被工厂开除。

1988年，南下深圳淘金的邓斌结识了中兴公司的李允若，两人商定以合作经营空调压缩机为名，以高利息为诱饵向他人吸收投资。

邓斌拿着通过李允若活动来的2000台空调压缩机的合同四处招摇撞骗，向别人说自己经营的是一次性注射器、医用手套、丝素膏等高利润生意，投资回报很高，很快拉到了新的投资，二人第一个骗局就赚了9万元。

但借来的钱毕竟要还的，为了借新债还旧债，邓斌在非法集资的路上一发不可收拾。

到最后，邓斌的疯狂连李允若都感到害怕，为了避免把自己也拖下水，他悄悄地向北京的上级公司反映了邓斌非法集资的情况。

很快北京总公司便派人到无锡调查邓斌的底细，结果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北京来的“特派员”韩万隆和李明二人也被邓斌的“红包炸弹”所击倒，转而开始支持、包庇邓斌的“事业”。

曾风光一时的沈太福

当时正值在全国影响恶劣的沈太福非法集资案发，金融圈和监管层风声鹤唳，而这些人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向上级汇报“邓斌绝不是沈太福”。

更加恶劣的是，韩万隆和李明从邓斌那里大捞好处之后，又把邓斌介绍给了“上面的人”：时任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第三局政委、党委书记的李敏（1997年被“双开”）。

李敏曾经担任过北京市某“大领导”的秘书，通过李敏这条关系线，邓斌的犯罪网络很快延伸到北京，并获得了更多“保护伞”式的背书，使其非法集资的罪行不仅没有暴露，反而愈发猖狂。

邓斌于1991年成立的“新兴公司”，就是这样一个官商勾结形成的怪胎。

当时的新兴公司据称有28家分公司，业务远达广东、香港、澳门，每年向政府上交的利税达上千万元，而且在邓斌的指示下还向上级多交了370万元的税金。

其实所谓的“28家分公司”根本就不存在，是邓斌让人在香港、澳门设立了几十家空壳公司，把投资人的钱交给手下在空壳公司的账户里转了一圈，就有了所谓的“产值”和“利润”。

高回报率是非法集资的常见套路

为表彰邓斌作出的“贡献”，无锡市、无锡县（后改锡山市）有关部门先后授予邓斌“女企业家”、“十佳新人” 、“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还有十多家单位聘请邓斌担任荣誉职务或单位顾问。

新兴公司又以大手笔购置数十处地产，公司门口豪车成排，几乎月月都搞盛大活动，热闹非凡。

见过有钱的，没见过这么有钱的，这样看来新兴公司的实力可谓相当“雄厚”。

从1991年到1993年，邓斌成了全无锡家喻户晓的人物，她的名字的含义几乎等同于“财神爷”，而新兴公司的行事也越来越高调。

无锡梅园有一座始建于唐代的开元寺，1983年市政府组织重建开元寺，前后耗时8年，到1991年时开元寺玉佛楼落成，全寺重建工作基本完成。

就在寺庙落成后的这一年，邓斌便豪掷15万元给开元寺赠送了一口铜钟，并在钟上刻了自己家人的名字。

无锡开元寺：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那时候的15万元，可是接近无锡市20个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

这也不算什么，短短两三年时间里，邓斌给各个政府机关、社会团体捐赠了850多万元，又拿出30万元为位于今天惠山区的吴文化公园建造了一座漂亮的阁楼。

该公司甚至高调地拿出70万元收购了一项所谓的“科研成果”。邓斌连报纸都看不懂，更别提什么科研文件了，所以这项成果买来之后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来自于新兴公司近乎天文数字一般的非法集资。到1994年年中时，新兴公司的集资总额已经超过了32亿元。

90年代初的32亿元是什么概念？1993年无锡市的GDP才400亿出头，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34亿元。

新兴公司的集资额度相当于无锡市政府一年的收入，把32亿元变成百元大钞头尾相接，可以从哈尔滨一直连到海南三亚。

32亿元一般人根本没见过

对于1993年的中国人来说，32亿元根本是听都没听说过的巨额财富，当年叱咤风云的“首富”牟其中靠“罐头换飞机”的绝世操作也才赚了1亿元。

很快新兴公司又升级为“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随着新兴公司给出的收益率越来越高，骗局的味道也越来越浓。

邓斌所开出的收益率，最低的也是惊人的60%，甚至高达120%，达到了当时银行存款收益的10-20倍，就算是当年沈太福承诺给别人的收益率也只有24%。

收益率超过10%的理财产品就很难保证是稳赚不赔的，收益率超过60%的理财产品则只能用“疯狂”来形容了。

邓斌手下招募了100多个帮忙拉投资的“业务员”，足迹遍布华东，其中干得最出色的就是和她年龄相仿的几个退休妇女，后来所谓的“五朵老花”。

只因这些退休妇女接触的人群比较单纯，没什么文化水平又很贪心，一听到有10倍于银行存款收益率的项目，恨不得倾家荡产也要把钱拿出来投到公司里去。

非法集资受害人

比如无锡电子工业公司出纳会计姚静漪，一个人就拉了1.16亿元的投资资金，涉及27个单位和大批个人，其本人从中获取非法收入1240万元。

又比如某贸易公司经理黄桂芬先后介绍非法集资40起，总额1.047亿元，非法获利494.74万元。

胆大妄为的黄桂芬还里外通吃，侵占了集资“利息”424.8万元，从中又向邓斌返还了4万元的“好处费”。

其他一些邓斌的“得力干将”们，拉来的资金普遍都达到上千万元，个人非法获利几十万到上百万元不等。

据统计，从1989年开始到1994年，5年不到的时间里共有7个省的368家单位和31名个人参与了新兴公司的所谓投资“业务”。

其实参与新兴骗局的个人数量远远不止这么点，当时在江阴市下面的一个镇，全镇就为新兴公司集资3900万元，其中2700万元为个人集资款，涉及3000多户近4800人，占总户数一半以上。

90年代的江阴还没有发展起来

4800人集资2700万元，相当于每个人才5600多块钱，这拿出来的不是什么存款，而是家家户户的养老钱、保命钱。

而新兴集团的这些犯罪分子随随便便吃的回扣，送出去的贿赂、乃至举办一次活动挥霍的钱财都超过了好几户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简直令人发指。

邓斌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她对社会及人性的阴暗面却可谓了若指掌。

她深知在无锡从事这种非法勾当，没有当地的“保护伞”也是不成的，于是便掏出91万多元的巨款，邀请当地相当一部分干部及其家属出国旅游，一切吃穿用度全部由新兴公司买单。

所谓新兴公司拿出的“报销款”，本质上还是集资人的血汗钱。

而且，她的非法集资项目有一定的“规则”：凡是上面“领导”投资的款项，一定是先兑付、高息兑付，“领导”不方便出钱投资的，就由其家属代为出面投资。

给高档消费“买单”本质上也是贿赂

反正“领导”往新兴公司投的钱，一定是稳赚不赔，没有风险，而其他人投的钱就不一定了。

就这样，邓斌把当时无锡市政府、市政协、检察院的部分领导干部，如副市长丁浩兴、市检察院检察长高振家等人也拉下了水。这些人的家属赚到了钱之后，又开始为邓斌摇旗呐喊，到处做广告。

新兴公司的非法集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高回报率的生意，使得无锡和周边几个县市的一些企业主们也放弃了主业，开始转投邓斌旗下搞集资，一起诈骗。

一时间，无锡百业萧条，唯有饭店、夜总会、KTV、洗浴中心的生意火爆异常，门前迎来送往，车水马龙彻夜不息。

随着新兴公司的非法集资规模节节攀升，与之一起水涨船高的还有公司的财务窟窿，因为纯属空转的公司无论如何都无法填上缺口，炸弹爆炸只是时间问题。

1993年年中，党中央、国务院开始大力整顿金融秩序，6月24日，出台关于严控金融机构违章拆借、制止乱集资、收紧信贷的宏观调控“十六条”，全国震动。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决定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人选，3天后国务院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一向以铁面无私，强硬反腐的新行长发表讲话，提出对金融工作“约法三章”，即：

一、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

二、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

三、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借贷资金，银行与自己兴办的经济实体彻底脱钩。

他给参会的行长们下了“死命令”：40天内必须把拆出去的贷款收回，如果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严惩不贷。

1993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据说，忐忑不安的行长们回去之后，全国电话交换台的通话量立刻暴增。

“约法三章”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开始全面收紧银根，新增信贷额度大大降低，由于无法借到足够的新资金，到1994年上半年，新兴公司的投资产品开始不能兑付。

这枚已经无法控制，威力几乎等同于核弹的金融炸弹终于轰然爆炸了。

1994年6月底，发现自己受骗上当的部分江阴群众写信向江苏省委、省纪委举报邓斌非法集资问题，指出新兴公司的非法集资额已逾10亿元，至此邓斌的惊人罪行才曝光于天下。

经初步调查发现，邓斌涉案金额实在太过庞大，已远远超过了非法集资10亿的沈太福，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经济犯罪案件。

截止案发时，新兴公司共非法集资32.15亿元，仅归还本金15.9亿余元，尚欠本金16.2亿余元，案件涉及金额之巨、情节之恶劣惊动了中央。

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作出指示，要求彻底查清全案，惩治犯罪，搞好清退，维护社会稳定。

督办邓斌案的刘丽英有“女包公”之称

8月1日，中纪委牵头国务院办公厅、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财政部等十几个部门协调处理邓斌非法集资案，最终决定由时任中纪委常委刘丽英负责督办该案。

此时，最高法、最高检派驻无锡的专案组和江苏省、无锡市的法院、检察院、公安人员合计达上千人。

因为案件牵涉面实在太广，最后形成的卷宗有700多本，光邓斌、韩万隆两人的卷宗就有99本、15000多页，还有40多本账册、48万多张票据。

经过多方追缴及债权拍卖变现，最后邓斌等人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仍有12亿元，涉及上百家企业和上千名个人，社会影响极其恶劣，造成的教训极为惨痛。

本案中先后被逮捕归案的犯罪嫌疑人达80多人，包括6名厅级干部和9名处级干部，还有包括40多名厅级干部在内的近20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1995年11月13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贪污罪、投机倒把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邓斌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搜遍全网邓斌也只有这一张照片

1995年11月29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邓斌被执行死刑。

邓斌案对新中国法制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推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年，我国完善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制度，其中《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正式确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

1995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进入专业化、正规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