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历史上，安徽寿州人孙毓筠是一个出镜率颇高又极具争议性的人物，堪称民国一位奇人。他曾想当官、想做和尚，干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革命，后来却变成帝制的鼓吹者。

孙毓筠为人，举棋不定，见异思迁。

他中了秀才之后，看到族长孙家鼎官高爵显，很想做官当老爷，便纳资捐了同知，又加码损了个三品道台。

后来读《楞严》、《圆觉》诸经着了迷，又想出家做和尚。

1905年，他听说桐城人吴越行刺五大臣，一举成名天下知，内心颇为羡慕，下决心做革命党，于是先送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到东京。次年3月，他也东渡加入了同盟会，时年25岁。

孙毓筠在东京时担任同盟会总部庶务总干事，这个职务原由黄兴担任，其地位仅次于总理，总理离职时可代行其职权。可以说，孙毓筠也算得上同盟会骨干 、革命元老。

1906年底萍浏醴起义爆发后，东京的同盟会会员纷纷要求回国参加革命，孙毓筠与其乡人段云、权道涵等人本命到南京策动新军起义。

孙毓筠等三人到了南京不久，即因叛徒出卖被捕。孙在狱中，自觉毫无生还可能，不料事情却发生了转机。

原来，两江总督端方知道孙毓筠是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的本家后辈，便将案情电告，有笔下超生之意，孙家鼐回电请端方“严加管束”，言外亦有刀下留情之意。

同时，杨度、程家树等人也纷纷致电、写信给端方，请其“爱惜名士，从轻发落”。

端方在给杨度的回信中说“孙生文理通顺，门第高华，当秉雅谊，求人于轻”。他找了一个姓何的道台到狱中去看望孙毓筠，指点他在口供中只谈政治改革，莫讲民族革命。

孙毓筠于是写了一篇长文，分析中国革命人士有两大派别，一为政治革命，所求者为改良政治，以达富国强兵之目的；一为种族革命，反对清朝政府，后者尤以孙文、黄兴为首，而黄兴尤为暴烈，其党徒多为湖南人。

他最后献策说：“午帅如要杀我，我死得其所，决不怨天尤人。但为午帅计，对革命党人不必株连太甚，这是消饵祸变之一法。”

孙毓筠作了这种“政治革命”的供词，端方替他开脱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于是处以五年监禁。

虽说是监禁，端方又把孙毓均安置在衙门花园里读书，以示优待故人子弟。而孙毓筠的同伙段、权二人，反被判处终身监禁，发往原籍寿州执行。

武昌首义胜利后不久，南京亦告光复。孙毓筠恢复了自由，便被任命为革命军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

当时，安徽各地称兵独立的革命党人，彼此割据一方，组织军政分府，互不相让，实则一盘散沙，已成无政府状态。

1911年12月12日，安徽省内各军政分府派出代表在安庆召开临时省参事会推选都督。各派人马彼此不服，最后淮上军总司令王庆云、芜湖军政分府吴振黄、庐州军政分府孙万乘等人提出，以孙毓筠为安徽都督人选，竟得会场一致通过。

孙毓筠是同盟会中颇有影响的一名会员，早年奔走革命，一般人都以为他在清政府狱中受尽苦难，却毫不动摇变节；他在故乡毁家兴学，为鼓吹民主革命，造就革命人才，曾创办寿州小学、不仅是在皖北，在整个安徽亦甚有声望；他又与安徽境内各派势力没有什么大的利害冲突，所以他便成了安徽都督的当然人选。

不久，同盟会总部宣告孙毓筠为安徽都督，省参事会亦派员前往上海，迎接新任都督。

孙毓筠启程后，行至铜陵大通时，不料竟被光复会会员、大通军政分府都舒黎宗岳所阻。

黎宗岳本属浔军，因率部进攻南京时道出大通，便在大通组府，截留税款，自称皖军都督。此次孙毓筠被举为都督，黎心中忿忿不平，便以武力阻孙往任。

孙毓筠不得已退回芜湖，芜湖军政分府又专门派兵护送他前往安庆，孙的皖北同乡、镇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也派手下朱雁秋部护送。12月21日，孙毓筠终于抵达安庆，就任都督一职。

孙毓筠在安徽为老百姓做过一点好事。皖省迭遭兵燹，民生困苦，孙毓筠于l2月27日颁布了《行军赏罚令》，规定各军官兵，凡犯有私取民物、奸淫妇女、借公泄私等十三款之一者杀；犯有酗酒滋事、强买民物等五款者罚。

自此以后，安徽境内民心始渐安定。避乱于外地者，也逐渐回乡、重操旧业。

为了统一民政、军政，孙毓筠又下令裁撤省内各军政分府，各地民军照正规军样式加以编制、训练，准备北伐。

在这些民军中，由韩衍、管鹏领导的青年军训练有素，成为孙毓筠所依靠的主要武装力量。

1912年初，因大通军政分府黎宗岳拒不执行省令，南京临时政府命令柏义蔚带领水陆各军进攻大通，黎遂没罪逃亡。

但是，孙毓筠井未因此就高枕无忧，去了一个黎宗岳，柏文蔚又拥兵自重，渐生取孙而代之之心。

孙毓筠的支持者韩衍发表文章骂柏文蔚参加革命是为了抢夺地盘，柏一则的确心怀恼恨，二来也是为了杀鸡敬猴，竟派自己的族侄柏若浩潜往安庆，将韩刺死。

事情闹到孙中山那里，孙认为孙毓筠、柏文蔚两人同为安徽革命老同志，谁应做都督，还是让他们之间自己协商好。

孙毓筠原来是想用南京临时政府来压制柏文蔚，现在见不起什么作用，而柏气势咄咄逼人，遂于1912年4月21日被迫请假离职。

是年7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免去了孙毓筠的安徽都督职务。

1913年后，孙毓筠迁往北京定居，与同盟会的关系日渐疏远。袁世凯为了拉拢他，聘他为公府高等顾问，月支津贴八百元，这在名誉职位中算是较高的待遇了。

袁世凯又提名他为陆征祥内阁的教育总长，因未获临时参议院通过而作罢。

这一时期，孙毓筠的表现越来越近于荒唐，竞与张绍曾、王揖唐等人发表联名通电，痛骂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参议院为“奸府”，公然主张袁氏独裁。

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时，他曾组织国事维持会，名为调和南北，实则为袁世凯张罗。

1914年3月18日，约法会议在北京开幕，孙毓筠被袁世凯任命为议长。在孙毓筠、施愚等人的竭力效命之下，约法会议开足马力在40天内制定了一部袁记《新约法》。

在约法会议至总统的咨文中，大肆污蔑《临时约法》违反国民公意，必须“改订约法，扫除障碍”，又大肆吹捧《新约法》。

1914年5月26日，袁世凯下令设立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又任命孙毓筠为参政院参政。

孙毓筠早年在东京时，即与杨度相识，在南京入狱后又得杨度营救，故两人私交甚好。杨度要为袁世凯鼓吹帝制复辟，苦于孤掌难鸣，便邀请孙毓筠参加。

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杨度自封为理事长，并任命孙毓筠为副理事长。自此，孙毓筠完全被拖下水，成为一个复辟分子。同年12月，孙毓筠还出任了袁世凯的登基大典筹备处副处长。

帝制失败之后，孙毓筠于1916年4月逃离北京，躲入天津租界。同年7月14日，北洋政府以总统黎元洪的名义发表了惩办帝制祸首令。

有惩办帝制祸首令在外，孙毓筠不得不蛰伏于天津租界内，无所事事，直至1918午3月15日，北洋政府对所有洪宪、复辟两案被通缉的政治犯一律予以赦免，才得以恢复活动自由。

1924年，河南督军胡景翼为发展豫省军、民两政，广纳各界人才，孙毓筠应胡景翼之邀，前往开封做客。

同年，孙毓筠病死于开封，终年52岁。

参考资料：《中华民国史新论》（三联书店）、《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社会》（中华书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