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少将马当战役失败撤职判刑后当汉奸，他叔叔说奉命投敌免死罪
1938年6月，长江上游天险马当要塞在日军突袭下仅两天即告失陷，这场战役不仅打开了日军西进的通道，更埋下了一个关于军人命运的悲剧。作为增援部队的国民革命军第167师在关键时刻迷失方向，贻误战机，导致要塞陷落。随后，师长薛蔚英被处以极刑，而副师长刘夷则锒铛入狱。然而，命运给了刘夷两次转机：一次是其叔父、国军上将刘峙保他出狱；二次是抗战胜利后因叔父＂奉命投敌＂四字之证，使其免于死刑。这位黄埔二期毕业生，从国军少将到汪伪政权高官，再到最终逃脱死罪，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折射出那个动荡年代军人命运的大起大落。
长江天险 马当要塞
在江西彭泽的长江岸边，矗立着一座令人生畏的马当山。这座山峰横亘江中，将浩荡长江一分为二，形成了一处天然的军事要塞。
马当山形似骏马，横贯大江，南麓便是马当镇。江面在此处收束，水流湍急，加上丛山环抱的地势，构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关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深知马当要塞的战略价值。为了阻挡日军西进，军方在此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防御工事。
两岸山峰险要处设立了炮台、碉堡和战壕，江面上还布设了严密的水雷防线。这里的军事设施之完备，在当时堪称一流。
驻守马当要塞的是一个军加一个旅，总兵力超过三万人。上级军方认为，以如此充沛的兵力和坚固的工事，马当要塞至少能抵挡日军一个月以上。
这段时期的马当要塞防御司令是中将李韫珩，他统筹指挥整个要塞的防务。而后来在战役中担任重要角色的167师，其师长薛蔚英和副师长刘夷都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
薛蔚英出身山西吕梁临县一个贫困家庭，少年时靠买猪肉维生。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太原学兵团一路考入广东黄埔军校，之后在军中逐级晋升，最终成为167师的师长。
刘夷则是江西吉安人，出身军人世家。他是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其叔父刘峙更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高材生，在军界颇有声望。
马当要塞的设防本应固若金汤，却在1938年6月迎来了最严峻的考验。日军的突然袭击，打破了这里看似平静的表象。
这座被称为＂长江门户＂的要塞，即将迎来一场改变诸多人命运的重大战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军事要塞的得失，往往牵动着无数将士的人生轨迹。
日军猛攻 马当要塞两日陷落
1938年6月初的一个清晨，日军突然从长江上游集结大量舰艇，向马当要塞发起猛烈进攻。日军舰队由数十艘军舰组成，包括巡洋舰、驱逐舰和运输船，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水上攻击力量。
日军选择在黎明时分发动攻击，利用晨雾的掩护突破了马当要塞的水雷防线。江面上的日军军舰展开密集炮击，将火力集中在要塞的防御工事上。
要塞守军在李韫珩将军的指挥下立即进行反击，岸防炮兵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对轰。双方的炮战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硝烟弥漫了整个江面。
日军不仅有水上部队，还出动了大量飞机进行轰炸，对要塞实施立体进攻。守军的防空火力虽然给予顽强抵抗，但面对日军优势装备仍显得力不从心。
在这场激战中，167师作为预备队接到命令，需要从后方增援马当要塞。师长薛蔚英和副师长刘夷带领部队连夜向马当要塞开进。
然而167师在行军途中出现了重大失误，部队在复杂地形中迷失了方向。这支本应在关键时刻驰援的部队，在山区里兜了整整一天的圈子。
与此同时，日军已经在马当要塞北岸登陆，并迅速占领了几处制高点。这些高地上的日军居高临下，对要塞内的守军形成了致命威胁。
要塞内的守军在激战中伤亡惨重，弹药补给也日渐匮乏。李韫珩将军多次向上级发出紧急求援电报，但167师始终未能按时到达战场。
到了第二天傍晚，日军已经突破了要塞的主要防线。守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迫放弃了这个重要的战略据点。
马当要塞的失守，让日军打开了西进的通道。这场仅持续两天的战役，不仅造成了重大的军事损失，更成为了军事法庭上的重要案件。
军方高层震怒，立即展开了战败责任的追究。作为增援部队的167师成为调查重点，师长薛蔚英和副师长刘夷被认定为贻误战机的主要责任人。
军事法庭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严肃审理。考虑到战时用人之际，法庭最终决定对薛蔚英处以极刑，而刘夷则被判处有期徒刑。
这场战役的失利不仅改变了战局，更永久地改变了许多军人的命运。一个军事要塞的得失，就此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也成为了后人研究的重要案例。
在这场战役之后，马当要塞的地位不复存在，但它的陷落过程却成为了军事教科书上的经典案例。这个案例警示后人：战场上的一时迷失，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叔侄二人 权力运作保刘夷命
刘夷在军事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审讯期，他的叔父刘峙此时正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在得知侄子入狱的消息后，立即开始运作营救事宜。
作为保定军校出身的高级将领，刘峙在军界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他多次往返于南京与重庆之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刘夷奔走说情。
在军事法庭的审判过程中，刘峙提供了大量有利于刘夷的证据材料。这些材料详细记录了167师在行军途中遇到的客观困难，试图证明迷路并非有意贻误战机。
通过刘峙的努力，军事法庭最终同意重新审视案情。新的调查结果显示，167师确实在接到增援命令后立即行动，但由于地图不准确和向导失误，才导致部队迷失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刘峙还动用了他在国民党内的政治资源。他找到了几位中央委员，请他们从政治层面为刘夷说情。
这些政治活动收到了显著效果，军方高层开始考虑从轻处理刘夷的案件。考虑到刘峙的军功和影响力，以及战时用人之需，最高军事法庭决定对刘夷的案件做出特殊处理。
1939年初，刘夷获准保外就医。这个决定实际上为他后续的完全释放铺平了道路。
获释后的刘夷被安排到后方担任一个闲职，暂时远离了战场一线。这个安排既是对他的惩戒，也是对刘峙面子的照顾。
然而，刘夷的命运转折还未结束。在后方期间，他通过各种渠道与日方建立了联系。这些秘密接触为他日后的转投日伪政权埋下了伏笔。
1940年，刘夷正式投靠了汪精卫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他的这个决定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因为他此前一直被认为是刘峙的亲信。
在汪伪政权中，刘夷凭借其军事背景很快得到重用。他先后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军令部第二厅厅长等职务。
这段时期的刘夷表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手腕，他不仅在汪伪政权中站稳了脚跟，还在日军占领区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清算汉奸。作为汪伪政权的重要军事官员，刘夷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就在此时，刘峙再次出手相救。他向军事法庭提供了一份重要证明，声称刘夷的投敌行为是奉命执行的特殊任务。
这份证明文件中的＂奉命投敌＂四个字，最终成为挽救刘夷性命的关键。军事法庭在审理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这个特殊的政治因素。
两份判决 一纸证明定生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汉奸清算运动。作为汪伪政权的重要军事官员，刘夷被南京警备司令部逮捕，关押在监狱中等待审判。
与此同时，军事法庭也在重新审理马当要塞战役的相关案件。由于战时形势紧张，当年对167师官兵的处置显得过于仓促。
新一轮审判中，已经被处决的师长薛蔚英案件被重新翻查。军事法庭调取了大量当年的作战记录和相关证据。
这些新发现的证据显示，马当要塞的失守实际上涉及多个层面的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167师的增援迟到。要塞防御工事的设计缺陷、日军情报的泄露、总部指挥的失误，都是导致战役失利的重要原因。
然而，这些新证据对已经牺牲的薛蔚英来说为时已晚。军方只能在内部文件中对他的案件做出平反说明。
刘夷的处境则更为复杂，他面临着两项重大指控：一是马当要塞战役中的军事失职，二是投敌叛国罪。军事法庭决定将这两项罪名合并审理。
就在此时，刘峙提交了那份关键的证明文件。文件中详细说明，刘夷的投敌行为是受到特殊指令，目的是打入敌方内部获取情报。
这份证明立即在军事法庭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质疑证明的真实性，也有人认为即便是奉命投敌，也不应该在伪政权中担任要职。
法庭组织了多次听证会，传唤了大量证人。包括当年在汪伪政权中的一些人员，他们对刘夷在任职期间的表现进行了证实。
审判过程中，检方提出了大量不利于刘夷的证据，包括他在伪政权中发表的言论和签发的文件。这些材料都显示他确实积极参与了伪政权的军事活动。
但辩方则强调，正是因为身居要职，刘夷才能获取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他们还提供了几份据称是刘夷秘密传回的情报文件。
在多方势力的角力下，军事法庭最终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判决。刘夷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但考虑到＂奉命投敌＂的特殊情况，给予减刑处理。
这个判决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争议。许多人认为对汉奸的处罚过轻，有违抗战精神。但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这个判决已经是最稳妥的处理方式。
刘夷最终只服刑了不到三年就被释放。他获释后远离政坛，在江南一个小城过起了平静的生活。
这起案件成为了民国时期军事审判史上的经典案例。它不仅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生态，也展示了人性在战争环境下的复杂面向。
人们至今仍在讨论，那份＂奉命投敌＂的证明到底是真是假。但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答案，它已经随着那个时代的落幕成为了历史的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