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就是刘伯温，历史上的著名谋士。在民间传说里，刘基更是半神级别的人物，差不多仅次于诸葛亮。关于他料事如神的传说很多，据说还作有一首逆天级别的“烧饼歌”准确预测了几百年后发生的事情。

这大多是后人的神化，刘基有能力，但没这么神。他投到朱元璋麾下后一路从征，平定张士诚、陈友谅以及北伐中原等大事，刘基都深度参与并给出重要意见。

刘基真正的长处是天文学，这点没人能超过他。在计谋上，朱元璋还有一大堆谋士，刘基或许很重要，但缺了刘基，朱元璋照样玩得转。朱元璋真正信任的还是自己的淮西班底，在文臣之中，首推的是李善长。

哦，李善长，不提到他，我们几乎要将他遗忘了。

这位早期就投靠朱元璋的文士，在一路征战中就像不存在一样。不见他有多么伟大的计谋，光辉的事迹，自从在太平他露了一下脸，被封为帅府都事，然后直到修建中都才提到他，身份已经是前丞相，中间十几年，他似乎就再也没有闪过光。

这很正常，李善长的职位要求就是尽量默默无闻，如果他闪光了，那说明坏事了。

李善长，长期担任的是内政和后勤工作，这些工作最大的要求是稳定。

军队在前方打仗，没有后勤如果在朱元璋的军队中李善长的名字被频频提起，说明后勤出问题了。

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打仗就是拼资源，许多战役不是强攻下来的，是靠资源把敌人耗死的。

朱元璋需要一个既能作好规划，又能落地执行的人才，他的目光扫来扫去，落到了李善长身上。

老李也不含糊，他拍拍胸脯：老板你在前面只管使劲打，吃不上饭算我的。

保证一次战役的后勤或许不算太难，难在次次保证，不出一点岔子。

李善长做到了。

陈友谅地盘比朱元璋广大，张士诚钱粮比朱元璋富裕，和他们拼资源要精打细算，这不光是笔军事账，也是笔经济账。李善长没有在前线搏杀，他同样居功至伟。

李善长的地位不是凭空来的，他始终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朱元璋称吴王时，徐达是左相国，李善长是右相国。当时尚右为尊，李善长的实际地位比徐达还高，相当于国务院总理。而刘基封了个啥呢，太史院使，就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

管个后勤就比徐达还牛了么，当然不是，李善长是个全面的管理型人才。他还管行政，管经济，这些繁琐的工作，哪一样都让人头大，李善长还样样管得有声有色。总之老板你啥都不用操心，只管开拓市场，家里交给我准没错。

——太祖有所招纳，辄令为书。前后自将征讨，皆命留守，将吏帖服，百姓安堵，转调兵饷无乏。尝请榷两淮盐，立茶法，皆斟酌元制，去其弊政。既复制钱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

朱元璋把李善长比作自己的萧何，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李善长封韩国公，年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位列群臣之首。

那一年，李善长同时得到的还有如下官职：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改官制，以左为大）。

一串高大上的职务晃得人眼晕，只有一个词能形容：位极人臣！

交待完刘基和李善长，要请出我们的主角朱元璋了。

历史上，所有开国皇帝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建国以后，如何对待开国功臣？

这事很有门道，一个处理不小心，就会危及自己千秋万世的基业。这事也很复杂，要谋定而后动。

这个逻辑有个名词叫做：功臣政治。

“自古帝王之兴，曷尝不建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乎！”功臣政治是每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功臣崇拜是古代传统政治观念的基本内容之一，这是古代政治迷信的一种表现形式，即通过以往的功业来发现和肯定功臣拥有相应的德行和能力，把功臣推举到相应的权利登记，这就是“以功次定朝位”的观念基础。

帝国建立之初，往往根据参与缔造新朝的功绩进行政治权利的分配，这种政治管理体现出成功的政治集团首领与其他人员的人情债务清算，也是使这一政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关系进一步强化的方式。

所以第一步就是大封功臣。

王朝初期，也是功臣政治最为炽盛时期，但是功臣政治被取代是必然的，因为随着王朝的发展，它的存在已经不再具有历史合理性了。

建设新政权与摧毁旧政权相比，需要更高层次的政治人才。而中国古代的功臣崇拜与功臣政治，常常表现为军功崇拜与暴力政治。

由于新政权一般都是以军事方式奠立基础的，所以功臣大多是军人出身。军人在战争中的特殊地位，使得他们不能不成为战后建立新王朝的主要支持力量。战争功臣是功臣政治的主要力量，但以军功授官，也容易导致军人以军事管理方式强力推行苛政的政治局面。

典型例子是秦朝，秦朝以军人为官吏，使各级行政机构都易于产生极权暴力的倾向，使统一后不久即应结束的军事管制阶段实际上无限延长，终于酿成暴政。

功臣政治还有另一个明显的特点：功勋与政治权利都可以世袭。

这种世袭制度很早就已形成，以家族为单位发展为世袭政治，然而这些家族终于逃不过殒命亡国的命运，其主要原因在于其自身素质的进一步退化。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他们占据了与能力不相称的地位，真正优秀者寥寥无几，不能为促进政治的进步有任何重要的建树。

“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身上自带土匪习气，在政治形式逐渐进步的历程中，功臣政治的弊病越来越突出地显现出来。当权者逐渐注意到，要完善政治，必须有效吸引和任用贤能之士，即从功臣政治向贤臣政治过渡。

这一点从汉朝开始表现得很明显，汉初受封功臣有百余人，到了汉武帝太初时期，仅余五候。

这是第二步：将功臣政治修正为贤臣政治。这个步骤往往不得不经历艰难的转折过程，后世君主们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

成王败寇，我们只看成功者的做法。

有的皇帝，比如刘邦，该清的清，该洗的洗，功劳越大越倒霉，人们把这叫“功高震主”。

另一种皇帝，比如赵匡胤，来个“杯酒释兵权”，一顿酒，唠唠嗑，就让老兄弟们主动退休。

还有的皇帝，比如李世民，基本不动功臣，爵位不动，官职不动，只要你想干，可以一直干到倒在工作岗位上。

看上去选择大不相同，不过有一个共同点：皇帝们作选择时，手里都拿着刀。

有的刀是明的，刘邦就是，提起来就是一顿嘁哩喀嚓，这比较好理解。

有的刀是笑里藏刀，赵匡胤就是。“杯酒释兵权”解释起来很复杂，绝不是字面意思那么简单。那几位被请喝茶的老兄弟都是禁军宿将，只是被部分地削减了兵权。而且功劳越大，在皇帝眼皮底下干活就越危险，油水也远不如军政一把抓的地方大员。

从晚唐以来，将领立功后从中央出镇地方当节度使（肥缺），这几乎成为惯例，所以他们并没有那么抵触。就算赵匡胤不请他们喝酒，也有将领也会主动问：老大，说好的节度使印呢？关键是，你要是表示拒绝，几乎等于宣布我有篡位之心，过几天很可能会得到风声，皇帝正在宫里磨刀。

有人觉得这是赵匡胤心怀仁慈，其实该说是深谋远虑，利用前朝的惯性，把它伪装成正常的人事调动，重组自己的禁军。同时，逐步设法削减节度使的兵权，这也是个长期的过程，一直延续到宋太宗一朝。

李世民就更牛了，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开国功臣，所谓的“功高震主”在唐太宗这里不存在。而且，玄武门事实上就是一次最残酷的政治清洗，能杀的杀，能收的收，活儿基本都干完了。

李世民自己就是一口最锋利的刀，不用出鞘就能感受到森森杀气。

出征高丽时，大唐战神李靖年老重病，不想跟着去折腾了，拒绝了皇帝派来的使者。李世民一听，亲自跑到李靖府上去探望。李靖明白他什么意思，再次推辞：老臣不是不想去，只怕去了就得死在路上，让我安安静静在家等死行不行？李世民呵呵一笑，拍着李靖的背安慰他：加油啊，当年司马懿也是又老又病，照样能撸起袖子为魏国立功...（帝抚其背曰：“勉之，昔司马仲达非不老病，竟能自强，立勋魏室。）

李靖一听这话，立马从床上滚下来磕头：这点病不算啥，我还能坚持一下。（靖叩头曰：老臣请举病行矣。）

司马懿是装病，李靖不是，没走到一半，他的病情恶化，再也无法前进了。（至相州，病笃不能进。）

这事解读一下就是：李靖向皇上表示，我岁数大了，重病在身，不在你身边也不会搞事。皇上表示，岁数大小都不是事儿，你不看看司马懿。潜台词是，你这么牛逼，我实在不放心把你留在家里，怕你学司马懿啊。

这些例子说明，不管第二步怎么选，皇帝们心里明白得很，功臣政治的存在对他子孙的统治有害无益。功臣当然需要参与执政以及功勋具有永久政治效力的迷信必须破除，转为贤臣政治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

转型比较暴烈的做法是斩尽杀绝；温和一点的做法是削夺他们的主要权力；最温柔的办法是建立散官、勋官制度，给功臣荣誉和物质奖励，却不给予与其实际行政能力不相称的政治权力。

虽然法度有更替，制度有变迁，开国功臣的命运总也逃不出这几种。然而这些办法绝非一锤子买卖，帝王们的选择还要综合考虑到各种内外因素的互相作用。

那么，现在轮到朱元璋了，他该怎么选呢？

先看结果，朱元璋的模板是刘邦，他最后选的也是刘邦的方式。

朱元璋在位31年，总共封出去10个公、52个候、3个伯。

十个公爵里，一半被处死、除爵，够惨了吧。

跟侯爵比，差远了！五十二个侯爵里，有50个因罪被族诛、除爵，善终的仅有两人。

伯爵就三个，咔嚓了俩。

看来，明初最危险的事莫过于被朱元璋封爵。

朱元璋是杀人狂吗？当然不是。

那么是他太过无情无义吗？先别急着说朱元璋冷酷，了解了原因再下结论不迟。

好了，绕了一大圈，终于可以说回凤阳遇咒和刘基之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