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前，有“南天王”之称的陈济棠在广东主政多年，他留下的不仅有诸多建设功绩，还有众多以女性“秀英”命名的地名。
他与妻子莫秀英育有十一个子女，即便离世四十余载，他仍遗愿与之合葬，足见二人夫妻情深，恩爱至极。
谁能料到，他们初次邂逅的缘由，竟是女子因未育而被夫家遗弃这一不幸遭遇。
【少年莫五姑】
莫秀英1900年生于广东高州茂名，谈及她的原生家庭，境况颇为堪忧。
举例来说，官方记录通常将她的全名记为“莫秀英”，不过也存在另一种说法，即她的名字实为“莫漱英”。
她连大名都鲜为人知，由此可推断出，她少年时期在家中并无显著地位。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根据排行习惯性地称呼她为“莫五姑”。
尽管成长条件不佳，莫秀英自幼便展现出聪慧且积极进取的特质。
她紧抓各种求学机遇，不仅学会了基础的读写，还曾师从高州著名的梨园艺人，研习粤曲。
至今，鳌头镇的一家老店铺内，依然悬挂着她亲手题写的牌匾，字迹依旧清晰可见，彰显着往昔的风华。
她的粤曲技艺广受赞誉，不仅嗓音优美演唱出色，且在操琴方面亦技艺精湛，表现非凡。
旁人难以断定，她费心学习这些“才艺”，是为了消磨时光，还是意在为自己积累更多生活技能。
然而回顾过往，若非凭借这些才艺，她或许无法入陈济棠之眼，更无法携手共度，演绎那段多年来的传奇人生。
【“无子”引发的婚姻悲剧】
莫秀英约莫十三四岁时，遵从父母之命，离家前往电白，许配给一位远亲，从而开始了她作为童养媳的生活历程。
在婚姻不能自主的年代，盲婚哑嫁犹如碰运气，幸福与否、生活好坏，皆取决于天命，无从预知与把握。
对莫秀英而言，这次婚姻无疑是不幸历程的起点。
最初数年，莫秀英凭借清丽容貌与聪明伶俐的性格，极善赢得他人好感。
所以，不论是婆家成员还是丈夫本人，在初始阶段都对她表现出了相当不错的态度。
然而，时光流转，未能孕育子女逐渐成为了她备受指责的一大缘由。
她嫁入夫家后，逐渐遭受百般嫌弃，日常中频遭冷遇，更面临各种暴力对待，生活陷入困顿。
众所周知，在旧社会的大环境下，那些无法生育的女性面临着极为严苛的对待。
她们常被迫承受不应有的责备与重压，且在物质与精神层面均可能遭受严苛对待。
六年后，婆家与丈夫决定再娶，莫秀英因此收到休书，被无情地逐出家门。
在那个认为“出嫁女如泼出水”的年代，她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不难想象，困境重重。
她被夫家驱逐，娘家拒绝收留，就连外祖母家也不愿再为她提供庇护之所。
最终，走投无路的莫秀英只得自己寻找出路，通过他人引荐，在舞厅找到了一份工作。
自幼学习的才艺终得展现，她凭借出众的相貌气质和粤曲功底，在舞厅谋得唱曲伴舞之职，并在此际偶遇了时任连长的陈济棠。
【邂逅陈济棠】
在广东地区，新中国成立前，陈济棠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人物。
他生于广西防城港附近的客家地区，后晋升为国民党一级上将，曾任中央执行委员等职，长期主政广东，被誉为“南天王”。
当然，当他们在电白碰面时，陈济棠仅是初出茅庐的连长，受命驻守阳江、电白区域，以确保当地秩序安宁。
后续情节宛如琼瑶《情深深雨蒙蒙》所述：未显赫的军官觉此女子貌美心善，且面相极具“旺夫益子”之相。
两人自相识后日渐亲近，最终在军中同袍的协助下，于军营中仓促设宴，完成了婚礼。
莫秀英终于有了依靠，结束了漂泊生涯。尽管陈济棠已有妻室，她只是妾，但他对她情深意重，待遇优渥。
陈济棠娶莫秀英后，更巧的是，十年间他在军中的职位迅速攀升，职场之路也极为顺畅，几乎没有遭遇大的挫折与失败。
有传言称，莫秀英腰部有金黄肤色，且肚脐旁长有朱砂痣，陈济棠视此为“腰缠黄金带、腹藏黑钻”的吉兆，深信这对他的事业极为有利。
陈济棠与妻子关系和睦时，其事业与战事常顺风顺水；而一旦两人发生争执，他的事业便会遭遇诸多不顺。
随着时间推移，陈将军对妻子的心理依赖日益加深，这种依赖感变得越来越强烈。
实际上，抛开迷信不谈，“家和万事兴”这一说法确实蕴含深意，它强调了家庭和睦对一切顺利的重要性，逻辑清晰且言之有理。
无论性别如何，家庭关系若不稳定，人易心绪不宁，从而难以集中精力于事业发展。
经年累月的正面互动后，陈济棠在正妻离世不久便将莫秀英视作正式“夫人”，莫秀英随后陆续为他诞下七子四女，共计十一个子女。
【陈济棠夫妇与茂名】
陈济棠与莫秀英之间的感情深度究竟如何？
在广州定居时，陈济棠虽是个大忙人，却常抽空携莫秀英前往乐善戏院、海珠大戏院等地观赏粤剧，享受二人时光。
每次外出看戏，他们总是简约出行，不占包厢，不清场地，一副悠然自得、如同日常娱乐般的模样。
抗战开始后，陈济棠夫妇一度返回祖籍上高村，在莫家故地短暂栖身。
此时，按习俗，莫秀英已算作莫氏的外嫁之女，因此，莫家的家族内部事务，严格而言，已与她无较大关联。
然而，陈济棠持不同见解，他见老家莫氏祖屋破旧亟待修缮，便毫不犹豫地出资，着手找人重新翻修这座大宅。
这栋挂着“陈济堂故居”牌子的宅子，现今供人参观，得以保留。然而，它最初的户主并非陈济堂，而是莫秀英的一位哥哥。
此外，他们在上高村居住时，积极倡议并助力建成了高州德明中学与广南医院等民生机构，为当地带来了诸多福祉。
现今，高州市分界镇上依然留存着广南医院主体建筑的遗迹，该遗址得到了妥善保留。
这对夫妻的善举让乡亲们深受其益，为感激他们对家乡的贡献，乡亲们特意将上高村改名为“南秀村”，以此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南”字源自陈济棠之字“伯南”，“秀”则直接取自其夫人莫秀英之名。
【“广东之母”】
陈济堂在私人诗集中记述，妻子莫秀英简朴自律，热心助人，常周济贫苦，路遇病人即停车施救，且深切关怀弱势群体福祉。
莫秀英建议陈济堂发展教育与医疗，并重视民生。陈济堂视此为她善良本性的展现，且这些观点恰与他的广东治理规划相契合。
妻子提议开学校、办医院、建图书馆及收容所等，陈济棠皆觉其有理，常全盘接受并竭力推动这些建议的实施。
陈济棠治理广东时，不仅推动工业发展和交通完善，还大幅增加中小学校数量，并增设医院收容所等机构，使众多民众受益。
陈济棠在经济、文化及市政建设上成就显著，因此多年后，邓小平赞誉他：“治粤八年期间，他取得了不少可观的成绩。”
当时，民众对主政的陈济棠及提出诸多福利建议的莫秀英普遍怀有感激与敬重之情，他们的贡献深受当地人的认可。
在此背景下，莫秀英被誉为“广东之母”，备受尊崇。当地多处地名如秀英台、秀英码头、秀英港等，均以她的名字命名，流传至今。
【生离死别】
莫秀英数十年如一日地倾注心血于丈夫，全心全意打理家中大小事务，让他无后顾之忧，专心致力于事业。
两人共育有七子四女，因父亲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任多由母亲承担，她悉心照料孩子们的成长与学习。
这些孩童多在茂名成长求学，而后多数人旅居海外，仍自称为“茂名人”。他们中不乏博士硕士，展现了家乡教育的卓越成果。
至上世纪四十年代，莫秀英健康渐衰，她长期在香港等地求医，亦或返回家乡茂名进行休养。
陈济棠在忙碌的公务之余，仍抽空前往妻子养病处探望，确保关怀不断。
最危急时，我乔装打扮，幸得香港住所熟人的掩护，方能避开日寇的严密警戒，化险为夷。
尽管面临诸多危险与不便，他仍把握每次机会与妻子相见，并创作多首诗歌，以表达他们久别后重逢的喜悦之情。
莫秀英病中，嘱托丁姓表妹为陈济棠另寻一妾，以助管理家务并照顾日常生活。
陈济棠坚决拒绝道：“卿离苦海我心安，唯愿君康我即满。”他认为对方康复便是满足，纳妾之事，实属不必。
1946年，莫秀英病情急剧加重，香港接诊的医生宣告其“病情危重，难以挽回”。
陈济棠得知消息，即刻连夜乘船返回九龙公馆，他直奔祖宗牌位前长跪，虔诚地为妻子祈求福祉。
1947年，莫秀英在广州离世，陈济棠深感哀痛，创作多首悼诗，其中“失我贤妻痛彻骨，每至祭奠泪满裳”等句，真切表达了他内心的悲伤。
【跨越半世纪的合葬】
陈济棠年轻时偶经湛江湖光岩，被其山水美景吸引。后闻风水先生说此地乃风水宝地，尤宜作葬地，更觉此地不凡。
因此，陈济棠早早地将此地设定为他和妻子的共同安息之地，打算日后合葬于此。
1947年，莫秀英去世后，陈济棠用水晶棺收敛其遗体，并选择在湖光岩的狮子岭作为安息之地，将妻子安葬于此。
下葬之际，于莫秀英坟墓之侧预留了一处墓穴，以备后用。
陈济棠携子女亲自为其送葬，墓碑之上，至今仍镌刻着陈家父子的署名，以示缅怀。
陈济棠后来前往台湾，并在那里历任“总统府资政”及“战略顾问”等职务。
1954年，陈济棠在台北北投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
然而，在此之前，他已妥善规划好了自己的后事安排，确保一切井然有序。
1993年清明节当天，陈家人圆满完成了骨灰迁葬的所有安排。
陈济棠的骨灰被安全护送至湛江，并安葬于48年前他亲自预留的墓穴内。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等待，两位故人最终得以履行合葬的誓言，共同安息于一处。
【身后子孙】
陈济棠与莫秀英所育十一子女皆有所成就，其中最为瞩目的乃第十子陈树柏，他现任美国圣克拉拉大学教授。
陈树柏求学时曾入读黄埔军校，后转而深耕学术，年近不惑便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他更令人钦佩之处在于对教育的不懈热情，许多人认为这源自其父母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仿佛一种传承的“基因”。
上世纪80年代，陈树柏教授重返内地进行参观与交流活动，期间有幸获得了邓小平先生的亲自接见。
交谈时，他强调优先发展教育与培养科技人才的关键性，同时积极谋求在深圳创立结合东西方教育优点的“中国实验大学”。
尽管该计划及他在台湾建立科技大学的尝试均未如愿，他依旧坚持不懈，未曾言弃。
1994年9月1日，国际科技大学在美国硅谷创立，作为美国首所美籍华人创办的正规高校，其创始人陈树柏被誉为相关领域的杰出人物。
【结语】
现今，距故事主角所生活的岁月已逾半世纪，往昔的传奇已化作湖光岩旁紧紧相依的两座墓碑，静静诉说着过往。
而今，“南天王”这一昔日传说，依旧借助地名、故居及其子孙等线索，频繁亮相于公众视野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