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译者：述弢

【我们有病】

我们有病。俄罗斯天才的可怕话语。毫无出路的话语。在俄罗斯，我们不想明白和承认：对朱加什维利（斯大林）政权受害者应尽的道义上的职责，既很痛苦，又无尽期。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每个人的职责。只要我们不敞开我们的心扉去忏悔，不用真理去净化我们那遍体鳞伤的记忆，我们、我们的子子孙孙就得不到宽恕，为已犯下的暴行。

难道对俄罗斯人来说，真的当奴隶比当自由民更轻松吗？

我打算要写的东西，没有名称。国家统治者在芸芸众生的雷鸣般掌声中犯下的无法想像的那些暴行，疯狂地、气势汹汹地在灵魂中东奔西突，我愿意相信，在人们意识的角落里，受到压抑的良知依然存在，它自相矛盾，勉强睁开仍然是集体化了的、如此艰难地与奴役告别的眼睛。

……充当人质的儿童。关于对12岁以上儿童实行处决的法律，而实际上是连吃奶的婴儿也格杀勿论。栖息着千百万行尸走肉的集中营系统。未经审判和侦查的处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开展的“消灭人民公敌”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通过电报进行判决。建立在囚犯白骨堆上的“伟大共产主义工程”。苦役。在列福尔托沃和卢比扬卡根据疯狂的国家领导人的决定正式建立的审讯室。作为巩固政权手段的大清洗。无止无休的战争——内战，世界大战和“冷战”。数十次小型战争——同芬兰、日本、中国、波兰、乌克兰的战争，在外高加索和中亚的战争，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的战争，目前在车臣的战争。普遍的贫困和可耻的落后。道德沦丧和人的无限疲惫。

通过国内战争消灭了俄国的军队，用不无幽默地以“哲学家”命名的轮船将国家最优秀的思想家驱逐出境，通过在乡村恢复农奴制消灭了农民，通过工业化造就了半饥半饱、逆来顺受的几家合住住宅的住民，他们都被抽掉了道德，教堂均被洗劫一空。妖尸将神甫沉入冰窟窿中，将他们做成冰柱——为了解闷儿。许多巨著都付之一炬。他们宣布建立了“真正的民主”——照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是社会主义民主，头一件事就是取缔一切政党：农民政党，社会主义政党，资产阶级政党，中派政党，也取缔了一切反对派报刊。

我想起了一则古老的寓言：悲观主义者总是在时代的垃圾堆里寻找悲剧，乐观主义者则总是从中寻找喜剧。不，这则寓言并不适合我们。不适合！我国人民已陷入深渊，尚需时日，方可登上人世间，让大地发善心接纳我们，而对罪恶的偏执的忏悔，则使我们变得驯服，使我们那不安分的心情平静下来。我也不打算去潜心研究“谁之罪？”这个痛苦的问题。对我说来，在阅读了成千上万份关于杀人的文献之后，这个问题已经赤裸到了无法再赤裸的可怕程度。

不必将脑袋埋进沙堆：是我们将人格和良心置诸脑后，冷酷无情地进行斗争，毫不怜惜火气、墨水、标签、侮辱话，不怕神不怕鬼，一心踩扁他人，像污泥一样将其涂满一地，最好是叫他一命呜呼。是我们在残害和处死自己的同类，告发邻居和同事，在党的会议和其他会议上，在报章杂志上，在影片里和戏台上，揭露意识形态上“渎神的人”。难道不是在各种会议上让我们下跪，以便效忠和忏悔，美其名曰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是全面的有组织的告密。

是我们自己的罪过！然而，我在自己周围感觉到的是那种令人震惊的对于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也许，尚未意识到的因所作所为而羞愧难当以及因对所作所为负责而感到恐惧，迫使人们把自己变成可鄙傲慢的标本。总之，黑压压的雾霭笼罩在俄罗斯的上空，达数十年之久。

谢天谢地，我的同时代战友们依然健在，他们将自己的心灵和灵魂都抛掷到专制独裁制度的花岗岩墙壁上。他们对跟随他们前进的年轻人说：呼吸自由的空气，以被我们消灭的前辈的名义宣誓吧，自由永在。

【与战争相遇】

初次与战争迎面相遇，真是惊心动魄。我们目睹了摆放在铁道两旁冻僵的德国官兵尸体，呈现着各种姿势，包括不堪入目的姿势。他们是在季赫温郊外战死的。火车放慢速度，军用列车上爆发出一片笑声。我也笑了，后来却感觉不大自在。那可都是人啊！死去的人。令人生厌的场面。

火车终于在一个小站上停了下来。前面的铁路已经拆毁。我们在林中道路上，在冰雪覆盖的木铺板上跺了跺脚。一路上，时而从我们当中抽走官兵，支援别的部队。我们走了很长时间，大约有6~8个钟头。前线的轰隆声愈来愈近。前线战士都记得这个，前线仿佛在轰隆作响，离前线愈近，信号弹的光线和开枪后没有熄灭的火光也愈耀眼。我们终于抵达自己的部队。据说，我们此刻身处第6海军陆战独立旅的驻地。整好队伍。一名海军上校朝我们走来。他做了自我介绍。这是彼得·克先兹，旅政委，个子矮小敦实，像个正方体。他瞥了我们一眼，他的第一个口令是：“擦鼻涕！”大家都下意识地用大衣袖子在自己鼻子下面挥动一下。潮湿寒冷，气温很低。寒冷程度与乌德穆特或者楚瓦什一样，但是潮湿。这里离波戈斯季耶车站不远，距列宁格勒60公里。

我分到自动步枪连，当三排长。联队在敌后搞近距离侦查。从此开始了我的前线生涯。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不想杜撰点英雄主义的东西。放枪。在冰雪覆盖的沼泽地里爬行，沼泽地的下面就是水。试图潜入德军后方，有时达到了目的。他们的防线也是漏洞百出。毕竟是沼泽地和森林。战争就是战争。各种插曲很多，不过全都大同小异。对死亡也已司空见惯，却不相信死神紧紧跟在你的身后。日后布罗茨基写道：“死亡，那是别人的事情。”

你变糊涂了，也变得孤僻了。这时积雪又开始融化。去年秋天和初冬，这一代曾进行了极其惨烈的战斗。一些年轻人开始融化了，仿佛毫发无损，眼看就会从地上站起来，露出笑容，开口讲话。他们已经死了，却不知道自己死了。“死者无痛苦，”日后瓦西里·贝科夫这样说道。我们把他们掩埋了。没有证件。众所周知，开战前要把证件上交，至于姓名番号管，我们当时还没有。不知道日后把他们算作什么人：不知算牺牲、失踪呢，还是被俘。

是谁让他们来送死的？为什么把他们打死？因为什么罪过？我想象了自己在积雪覆盖下躺了整整一冬。任何人都对我一无所知，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谁都和你没有关系，除了母亲，她会永生永世盼着来自儿子的音信。这是战争的疯狂，执政者的疯狂，刽子手的疯狂！

在此之前，一切都仿佛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开枪，他们开枪。在前沿阵地上端着狙击手的步枪追捕人。其中也有我。可这时战争突然现出了年轻的、已经死去的面孔。这很可怕。我想，正是这个打击把我的脑袋炸裂了：从那时起，我就恨死了一切战争和屠杀。我已经在写另外的诗了：“绿色的棺材跟在生命后面缓缓移动，绿色的棺材，绿色的棺材……”日后，弗拉基米尔·卢戈夫斯科伊写道：“许多事情，我们都敲击着空空的定音鼓，许多事情，我们久久地、艰难地保持沉默……”

【究竟斯托雷平想要改变什么呢？】

在他看来，是什么注定俄国落后命运、使之面临灭亡威胁的呢？他这个伟大的有远见卓识的人，向俄罗斯帝国各族人民发出了怎样的警告和提醒呢？最后，为什么自由主义的思想始终没有在俄国土地上成活呢？

起初是俄国始终向往西方。然而无论怎样努力，统统都是白费。始终没有摆脱贫困，始终没有学会干活，至今还在为此付出让人民无比痛苦的代价。“欧化”始终是某种没有双脚、让小鱼喂肥、受到“爱国主义者”唾骂和小偷充斥的“欧化”。俄国主要是机械地模仿，不过与此同时也按照自己的方式对许多东西进行改造，应当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有些事情进行顺利，尽管是有悖理智，不过是以俄国的方式——通过独裁专制、恣意妄为的行动。而贫困、懒惰和马虎呢，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喜欢将其解释为俄罗斯性格中“神秘的”、至今“无法猜透的”特点，“崇高的俄罗斯心灵”所独有的特点。

甚至出现了特殊种类的政治胡闹：说什么懒惰、酗酒和无谓的剽悍就是构成真正俄罗斯、她的特殊气质、她的魅力、她那富有诗意的旷野的东西。至于贫困和无权地位嘛，那么没有这些磨难，似乎就不会有真正的俄罗斯人了。俄罗斯人可是喜欢受难，喜欢为自己的痛苦命运而哭泣，而且不是抽空，也不仅是在喝了一瓶自酿烧酒之后，是作为一种主要的、应当说是动人心弦的事情。

我国的经典作家都爱自己的人民，却是以一种“奇怪的爱”。普希金笔下的人民默不作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民渎犯神灵、行为乖戾。托尔斯泰笔下的人民在战争中极端残暴，和平时期则谎话连篇。契诃夫笔下的人民躺在在污泥中啜泣。叶赛宁笔下的人民寂寞无聊，高尔基笔下的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后来又在古拉格得到改造。

“自由逃民”在俄国游荡，丝毫也不想以自由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自由逃民”从来就是酒鬼和懒汉的必然归宿，他们制造了几次骚乱和流血事件，因酩酊大醉经常出卖俄国，同魔鬼一起玩“傻瓜”，后来，于1917年10月将毫不掩饰的刑事犯送上了王位。

从斯托雷平的事迹看来，他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为的是让俄国农民成为主人，为了让猪也“有贵族的派头”。可是不行。他遇刺身亡。亚历山大二世也因为他的伟大改革和取消农奴制而遇刺身亡。尼古拉二世则因为世纪初经济上的“俄国奇迹”葬身沼泽。

尼古拉二世有过两个伟大的总理：维特和斯托雷平。维特进行了币制改革，俄国在金卢布的基础上腾飞——工业和农业方面的腾飞。他聪明，有教养，灵巧，狡猾，他晚年写出了精彩的回忆录。按照同时代人的看法，论智力维特比沙皇周围的人，包括斯特雷平高出一筹。然而，斯托雷平具有钢铁般的政治意志，并将其贯穿于正义的事业之中。他力图使人成为公民和主人。遗憾的是，他有时缺乏心灵上的敏锐性和分寸感。也许他是过分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奇怪的观点，受到了世纪初可恶的时髦——排犹运动的影响。我也不排除沙皇尼古拉二世心情的影响，尼古拉二世有时也顶不住极端黑帮分子的压力。

斯托雷平也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懂得中产阶级乃是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的基础的人，他明白，只有中产阶级才能对付官僚的淫威，迫使他们为人服务，而不是单纯为个人利己主义服务。经过1905~1907年动乱时期和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之后，俄国已成为一个“法治专制国家”。法律上是如此。而在事实上，她已同美国一样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众所周知，仅仅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摧毁了世界封建主义的基础，大大动摇了封建主义的历史观、意识形态观、经济和社会发展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民主的胜利、希特勒匪帮的覆面、“马歇尔计划”、西方在布尔什维克威胁面前的团结一致，这些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自由而渐进的发展。渐进的，却非常蓬勃活跃的发展。俄国的封建——布尔什维克基础，至今仍有待彻底摧毁。

我提及世界封建主义，指的是殖民主义体系本身及其生活方式，以及某些西方国家行为中的封建主义惯性。任何一个政权都是擅权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制度下的官僚，就其本性而言，都向往独断专行，向往通过独断专行来达到其自我肯定。

历史也可能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嘛。设若斯托雷平改革进行到底，执政的地主阶级聪明一点，有远见一点，那么正是俄罗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可能置身于经济进步和民主进步的激流之中了。实际上，斯大林大军中的布尔什维克，正如今天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和地方上的农业党人一样，扮演着1907年二月革命前贵族和地主所扮演的那个阻碍者的角色。

【暴风雨果然来了】

1917年二月革命之前，俄国除了专制制度之外，再无其他的执政方式，世纪初议会制的最初萌芽除外。发生二月事件的四年前，举行了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庆典。帝国和王位似乎强大无比，坚不可摧，然而专制制度的大厦不久即顷刻瓦解。20世纪80年代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不过这次是布尔什维克的专制制度一朝倾覆。

二月革命的同时代人大为震惊，他们弄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自由”这个响亮而迷人的字眼却盖过了其余的一切。试图对所发生的事件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现实主义的分析，呼吁理智、小心、审慎，这些均被宣布为怯懦和背叛。大家都在滔滔不绝地说，却无人想听。全首都的人都患上了因“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引起的狂喜病。

所有的革命和反革命都有不少相似之处，然而其中的每一次都独一无二，都有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后果和教训、自己的神话、自己的污辱，而且还有自己美好的理。1917年二月事件充满了浪漫主义，然而浪漫主义的民主激情却被十月反革命分子化为乌有。

1985年之后的历史事件，再现了绝无仅有的使改革在普遍民主运动大背景下扎跟的机遇。向1917年2月民主共和国爱好自由思想的回归，创造了大大巩固改革的道德基础的可能性。然而改革未能及时地依靠二月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和价值观念。

当然，二月革命并不是顷刻之间发生的。制度在痛苦地瓦解。贵族阶层在堕落。处于上升期的企业家贪婪起来毫无节制，表现出历史性的不负责任。如上所述，斯托雷平改变运动矢量的尝试并未进行到底。全国上下因俄日战争中的挫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可耻的失败抬不起头来。这场战争中的拙劣表现伤害了民众的自尊心。腐败猖獗。专制制度害怕所有的人，惶恐不安，手足无措。

人人都预料暴风雨将会降临。暴风雨果然来了。

于是，变革的渴望充溢在首都街头，将旧政权一举消灭。然而恰在此时，民主革命的第一场戏也来临了。问题在于希望带领群众的领袖们尚无法理解和估计所发生事件的深度，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不相信革命可能取得胜利的结局。

当然，每次革命都是无法预见的。要预料到其中的种种转折更是难上加难。意识有时胆怯，有时教条，有时又被下意识的欣快感烟雾所笼罩，这里已没有理智和责任感存在的余地。此外，意识跟不上时间的奔跑，尽管它夸耀地认为自己是跑在机车的前面。

事件的真正性质及其意义，并不是当年俄国的政治领袖所能弄清的。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温和民主派眼里，革命纯属偶然。许多人理想中的革命，不过是一场动摇一下沙皇制度、再建立立宪君主制的革命罢了。他们所期待的，是通过限制沙皇权力获得民主自由权利。“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本身，对许多政党而言，不过是勇敢的号召，并不是当时的实际任务。

最想不到革命行动会有如此结局的，是侨居国外的政治活动家，首先是社会党人。即便对列宁派的激进主义者和冒险分子来说，革命也是一次意外事件。1917年2月4日，什利亚普尼科夫以布尔什维克中央俄国局的名义向在瑞士的列宁报告说：“政治斗争日益尖锐，不满情绪在全国漫延。革命风暴可能在日内爆发。”这条消息无人相信。早在此前的1917年1月，列宁在苏黎世对瑞士青年发表演讲时说，他和其他“老头”大概是活不到发生革命的那一天了。

而且就连那些亲眼看见抗议浪潮汹涌澎湃的左倾政治家，也觉得这是偶然的爆发，注定要失败的。何况外省仍在酣睡之中，直至内战的熊熊烈火燃烧起来方开始觉醒。二月革命前夕，左倾党派和团体的代表曾不止一次的开会，就彼得格勒飞速变化的形势进行讨论。会上谈到革命时，有人认为革命要等上30来年才会发生，有人则认为要等上50年。理由是风潮尚未触及到群众的实际利益。从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论断正确无误，因为其出发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进行革命的是群众，而不是一小撮冒险分子。在俄国，人民群众与此无关，一切由党的积极分子和战斗队员在彼得格勒决定。

自由派、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议会取向的活动家未下决心利用事件，以便实现激进的政治改革，更未下决心将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所有这些政治上的不坚定、迟缓和观望策略就这样持续下去，直到有一天发现执政的专制制度以无力平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风潮，也无力阻止军队的瓦解。这一切都明显具有演变成为流血暴乱的危险。

要求民主派政党对于很少有人料到的革命有个现成的纲领，这是有失公允的。然而，责备它们在革命本身进程中和推翻沙皇政府之后未能制定出新形势下的行动纲领，则是完全正当的。我本人坚信，正是民主派的无能为力为专制的来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将军们或者某个激进的政治集团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当时一种看法迅速形成并广为传播，即：若不确立专政，无政府主义就在所难免。无论极左派还是极右派的行动，主要都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夺取政权，并建立“必要的秩序”。

【暴力革命就是甜蜜幻想玫瑰上的血】

法国大革命的某些篇章是蒙昧主义的篇章。在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这些篇章正好可以为恐怖的做法开脱。法国历史的伟大原则因为无用均被弃置一旁，因为布尔什维克领袖怀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何况掌权的都是一些爱发表长篇大论的不学无术之徒，然而非常傲慢，它们不知道自己不学无术。打从破卵而出之日起，这些俄国社会分裂的创始人始终是蒙昧主义者。先验地具有这样的基因。他们的“经典作家”的作品就是恐怖主义者的文选。没有任何神圣之处。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而暴力革命则是历史的火车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恐怖、谎言和畏惧是体制的承重结构。“宗教是鸦片”，家庭是“资产阶级的伪善”，家庭教育是“错误的”，而“全社会来培养”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们则是好事。

总之，任何暴力革命都是责任心和知识缺乏的直接结果；暴力革命是病态意识的结果，是利用社会纷争来投机，是社会为必然的革命后倒退所付出的最昂贵代价，那些旧历史的角度而言还缺乏正常的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理智、文化和福利的地方更是如此。这些地方要么是财富尚未创造出来，要么是不断遭到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缺乏远见、过分自信的治理的破坏。

所谓都是一些纯洁而崇高的人、高风亮节之士、只关心人类幸福的人在搞革命的神话，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再没有什么能像暴力革命、内战和民族之间的冲突那样是社会底层、社会的死水湾泛起如此之多的种种污秽、最下流的人类渣滓。

不仅仅是因为这些革命、内战和冲突彻底地、特别无情地破坏了稳定的生活结构。而且因为在习惯的准则总转折的情况下，当事件超越了人们弄清事件并采取理智决定的能力时，在这种情况下刑事犯罪分子空前容易、方便和顺利地乔装打扮成英雄。昔日的恐怖分子、武装强盗、匪徒和骗子、替政治蛊惑家卖命的廉价炮灰，明日在大火火光中矫健地驰骋一阵，抚摸一阵自己的野兽本能，便跻身于“争取人类幸福的斗士”的行列之中……米哈伊尔·普里什文写道：“革命在愤怒中诞生。……革命是压缩空气，是一阵风，亡者的魂灵在风中疾驰：前面是它、死者的精灵驰往现在，它的身后是亡者的魂灵在疾驰。宁静和死者，坟头的花和暖洋洋的阳光，还有风信子花丛中的死尸气味。”

暴力革命就是甜蜜幻想玫瑰上的血。

【我们都生病了】

到了普京执政年代，我观看了又一集纯属捏造的关于安德罗波夫的影片。看风使舵者照例是使出浑身解数来巴结当局。说安德罗波夫不是斯大林主义分子，不是刽子手，不是洞穴时代的人物，而是“知识分子的朋友”，经常解救他们于危难之中。我心知肚明，影片是定制的，已列入洗刷血腥往昔的计划，而且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不过我仍然替那些揽下这个往轻里说是卑劣活儿的编剧感到惋惜。宣读安德罗波夫致政治局的信件倒要公道得多，他在信中要求对任何异己思想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改革之初，精神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希望。然而镇压机器和偏执思想顽固地不肯退出自己的阵地。况且某些作家，特别是那些除了告密而外什么也不会写的作家，他们不愿意（至今也不愿意）同昨天告别。他们在斯大林—安德罗波夫的保护区里感到温暖而舒适。

老实说，我曾经真诚地相信，自由极大地缩小了建立在个人野心和嫉妒上面的告密、搬弄是非和种种揭发的空间。进入政治局之前，我不知道相当大一部分文化和科学人士是克格勃的密探。惩戒机关巧妙地利用情报员网，来达到对创作知识分子严加管束的目的。其中有的人甚至获准发表一些“大胆”的看法，以便顺利混迹于持不同政见者之中。

如今时代不同了，然而先前受雇于人、曾在政治之类侦查的题材方面建树的“写作大师”，至今仍在揭发“权威的代理人”，干着告密的勾当。今天报纸或者广播电视的“警告”同往昔时代的惩戒机关告密信如出一辙，我在从事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平反工作中，这样的告密信不知看了多少。

在俄罗斯这个知识分子大家庭里，什么都混杂在一起：有些昔日的反苏人士成了苏维埃政权的讴歌者，昔日的反共人士成了新受洗礼的布尔什维克，而那些曾经用最不堪入耳的话语抨击帝国和迫不及待地期待帝国覆灭的人，居然摇身一变，成了大国主义的讴歌者。也有这样的一些昔日的“持不同政见者”，看来是对自由感到厌倦了，他们赞成对于稍微有点惯坏的人民实行管束，并赞成为此目的恢复强力机构某些“整顿秩序”的功能。

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加快速度，然而克格勃却一如既往地继续向中央递交关于知识分子敌对活动的报告以及“文学述评”，自然是一定内容的述评，而且是由作家中间的密探编写的。1986年6月（已是改革时期）克格勃的报告中列举了许多著名作家的名字，据说外国谍报机关正在做他们的工作。报告说，“雷巴科夫、斯委托夫、索罗乌欣、奥库贾瓦、伊斯坎德尔、莫扎耶夫、罗辛、科尔尼洛夫等人均处于敌人谍报机关的密切注视之下。”还提到了索尔仁尼琴、科佩列夫、马克西莫夫、阿克肖诺夫这些“敌对分子”。已经到了21世纪，又从洞穴里爬出了“新方针”的敲钟人，他们将批评体制的人归入“第五纵队”。

天哪，多么野蛮的体制！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摆脱病态的心理啊。伟大的托尔斯泰说得对：我们都生病了。

【“冷战”】

在我看来，这就是“冷战”的自相矛盾性质，可以将“冷战”定义为实力对抗的不可避免，然而新的实力物化手段的目标是将双方相互彻底消灭，这就使得核对抗变得毫无意义。古巴导弹危机表明，甚至相互核打击（如果它发生的话）本身也无法保证任何一方能够获胜。不仅如此，它必将导致美国和苏联的灭亡。类似事件的悲惨后果，更是根本无法预料。

“冷战”可能变成、却没有变成什么呢？如果同意以上我试图作出的关于“冷战”来源和实质的定义的话，那就必须作出结论：大概历史上首次因为世界发展的怪癖形成了对抗，它没有实际的解决办法，却又将双方和全世界置于其核束缚之中。情势发出暗示甚至大声喝道：“见鬼去吧，想一想！寻找别出心裁的办法！”应当承认，双方政治家无论在哪方面都已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苏联学和苏联的美国学都遭遇了精神上的破产，那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不错，早在60年代初即以开始循着古巴危机的痕迹进行谈判，起初是关于限制和禁止在三个空间进行核试验的谈判，接下来又是关于限制和禁止战略性武器，随后是常规武器的谈判。这一切都是有益的，为军备竞赛规定了一些限度。在危险的战略性游戏中总算创建了某种“安全设备”。

然而光有这些措施还不够。况且，这些措施，它们的制定和政治形成包办了明显的政治努力和智力努力，遗憾的是这样一来使双方都远离更加宽泛的问题提法，即整个国际互动系统的走向及其运作方式。

不应忘记，西方世界与俄罗斯尽管有千差万别，然而在许多方面（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又是世界文化和世界发展欧洲基督教流派的独特日珥。民主与独裁、国家与个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争论，所有这些争论都诞生在欧洲的土壤之上，并且已经由此扩展到了当代所有或者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上面。因此在我看来，对于“冷战”，不仅应当放在国际关系的背景下，而且应当首先放在欧洲基督教世界历史演变的背景下来加以审视。

我以为相互致盲（既指苏联也指美国）乃是致命对抗条件下的意识形态狂热。当然也有经济的原因，但不是主要的。我不愿去冒过分夸大的险，我要说，“冷战”也是地道十字军东征的现代版，两个极端在其中厮杀搏斗，它们是欧洲发展的产物，并且被欧洲发展顺利地移植至欧洲之外，也就是美国版的自由主义和俄国版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障眼物促使人们将任何离经叛道都视作异端邪说，并且力求全面彻底地战胜论敌。顺便说说，意识形态的偏见至今仍有表现，不过与世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统一战线的开辟，在很大程度上创立了另外一种更加接近现实生活的环境。

“冷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觉得它提供了切切实实的证据，说明即便是最严肃的问题上最尖锐的对立也不一定必然发展成为军事冲突。“冷战”，它所产生的冲突，促使我们更加明白一个道理，即：当代世界的绝大多数问题，特别是同发展、变革、人的状况有关的问题，原则上不能采取军事和实力的办法去解决。不过，这并不是说这样的解决办法今后就会在政治中绝迹，恰恰相反，正是现在，调停问题比过去更加尖锐地提上了日程。首先，承认了不能容许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关系问题。其次，开始更加深入得多思考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关系问题。其次，开始更加深入得多地思考使用武力情有可原的条件，同时也开始制定国际上合法使用武力的实际机制和程序。

“冷战”促使人们认真地探索保障和维持国际稳定和安全的机制。诚然，在这种探索中重点放在安全上，而且是纯粹军事和军事政治意义上的安全。稳定则往往仅仅解释为维持现状。将保障安全和维持稳定的努力统一起来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提高联合国的地位，赋予它新的全球调停的功能，按照新人道主义的说法，按照建设生活的原则重新装备宇宙之船。此外，当应力轴线渐渐按对角线布置时，就必须急速努力转而进行各种文明之间无所不包的对话。

选自《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著

述弢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