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让这位年迈的教授卧病在床。而此时，这位国家主席却带着500元的稿费，专程赶来探望。谁知这笔钱却遭到了恩师的严厉指责：＂忘了我当年的话吗？＂在场的人都惊讶不已，这位教授为何会对国家主席如此严厉？而更令人意外的是，国家主席不仅没有生气，反而亲自为恩师端起了痰盂。这是怎样的一段师生情谊？又蕴含着什么样的精神境界？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一、杨树达的学术道路
1885年，杨树达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末秀才，父亲则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文史学者。在这个书香之家中，年幼的杨树达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
与当时大多数书香门第不同的是，杨树达的父亲并非一味追求八股文章。在教导儿子读书时，他特别注重实学。每当杨树达背诵完《论语》《孟子》等经典后，父亲总会让他说说自己的见解，并鼓励他多思考。这种教育方式为杨树达日后形成独特的治学风格打下了基础。
1897年的一天，长沙实学会开课，一群学生正在听数学教习讲授开方术。门外围观的人群中，有个十二岁的少年突然开口指出讲授内容过于简单。这个言论引起了实学会创办人江标的注意。江标让教习连出数题考校这个少年，没想到这个衣着朴素的小孩竟然对答如流。
这个展露数学天赋的少年，正是杨树达。江标当即破例免去了他的入会费用，准许他免费入学。从此，杨树达得以接触到更多的新学问。除了继续钻研数学，他还学习了英文、地理等课程，为日后的求学之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1904年前后，在亲友的督促下，杨树达不得不参加科举考试。虽然一举考中长沙童生第一名，但他并未因此沾沾自喜。这时的他，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海外。第二年，他考取了公费留学的名额，远赴日本求学。
在日本的六年时光，杨树达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他不仅系统学习了日语和英语，还广泛接触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学说。特别是在东京帝国大学旁听期间，他深入研究了日本汉学家对中国古籍的整理方法，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由于官费中断，杨树达不得不结束留学生涯，返回长沙。回国后，他先后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不仅注重传授知识，更强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段时期，杨树达还开始系统整理自己的学术思想。他将在日本学到的新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相结合，在古文字学、训诂学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他遇到了一位改变他一生的学生——毛泽东。
二、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
1913年秋天，湖南第四师范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一位年轻的学生正在专注地听着国文课。这位学生就是毛泽东，而讲台上的老师则是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杨树达。课堂上，杨树达并不拘泥于课本，而是结合自己在日本的见闻，为学生们讲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潮的碰撞。
虽然毛泽东只是一名旁听生，但他的表现却引起了杨树达的注意。课后，毛泽东经常留下来向杨树达请教问题。两人除了讨论文史知识，还经常谈论时事。杨树达发现，这位年轻学生不仅学问扎实，而且对国家命运有着深刻的思考。
1918年的冬天，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暴政引发了全省各界的强烈不满。当时，长沙的教育界和各界人士组织了请愿团，准备北上请愿。杨树达被推选为教员代表，而毛泽东则被推选为公民代表。
在北京，请愿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隆冬时节，零下十几度的寒风中，杨树达和毛泽东带领代表团成员在中南海颐年堂外苦等。北洋政府的官员们对请愿团置之不理，甚至派卫兵阻拦。
等待多时未果后，毛泽东提议强行闯入。杨树达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支持这个决定。两人带头冲破卫兵的阻拦，闯入颐年堂。面对政府高层，杨树达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犀利的言辞，揭露张敬尧的暴行。而毛泽东则以其特有的辩才，驳斥了官员们的搪塞之词。
这次请愿虽然艰难，但最终取得了成功。北洋政府被迫同意派兵驱逐张敬尧。这次经历让师生二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从此以后，每当毛泽东回到长沙，必定会去拜访杨树达。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杨树达见证了这位得意门生的成长。当得知毛泽东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杨树达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不仅为讲习所提供场地，还多次为学员们讲课。
1921年，毛泽东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虽然杨树达一向不问政事，但他对学生的选择表示理解。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师生二人虽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彼此间的敬重始终如故。
1927年后，毛泽东转入地下斗争。虽然师生见面的机会变少，但杨树达始终关注着这位学生的消息。每当有人询问毛泽东的事情，他总是说：＂泽东是个难得的人才。＂这样的评价，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示出杨树达超然的胸襟和眼光。
三、学术成就与教育理念
1920年代初，杨树达在湖南大学任教期间，开创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他坚持在课堂上不用讲义，而是将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直接讲授给学生。每当讲到关键处，他总会停下来，让学生们提出疑问。
有一次，一位学生在课堂上质疑杨树达对《说文解字》中一个字的解释。杨树达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请这位学生上台详细阐述自己的见解。经过一番讨论后，杨树达承认学生的观点很有见地，当即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录下来。
在治学方面，杨树达独辟蹊径。他创造性地将传统训诂学与考古发现相结合，对甲骨文和金文进行深入研究。1929年，他在考察河南安阳殷墟时，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甲骨文字。通过对这些文字的研究，他成功破解了几个一直悬而未决的古文字谜题。
杨树达的为师之道也十分独特。当时，很多大学教授都会接受学生的礼物，但杨树达却严格要求自己和学生。有一年除夕，一位富商的子弟送来一份厚重的礼品，杨树达当即退回，并在第二天的课堂上专门讲述了师德的重要性。
在生活上，杨树达始终保持着清贫的作风。他的工资除了维持基本生活外，大部分都用来购买古籍和学术资料。他住的是学校最普通的房子，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有人劝他改善生活条件，他总是说：＂清茶一杯，经书一卷，足矣。＂
1931年，杨树达完成了《积微居金文说》的写作。这部著作采用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将传统金文研究与现代考古发现相结合，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日本著名汉学家水野清一专程来访，请求将此书译成日文出版。
杨树达对待学术研究极为严谨。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在书房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他也坚持在未加炭火的房间里伏案研究。为了验证一个字的古义，他常常要查阅数十种典籍，有时为了一个观点，甚至要反复推敲数月之久。
在教学方法上，杨树达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他反对学生盲目接受权威观点，主张＂疑古不可过，信古不可轻＂。每当学生提出新的见解，他都会认真倾听，并给予详细的指导。
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特的教学方法，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罗常培、王力等人。这些学生在不同的领域继承和发展了杨树达的学术思想，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杨树达始终坚持的＂经世致用＂理念，也深深影响着他的每一位学生。他常说：＂读书不是为了科举功名，而是为了明白事理，服务社会。＂这种理念不仅体现在他的教学中，更反映在他对学术研究的态度上。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重逢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这一消息传到长沙时，年迈的杨树达正在湖南大学的图书馆整理古籍。听到这个消息，他放下手中的书籍，走出图书馆，看着远方。
1950年春天，毛泽东派人专程到长沙，邀请杨树达北上任职。面对这份邀请，杨树达婉言谢绝，只说自己年事已高，还有许多未完成的学术著作要整理。但他表示愿意继续在湖南大学教书育人，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余力。
1951年，杨树达完成了《词诠》一书的修订工作。这本书凝聚了他多年的研究心血，是他在训诂学领域的重要成果。按照惯例，他将书稿寄给了在北京的几位老朋友审阅。其中一份，经人转交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毛泽东在百忙之中仔细阅读了这部著作。他深知这部书的学术价值，立即安排人员协助出版事宜。不仅如此，他还亲自为这本书写了一篇书评，并附上500元稿费，派人送到长沙。
当杨树达收到这笔稿费时，立即表示要退回。他对送钱来的工作人员说：＂当年我在第一师范教书时，就告诫学生不要用金钱来衡量师生之情。现在泽东当了国家主席，却给我送稿费，这不是忘了我的教诲吗？＂
1952年冬天，杨树达因病卧床。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特意安排人前往慰问，并送去了补品和医药费。杨树达再次婉拒了这些馈赠，只收下了一些常用药品。
1953年初，杨树达的病情加重。毛泽东得知后，再次派人前往探望。这一次，他特别嘱咐要带去一些杨树达平日喜欢的书籍。其中包括一些新出版的考古报告和古文字研究资料。
即使在病榻上，杨树达依然保持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他让学生在床边摆一张小桌，继续审阅学生的论文和著作。有时，他会让学生朗读新收到的考古资料，并对其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杨树达仍然关心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多次向前来探望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建议，要重视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培养既懂古文字又通现代学术的人才。
1956年，杨树达安详离世。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委派代表前往吊唁，并亲笔题写了挽联。在随后举行的追悼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和学生前来送别这位学界泰斗。
杨树达一生著作颇丰，留下了《积微居金文说》《词诠》《史记会注考证》等多部重要著作。这些书籍不仅成为后人研究古文字和训诂学的重要参考，更见证了他与学生毛泽东之间那份超越时代的师生情谊。
五、精神遗产的传承
1957年，湖南大学设立了杨树达学术研究室。这间研究室里保存着杨树达生前使用过的书籍、手稿和研究笔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古朴的木箱，里面装满了杨树达与学生们的往来书信，包括与毛泽东的通信。
在杨树达去世后的第二年，他的弟子们开始整理老师的遗稿。其中发现了一份未完成的手稿《古文字学通论》，这是他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这份手稿虽然未能完成，但其中对甲骨文、金文的独特见解，为后人研究古文字提供了新的思路。
1960年代初，杨树达的几位学生在全国各地的高校任教。他们将老师的治学方法和教育理念带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在北京大学，王力教授延续了杨树达重视实证的研究方法；在武汉大学，程千帆教授继承了杨树达严谨的考据精神；在复旦大学，周文业教授发扬了杨树达融会古今的学术思想。
1965年，湖南大学组织了一次＂杨树达学术思想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齐聚长沙，讨论杨树达的学术成就和教育理念。会上，与会学者不仅探讨了杨树达在古文字学、训诂学等领域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总结了他＂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
1970年代末，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善，杨树达的著作重新出版。他的《积微居金文说》《词诠》等书成为大学中文系的重要参考书。这些书籍不仅传播了知识，更传递了他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
1980年，湖南大学在原杨树达故居旧址建立了纪念馆。馆内陈列着杨树达使用过的书桌、毛笔、砚台，还有他与学生们的合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挂在正厅的黑板，上面还保留着他最后一次授课时写下的文字。
1985年，一批年轻的学者开始系统整理杨树达的学术资料。他们发现，杨树达的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古文字研究，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同样具有重要价值。他们将这些研究成果编辑成《杨树达学术研究集》，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1990年代，杨树达的治学精神开始影响到海外。日本、韩国的汉学家纷纷前来湖南大学考察研究。他们认为，杨树达独特的研究方法为东亚文字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000年以后，杨树达的教育理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他主张的＂学以致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当代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培养的学生和再传弟子遍布全国各地的高校，继续践行着他的教育理念。
2010年，湖南大学设立了＂杨树达奖学金＂，专门奖励在古文字、训诂学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的青年学者。这项奖学金的设立，不仅是对杨树达学术精神的传承，更体现了新一代学人对学术事业的执着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