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叫“老子英雄儿好汉”，大意是父母良好的品质，往往会通过言传身教感染后代。

但这个情况放在开国功臣陈其五的身上就不合适，他是一个铁骨铮铮的人，敢坚决反对自己认为不正确的事，哪怕是被打击迫害都未改其志，着实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的好革命者。

然而，在教育孩子方面他却做得不够，两个儿子都犯了非常严重的罪，最终一个被判处死刑，一个在狱中自杀。

陈其五早年的人生很顺利，他1914年出生于安徽巢县，自幼就是学霸，先后就读于巢县一中、扬州中学。

1934年，他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录取，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1935年暑期，清华大学学生会进行改选，他又当选为学生会主席。

能同时被中国两所顶尖学府看中，还成为一群杰出学子的领头羊，侧面也反映了陈其五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突出。

在读大学时期，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内心深感震撼，并选择投身其中。

1935年末，陈其五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发出抗日救国的怒吼，此后几年他都积极传播革命思想，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奉命返回家乡。

不过安徽当时的工作也不好开展，组织不想埋伏这位清华高材生，就再行调动，让陈其五去搞统战。

因为表现出色，陈其五很快得到了白区领导人刘少奇同志的赏识，后来经少奇同志推荐，他去往新四军第四师，跟随彭雪枫抗击日寇。

陈其五并非指挥超群的战将，但在思想宣传方面却很拿手。

他担任过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拂晓报》社长兼总编辑，他的笔也是另一个战场的剑，让我党的思想、我军的奋战被更多人看到。

解放战争时期，陈其五职务也很高，历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新华社三野总分社社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我军包围杜聿明集团后，并未急着发动进攻，而是采取攻心战术，争取双方都能减少伤亡。

当时我党发布《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使得被围国军人心浮动，成功瓦解其士气，同时该文还被毛主席收录进了《毛选》。

而这篇满是大白话的有用文章，陈其五为之也付出了很多。

新中国成立后，陈其五跟许多三野重要干部一样，留在上海工作，依然负责宣传方面。

宣传历来跟文化不分家，而文化是能触及到思想根本的领域，一有风吹草动最容易受到影响，很不幸，在大运动来袭前，陈其五就被卷入了纷争中。

上海可以说是那四个人起家的地方，其中的张某在这里就早就有往上爬的心思。其有句处世格言“凡事左三分”，多次在官方报刊上发表激进的言论。

而陈其五跟张某思想有很大的冲突，曾在宣传口尽可能不让张某发表那些引起动荡的文章，因而被张某记恨上。

张某也是个城府深的人，知道陈其五在上海宣传、教育、理论、文艺各界享有颇高声望，不好轻易撼动，因此隐忍了一段时间。

不过，在八届十中全会中央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著名号召后，张某意识到机会来了，随即在各个方面揪小辫子。

1963年，陈其五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支持巴金向党交心的发言，张某瞬间把事情扩大化，将陈其五当成了上海“”阶级斗争"的靶子。

之后陈其五被扣上“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包庇胡风分子，包庇右派分子”等帽子，身心皆受到巨大打击。

1965年，关于陈其五的审查才算结束，组织给予了他“留党察看”的纪律处分，但未满两个月再次加重，被开除党籍。行政级别也由八级降为十级，发配到苏北农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

面临挫折，陈其五还是保持乐观的心态，他曾对旁人说：远处光亮在照耀前进的路，坚信有一天乌云会散的。

没想到这句话传到张某的耳朵里后，认为他在影射自己，所以在大运动时期，张某特意将陈其五带回上海批斗、关押，导致处境更加艰难。

可即便如此，陈其五也没有屈服，依然勇敢地作斗争。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正如他所料想的那样，光亮照散了乌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大规模为老干部们平反，1979年经中组部同意，撤销了原先对陈其五做出的结论，为他恢复党籍、行政级别和工作。

1981年，已经复出的陈其五重游昔日被下放的扬州故地，此时他的心情已不同往日，写下了一首《瘦西湖即兴》：

长堤垂柳最依依，才过虹桥便入迷。忘却烟花秋更瘦，白头相对话当时。

虽然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但曾经被摧残的经历给他身体留下了极其严重的创伤，1984年9月，陈其五在出公差途中突然发病去世。

或许是公务繁忙疏于对孩子的管教、又或许是家庭的变故对孩子造成的刺激很大，陈其五的两个儿子陈小蒙、陈冰郎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

两人在父亲复出后，开始肆意妄为，让很多女性深受其害，即便父亲去世仍未收敛。

当时正值治安情况极为严峻的阶段，所以对于许多案件都从重从严，两兄弟被人告发后逮捕入狱，1985年10月16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对陈小蒙一案提起公诉。

1986年2月20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位置发布消息，陈小蒙被执行了枪决、陈冰郎罪行稍轻判处20年有期徒刑，不过他后来在狱中自杀了。

过了几天，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说：“我看了一些反映，是上海判了陈小蒙案以后的反映，说这件事处理得好，敢于处理，以后对于所有案件都应采取这样的态度，不能顾及身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