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无论男女，那些充满才气与灵性的文人学者，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与困境中，往往穷极一生来上下求索，也在此过程中感触良多，留下佳作万千。

为人所熟知的唐代大诗人杜甫，经历了极其坎坷的一生，理想与现实残酷碰撞，求而不得与困顿落魄是人生常态，满腔志向与归隐之心此起彼伏，如难以停歇的烈焰烧灼。

在现实的推动力下，杜甫一生诗作产出颇为丰富。

在他的诗句中流露出的不仅仅是才华，更是个体在时代洪流下对于凡尘之事与遁入空门的思索、挣扎。看杜甫的诗，便看完了他的一生。

杜甫出生，正值如梦似幻的盛唐时期，百姓繁荣富足，社会文化呈百花齐放之势，一片大好光景。

而他本人也幸运地生长在一个富庶之家，祖父为西晋时期的名将，父亲是著名诗人，先后任司马、县令等官职。

在坚实家庭背景的支持下，杜甫从小便可无忧无虑地读书求学，不必为生计忧心，并且，名门阶层给他带来了氛围与观念上的熏陶。

在思想观念开放的唐朝，佛教被尊为国教，但儒家与道家思想同样也蓬勃发展，在朝野之间都有众多追随者，经典书籍也被广泛传颂。

杜甫作为官员后代，从小浸泡在儒家思想里，他读书众多，且好四处游学，结交了不少名人志士。

因此，杜甫在少年时期便形成了一个崇高而经典的儒士理想：不为富贵钱权做官，而要做贤臣，辅佐明君，治天下太平，长盛不衰。

他早期的诗歌，言辞豪迈激昂，不遮不掩地表达出少年英才独有的自负，抒发自己浪漫的理想。在《望岳》一诗中，更是挥毫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绝句。

那时的他，处于人生最纯真也最蓬勃的年龄段，面前一马平川，没有高山深谷的阻碍，仿佛只要一往无前便能实现所有宏图大志。

杜甫少年有如此高的心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天资聪颖。

他曾言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在古今圣贤中也可谓是佼佼者。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便是充分发挥才能，为民奉献，成为一个理想的“士”。

只要努力，便能成功——这是一个少年天才对生命最大的误解。

他成年后，科举不中，求官未果，家道中落，在朝堂上未能施展拳脚，反而屡遭迫害，险些被政治对头砍了脑袋。

之后更是四处流浪、颠沛，辗转各地，食不果腹，可谓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辅佐明君治理天下，是他毕生的夙愿。

但得非所愿，他的年岁越大，离实现梦想就越发遥远。眼看着盛唐一夜衰落，走向下坡路，百姓流离失所，受尽苦楚，杜甫内心自然是悲痛万分的。

在残酷现实的碾压下，他思虑重重，筋疲力尽，只能在精神上寻求慰藉地，而佛教、禅宗的理念为他提供了休憩之所。

杜甫年少时，对佛经实际上也颇有研究。

母亲去世后，父亲整日为事业奔波，年幼的他便跟随姑母一起居住。杜甫的姑母是一个虔诚礼佛的女子，成日里吃斋、念佛、看经书。

在她的影响下，杜甫在年幼懵懂时便开始阅读一些佛家经典，对其哲思十分了然。

姑母有慈悲之心，佛经更是强调善言善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杜甫不论是求官还是求生，一辈子都没有放下过对贫苦百姓的悲悯情怀，一辈子都在有心而无力的痛苦中沉浮挣扎。

离家后，杜甫也结交了一些礼佛的好友，例如被后世称为诗佛的王维，以及当时有名的官员房琯，都与他私交甚厚，常常聚在一起吟诗，谈论仕途与佛学文化。

不仅如此，他在洛阳、长安求官期间，受到了风头正劲的南北两宗禅学的影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后的人生，先后在吴越、江南、湖南等地区与佛法结缘。

到了人生最困苦的阶段，别谈什么崇高理想了，依然年老的杜甫甚至无法保证家人的温饱，小儿子在乱世中活活饿死。

心中有未曾实现的梦，有迫切想要做的事，却被命运一次又一次关上大门，其中的悲怆可想而知。在重压之下，他追随佛家，开始向内探索，寻求桃花源。

对于人生有了新的观点，杜甫的创作中也多出了宁静、幽寂的意向。他开始写钟声，写古寺，写雨花，将佛理融入在山水景色的描写中，传达出一股宁静致远的安然与美丽。

但，从佛道中淬炼出的一颗慈悲心，却成了他出世的最大阻碍。

从杜甫晚年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得知，他有意归隐山林，却又忍不住关心百姓，写下悲凉的语句，为那些蜉蝣般难定生死的老百姓哭上一哭。

除了儒与释，道教也在杜甫的人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说起杜甫的道教信仰，很多人大概会立刻联想到他的好友李太白，认为杜子美本人的信仰是受到了挚友的影响。

李杜二人的友谊，长久以来都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他们在洛阳结识，成为了无话不谈的知己，杜甫流传下来的诗歌中也有诸多是谈及李白的。

他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对这份友情的珍惜：

“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

二人不仅在诗歌文学上谈得来，彼此对道教的爱好也是一大共同话题。

他们结识初期，杜甫的诗歌中便出现了大量道教相关的术语、典故，譬如炼大药、拾瑶草等，可见两人当时全副身心都用在了对道教的探索上。

不仅如此，之后的一段时间，他们一起结伴游历了许多地方。

先是奔赴王屋山，意欲寻访当时赫赫有名的华盖君，然而未能如愿，之后又约定同去衡州拜访董药师，求一些传得神乎其神的丹药。

彼时，杜甫对飞升的痴迷可谓达到了顶峰，一心与好友羽化成仙，得以摆脱俗世的烦扰。

但若是追根究底，实际上，杜甫的道教启蒙并非来自于李白，仍然是在家族中早早根植。他的继祖母来自名门卢氏，那是一个从魏晋时期便信奉天师道的大家族，只是后来有衰微之势。

出于强烈的门阀意识，杜甫的继祖母嫁于如日中天的杜氏，企图挽救家道中落。自然地，卢氏对于道教地信仰与习俗，也被带入了杜氏的大门，对其子孙后代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可见，杜甫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在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下，同时受到了儒释道三家的教化与影响，思维与理念显然更加开阔。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在不同的门派之中寻求真理与解脱，并通过诗词作品将其心路历程一一展现了出来。

年少成才，裘马轻狂。在步入而立之年之前，杜甫的人生风光、自由、洒脱，充斥着浪漫主义，无拘无束，颇有些像现代中产家庭的子弟。

他才高八斗，十几岁出游翰墨场，少年时期便收获数不清的赞誉，自然是心高气傲，快活不已。

二十岁之后，在雄厚家底的支撑下，他又动身去各地游历，见识大好河山，结交文人墨客，纵情山水，乐不思蜀。

那个时期，他的诗歌也呈现出豪迈壮美的氛围，几乎没有什么愁绪，而是用精练、美轮美奂的语句记录了自己在各地的所见所闻。

他探访时任兖州司马的父亲，登上城南楼，借景怀古；他描摹刻画飘逸潇洒的胡马，抒发自身意气风发的凌云壮志。

他为画鹰题诗，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厌恶庸碌无为的人生，且自信一定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

尤其是结识李白，醉心道教之时，他二人度过了一段如痴如醉的快乐时光，一起饮酒、论诗，跑遍各地山野寻找仙迹，满怀热情地探索宗教中无穷的奥妙。

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正是充满求知欲和好奇心的时候，对那些虚无缥缈的长生之事有超越理智的热情，尽管未必理性，但却是探索个人道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自在尽兴地游历江湖，求仙问道，是杜甫一生中最为明媚的时光，他用诗歌将这些经历记录了下来。

即使到了壮年、老年，人生遭遇诸多变故，困苦不堪，这些美好年华依然治愈、鼓舞着杜甫，让他能够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忍耐历史无情的拍击。

在他晚年写就的《昔游》《壮游》等作品中，依然在回忆青春年少时的友人、见闻，如数家珍。

值得一提的是，在沉迷道教的岁月中，杜甫屡次在诗歌中流露出想要抛妻弃子，成道而去的意愿。

“浮生有定分，饥饱岂可逃。叹息谓妻子，我何随汝曹？”

他直言不讳地表达出妻儿是自己成仙路上的累赘。

但这股念想又和自身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有悖，认为儿女尚未婚娶，自己为人父的任务还没完成，因此也只是嘴上牢骚，没有付诸行动。

可见，年轻时的杜甫，就已经开始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来回摇摆，难以两全。

及至玄宗天宝五年，杜甫决定正式去完成自己的政治抱负，走上仕途。来到长安时，他可以说信心满满，满脑子都是对于宏大未来的构想，踌躇满志。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以杜甫的才思，参加科举考试实在没什么悬念，必然是高中而已。

谁知，造化弄人，彼时宫廷内的大小事务几乎都被佞臣李林甫所操控。

此人作为宰相，心思不用在辅佐君王治国治民之上，反而整日里关心怎么排除异己，稳固自己的权力地位。

他一向厌恶有才能的人，担心他们动摇自身地位，便想尽办法，把当时的贤臣、也是后人所熟知的诗人张九龄、贺知章等人排挤出政治体系的核心。

科举考试自然也是妒贤的李林甫的眼中钉肉中刺。

只是，他不能擅自做主暂停考试，便转而告诉皇帝，不如先在各地进行选拔，选出优秀的学子再昭入尚书省统一考试，省下许多功夫。

皇帝同意后，李林甫得以暗箱操作，那一年的考生竟无一人中选。

李林甫做了如此荒唐之事，还用甜言蜜语欺瞒圣上，表示如今的天下已经“野无遗贤”，能干的人都已经在宫里了，所以才没有得到合适的新人。

昏庸的皇帝听信了这番鬼话，杜甫的科举之路也宣告失败。

他忧心如焚，在往后的十年岁月中寻找各种各样的出路：先是向达官贵人投诗，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后来又直接向皇帝献赋自荐，却石沉大海，没得到任何回音。

在此期间，他失去了优渥家庭资金的支持，不得不靠卖药等行当聊以维生，寄宿在友人家吃喝，遭遇了不少冷嘲热讽和白眼。

曾经的天之骄子，如今沦落为寄身他人篱下的失败者，这样强烈的反差令杜甫郁郁不乐，诗作风格也有了极大变化。

从年少的幻想中醒来，杜甫开始关注真实的世界，关注底层人民的人生百态，关注朝政的腐朽昏庸。

写下了 《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言辞激愤的作品，一字一句都是控诉奸臣当道，为百姓的苦难发声，也写尽了自己十年来的心酸苦楚。

自此，杜甫的儒士梦想一步步走向破灭，他的抱负和忧愁只能在诗歌中诉说而已。

在经受凡尘的诸多折磨，病痛交加，居无定所食不果腹之时，杜甫还曾作诗追忆少壮时期共同求道的朋友们。

在《七月三日亭午已后校热退》一诗中，杜甫还幽怨昔日旧友纷纷得道成仙而去，享受长生之乐，却将他弃之于不顾，受痛苦磋磨。

安史之乱后，杜甫与家人辗转来到当时较为安宁的成都，为自己建了一草屋，在此定居下来。

大唐陷入战乱纷争，他从当年的富贵公子沦落为逃荒难民，朝不保夕。

命途多舛让杜甫心灰意冷，不再去为做官而努力，而是选择投入佛教的怀抱中，寻找心中的慰藉，洗除心头的哀伤与痛苦。

杜甫晚年致力于佛禅思想，走访了许多寺庙，拜访了不少僧人，同样作诗无数。

这个时期内，他的诗歌内容也主要转向了景物，囊括了许多具有佛法意味的意向，如雨水、晨钟、秋花危石、荒凉古寺等，而不再局限于对困苦世事的记录描写。

同时，他也开始体会田园生活，亲近农民，观察他们的日常，也观察他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在作品中大量描写了山水田园风光。

读“三吏”“三别”，往往引起读者满腔的同情与愁苦，令人潸然泪下，其语言也极为哀痛沉郁，而读晚年的山水诗作，则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空寂、幽静之意，读来觉得甚为宁静。

仿佛是，诗人的满腔痛苦已然在佛法中找到了安置之地，得以放下沉重包袱，以轻盈的姿态观看世间万物，不再满身累赘。

杜甫对佛理的见解极为深刻，能够巧妙地运用景色意向，将空门的道义缓缓诉说而来，同时也依旧饱含对芸芸众生沉浮苦海的悲悯之情。

杜甫的一生中，并不乏激烈的追求与顽强的对抗，只是，个人的愿力在历史的铁蹄下，总是渺小而无力。

在一次次被击打之后，这位坚韧的老人终于选择放手，放下执着，选择了一条顺其自然、淡泊无为的道路，终于使一路走来的苦楚或多或少得以消弭。

杜甫生于政治清明的盛唐，却又长于混乱割据的乱世之中。

他将满腔的抱负与不得志诉诸诗歌，将自己入世的坎坷挣扎写得明明白白。在幻灭之后，他依然顽强地在宗教门派中寻找人生真义，仿佛艰苦的人生从未真正打垮过他的精神。

他始终在探索，始终在创作，因为留下了流传千古的时代强音。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尽管杜甫没能实现自己作为儒士的崇高理想，但，他始终恪守着一颗为国为民的纯真之心，用纸笔为普罗大众发声，也为后世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宝藏。

直至晚年，他的诗歌变得清净，富有禅意，同样是美学史上的不朽丰碑。

不论是入世还是出世，杜甫都以强者的姿态面对着世事无常，留下文学作品，也传递了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

他那刚毅、坚忍的人格品性，使诗歌释放出难能可贵的异彩，这也正是杜诗最为感人的灵魂所在。

参考资料：

《岁寒堂诗话》

《杜诗镜铨》

《杜文贞诗增注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