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军统大特务毛森（注意，他跟毛人凤没关系）亲自到上海抓捕了我党无锡地委书记金柯。

不久之后，金柯叛变，不但供出了我军在上海的秘密贸易公司~大华公司，还甘心成为军统的鹰犬。

1948年，受军统指使，金柯潜回我苏北解放区，准备在搜集情报的同时，伺机暗杀我军大将粟裕同志。

可毛森万万没想到，金柯刚到解放区，就被我军保卫部门逮捕，并在不久后被枪毙。

针对此事，毛森曾猜测是我党潜伏在军统高层的特工拿到的情报。可事实却是拿到情报的我党特工并不是高层，而是4位花枝招展的女打字员！

那么，这4位女同志到底是谁？他们是如何打入到军统内部？又是如何获得敌人的机密情报呢？

赵幼芷在全面抗战爆发时，正在中学读书，并接触到了一些先进的进步思想，受此影响，她在上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也就是在这时，她遇到了自己革命的领路人~王月英同志。这位大姐长期从事秘密战线的工作，建国后，在总参工作。

在王月英的教导下，赵幼芷在中学毕业时有了去我党苏北根据地，参加新四军的想法。王月英则建议她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关系，留在上海工作，为革命做更大的贡献。虽然这意味着赵幼芷的工作更加危险，但这个小姑娘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

1944年夏，赵幼芷参加了我党在上海的直属情报部门，负责调研和译电。当时，她的对外身份是求德女中的音乐老师，而且，为了方便工作，她还加入了国民党的三青团，

这里要插一句的是，赵幼芷的家庭可谓是满门忠烈。她的堂姐赵雅男同志在上海潜伏在电信局，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在解放后，担任过兰州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她的另一个堂姐赵灵芝同志，同样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因为身份暴露，在解放前转移到舟山，解放后在上海交大任职；赵幼芷的亲弟弟赵尹莘同志是新四军干部，不幸的是，在建国后参加一次训练时，为了救战友而英勇牺牲。

好了，说回赵幼芷。

在抗战胜利后，王月英通知她学习打字。赵幼芷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在当时学习打字的地方极少，但她还是想方设法，转到定海旅沪同乡会的下属小学里当了一名老师，并以此为掩护，熟练地掌握了打字技能。

不久之后，她就知道自己的这项特长有何作用。

1946年初，我党的地下党员周明认识了一个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当打字员的董小姐。这位董小姐向她抱怨这份工作工资少，而且名声不好，所以，想赶快辞职。

说起这个稽查处可不一般。

在名义上，这个处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部门，可实际上，却是军统的一个特务机构，由接替死鬼戴笠的特务头子毛人风直接控制，是军统在上海的大本营。

这个处经常会四处抓捕进步人士和我党党员，然后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秘密牢房里。在这里，每晚都会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行刑的枪声也是不绝于耳。总之，只要进了这个人间地狱，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而周明却偏向虎山行，让董小姐把自己介绍给了稽查处的情报课长萧振华。面对特务头子的仔细盘问，周月英对答如流，丝毫没有破绽。很快，她顺利上岗。

不久，稽查处的其他三个女打字员也要辞职。周明便利用这个机会，在我党上海情报部门的负责人陈来生的精心策划下，在1947年8月，使赵幼芷和傅亚娟也顺利打入稽查处，当了打字员。

这位陈来生也是大有来头，前文所提的王月英同志是他的夫人。当时，他只有20多岁，却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长期在敌人心脏从事地下工作。“中央文库”就是他和全家舍生忘死保存下来，并在建国后完好无损地交给国家。

这个文库中有大量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会议记录、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等重要文件，是研究我党党史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赵幼芷在打入稽查处后，又把自己在小学发展的进步女青年柳茂才介绍进来。

开始时，柳茂才以为这只是份工作，但当接触了很多敌人机密文件后，便悄悄地建议赵幼芷把这些情报带出去。

赵幼芷把这个情况向陈来生汇报后，陈来生指示她重点观察和培养一下柳茂才，争取把她发展进我党的秘密组织。

结果，这事闹了个“笑话”。

组织一调查，发现人家柳茂才在1946年5月就已经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她二哥和四个都参加了新四军。

如此，打入上海军统的我党“四朵金花”全部就位，而她们的虎穴传奇即将拉开大幕。

这个稽查处对我党特工的渗透是严防死守，全部人员不准看别人的文件，也不准打听别人的动向，所有人员都实现“具保连坐”。另外，有一个专门的“肃奸组”，负责对内部人员严加监视，还会时不时突击检查每个人的抽屉和宿舍。

在这样的环境里，都只有20几岁的“四朵金花”可谓是“与虎狼为伴”，每天都“睡在刀尖上”，一个不留神，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为了更好的工作，也为了不牵连他人，她们只能隐蔽起自己的身份，与外界的进步组织、进步人士、进步亲人全部断绝往来，把自己彻底伪装成“尽职尽责”的打字员。因为工作出色， 赵幼芷还被晋升为中尉打字员。

但是，她们也受到了亲朋好友的非议和蔑视。在大家眼里，她们不再是进步青年，而是堕落成军统的走狗，甘心和反动派同流合污。

对此，姑娘们只能选择默默忍受，同时，为了在虎穴站住脚，她们还要主动和特务们成为“朋友”，并要投特务们所好，和特务们打成一片，直到彻底融入特务群里。

例如校缮室的主任宋江莹是个50多岁的油腻老滑头，主要负责分配打字和誊写文件的工作。4个姑娘对他是强忍心中的厌恶，经常嗲嗲地尊称他“宋主任”、“宋老先生”，在吃饭时，还会给他敬酒。

再例如稽查处有一帮20多岁、毕业于军统东南训练班的司书，主要负责拟稿、誊写和档案管理。4个姑娘为了接近他们，经常会在休假的时候，陪他们一块儿逛公园、看电影、聊天、喝咖啡。

在对特务们曲意逢迎的同时，姑娘们也在苦练打字技能，她们打文件既快又准，文件令人赏心悦目，所以，稽查处上下对她们是赞誉有加。而这就为大家执行艰巨的地下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因为负责打字，所以稽查处的重要情报都要过姑娘们的手。姑娘们为了拿到这些情报，在有人监督时，就费劲脑力，把情报牢牢记住，下班后再密写成下来，传递出去；在敌人监督不严的时候，姑娘们则假装打错字，把文件撕下来扔进纸篓，再重打一份。等下班后，再乘人不备，把文件从纸篓拿出来，交给组织。

有一次，稽查处拍给宋江莹一个活儿，要求将一大摞文件限期誊写完。宋江莹和几个司书在缮校室大发牢骚，觉得这活儿没法按时干完。赵幼芷听到此事后，便主动提出帮他们一块儿干。一看来了救兵，宋江莹和司书们是乐得合不拢嘴，立刻同意。

稽查处有很多重要文件都存在档案柜子里。恰好，赵幼芷、柳茂才和文件管理员在一个办公室。

为了拿到这些文件，姐俩商量之后，便借口晚上加班，干脆住在了宿舍里。下班后或者是放假时，她们就用调虎离山之计，一个人陪档案管理员出去玩，一个人则趁机把档案柜里的文件拿回宿舍抄写。

这样的工作在很多时候都要干到半夜，困了，就用冷水洗脸，脚冷，就用电炉子取暖。有一次，柳茂才因为抄写得太专注，以至于自己的裤子被烧着了。

在四姐妹的齐心协力下，敌人的机密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我党方面。大叛徒金柯要暗杀粟裕同志的情报，就是她们在打印军统密件时拿到，并通过密写到一本书的空白处，及时传递给组织的。

但即便如此，军统特务却从来没怀疑过就在自己身边的这四位巾帼女英雄。

然而，姑娘毕竟还是年轻，总有百密一疏的时候。

有一次，傅亚娟在下班回家时，忽然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她便随口应了一声。

可别忘了，她在军统用的是假名，而那人喊的是她的真名。

傅亚娟看到喊她的人是自己在新四军时的老战友，就没多想。可她没想到那人已经叛变了，并很快把她参加过新四军的事儿报告给了中统特务。

上海的中统特务机关很快把傅亚娟抓了起来，但在审问时，因为早有预案，傅亚娟应对自如，没有暴露出真实身份，也没暴露自己在军统工作。

因为中统和军统是两个体系，互看不顺眼，也没有沟通机制，所以，军统特务没抓到傅亚娟的把柄，就把她放了，想放长线钓大鱼。

陈来生在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让赵幼芷向军统汇报傅亚娟因为家里“逼婚”，逃离上海，同时，他利用中统特务在中午吃饭时，监视放松的机会，派人把傅亚娟从家里接走，摆脱了险境。

不久之后，最早打入稽查处的周明也因为身份暴露，主动撤离。稽查处中就只剩下赵幼芷和柳茂才仍坚持工作，直到上海解放。

1949年春天，我军解放上海已经指日可待，稽查处乱成一团，准备逃命，主任秘书则找赵幼芷和柳茂才谈话，要她们一起去台湾。但姐妹俩以父母舍不得为由拒绝。

临走前，主任秘书威胁她们还有特务在上海盯着，不要把机密泄露给我党。按柳茂才的原话说：“我们当然不理睬他！”

1949年5月24日下午5点左右，接到组织撤离命令的赵幼芷和柳茂才从容离开稽查处，顺利脱离虎口。

自周明在1946年初打入敌人内部，到赵幼芷和柳茂才在1949年最后撤离，“四朵金花”在虎穴足足潜伏了 3年，她们收集到的重要情报数以千计，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存档的就有上百份。

这就是“军统四朵金花”的故事。

这四位年轻的姑娘以自己的青春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铸就了一段无所畏惧的不朽传奇，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这四位姑娘为新中国所立下的不朽功勋！

素材来源：

舟山妇联

她们的峥嵘岁月｜那些尘封的隐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