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首词作于唐大中四年（849），是一首描写离愁别绪的词。

从诗题上看，这首词的体裁是曲子词，是唐代民间流行的一种诗体。它以曲调为题，即以曲调的名称来命名，形式上也是曲子与词牌相结合的形式，一般称为“曲子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它出现较晚，是唐代词坛中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那么它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呢？

唐朝的文人对于曲子词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一些文人与民间艺人之间，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这些人在与艺人的交往过程中，对于曲词的创作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经验。

比如白居易就写过很多关于曲词创作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涉及到了曲词的内容，并对一些曲词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比如他写《琵琶行》一诗时，就对曲中的一些唱词进行了详细地分析。

在这其中，白居易就提到了“九调”和“十二拍”两个概念。所谓“九调”，指的是《琵琶行》中出现过的十种曲子；而“十二拍”指的是《忆江南》中出现过的十二支曲子。

同时他还指出，在这些曲词中，他有两次提到了“曲有尽而意无穷”。这就说明了曲子词与歌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些曲子词实际上就是歌词。同时，白居易在与艺人交流时，还借鉴了一些民歌。他在《与元九书》中写道：“故善歌者，能以少为多；善舞者，能以长为短。”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善歌的人能够根据曲调的长短，来选择不同的歌词内容。而善舞的人也能够通过舞蹈动作的变化，来达到表达不同情感的目的。刘禹锡也是唐代文人与艺人交流时较为活跃的一位人物。他在与艺人交流时，就创作出了很多描写宫廷生活、反映宫廷矛盾与斗争等内容的曲子词。同时他还在与艺人交流时，借鉴了一些民歌的曲调和歌词内容，使得曲词中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新现象。

这些文人与艺人之间的交流活动，一方面使得他们对于曲词有了一定了解；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在创作曲词时可以选择更多地创作内容。而且由于这些文人与艺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于曲词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新现象也会有更多关注。

除此之外，在这种交流活动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和谐音，而这些不和谐音也会被文人和艺人进行借鉴。所以就导致了这一时期曲子词中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新现象。

同时由于文人与艺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他们在创作曲词时也会借鉴一些当时比较流行的曲调。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曲子词就出现了一些新内容和新现象。

在敦煌所存的词作中，以《唐大诏令集》所收的词作为最多，这是因为唐代的一些官员大都拥有在朝任职的经历，他们也往往是词作的主要创作者。从敦煌曲子词所选词作的内容来看，与晚唐时期文人词所写的内容相比，它更多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生活与情感。

这主要是因为敦煌地区的文化更加开放，民众的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所以在敦煌曲子词中，不仅有歌咏爱情、表现生活欢乐的作品，还有一些表现对下层民众疾苦的描写。

如《琵琶行》一词中描写了一个妇女在丈夫远行之后思念丈夫的情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诉衷情》中写道：“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通过这几首词可以看出，晚唐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不安定，他们在面临生活困境时往往会选择饮酒来麻醉自己。

而《鹧鸪天》一词则描绘了一位妇女思念远方的丈夫的情景：“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在敦煌曲子词中，不仅有描写市井生活的作品，还有一部分作品写得比较高雅。这就说明虽然唐人写词的风气已经被带到民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敦煌曲子词并没有被完全纳入到文人词作之中，而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创作方式。唐人所写的词有一部分是来源于乐府古题，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民间歌谣。

在这些乐府古题和民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曲子词。这就表明了敦煌曲子词在形成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既不同于唐前期文人词，也不同于晚唐时期民间流行歌。敦煌曲子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词体，它的产生与流变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的。从总体上看，它是在文人词和民间歌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产生的，但又不是完全被文人所左右。

敦煌曲子词主要在民间传唱，所以在其创作时既受文人词作影响，也受到了民间歌辞、俗曲及其他歌曲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在唐后期文人词向民间词演变的过程中得以发展，最终成为一种独立的词体。同时它还兼具了文人词与民间歌两种形式，从而在唐代词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敦煌曲子词在唐代词坛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它并没有完全取代文人词，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种比较平衡的状态。

敦煌曲子词的题材十分广泛，既有反映爱情生活的作品，也有描写官场的作品，还有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无论是哪一种题材，都能反映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可谓包罗万象。通过对敦煌曲子词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敦煌曲子词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闺情词。闺情词是敦煌曲子词的主要题材，如“情知春去后，管得落花来”、“昨夜新寒雨，庭前芳草闲”、“小窗愁独卧，深院月如钩”等。这些作品表现了闺中人对爱情生活的憧憬与渴望。闺情词所表现出的深挚缠绵之情是唐代其他词体所无法比拟的。

宴会词是敦煌曲子词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现存作品来看，宴会词主要描写宴会中人们饮酒、观舞、赋诗等场面，反映了人们聚会时的欢乐与喜悦。

第三类是边塞诗。边塞诗主要是描写边塞将士戍守边疆时所产生的对家乡、亲人、朋友的思念之情。这些作品以表现将士对家国深情为主题，反映了战士们在外戍守时与家人之间的相思之苦和思乡之情。敦煌曲子词的风格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清新淡雅，另一种是粗犷豪放。

其中清新淡雅的风格主要反映了唐代文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这类作品主要包括《玉楼春》《折杨柳》《水调歌头》等，其中《折杨柳》是一首描写边塞将士思念家乡的词，在现存的作品中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另外一种是粗犷豪放的风格，如《苏武慢》，这首词描写了苏武在匈奴生活的情况，塑造了一个忠于国家、不畏艰难的爱国英雄形象。此外，《古词双调》中也有一些表现边塞将士生活与情感的作品。如“从军行”“边地寒食节”“上西楼”等。这类作品中虽然也有描写爱情生活的作品，但更多是反映了将士们戍边之苦和思乡之情。

第四类是写爱情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主要以爱情为主题，通过描写男女主人公之间含蓄曲折、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来反映现实生活中男女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以及妇女们渴望自由爱情生活的愿望和要求。

这类作品主要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如《调笑令》《莺莺传》《游春图》《踏歌行》等，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的描写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

敦煌曲子词，是在唐代新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它不仅在题材上与唐诗一脉相承，而且在内容上也与唐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它与唐诗之间的渊源关系。可以说，敦煌曲子词是唐诗的源头活水。

敦煌曲子词在题材上，基本上延续了唐五代词的传统，它以爱情为主要题材，表现了唐五代词那种缠绵悱恻、缠绵悱恻的特征。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它与唐诗相同之处。敦煌曲子词中，出现了大量唐诗中没有的内容，如羁旅行役、相思离别、边塞战争等。这些题材，在唐诗中都有提及，而敦煌曲子词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内容。比如“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一句中出现了“愁”字。

如果不是在唐诗中出现过“愁”字，这首诗就会成为一首描写闺妇生活的诗。再如“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一句中，同样出现了“愁”字。唐诗中提到的“愁”，指的是一种伤感、惆怅之情，而敦煌曲子词中出现的“愁”却不是这种情感。又如“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一句中，出现了“楼”字，如果不是唐诗中有过这样的内容，这首诗也不会成为一首描写闺妇生活的诗。此外，在唐诗中提到的羁旅、相思离别、边塞战争等内容，也都在敦煌曲子词中有所体现。

可见，敦煌曲子词与唐诗一样，都继承了唐诗中爱情题材的传统。在这些方面，敦煌曲子词与唐诗都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其次是在表现手法上也有一定的一致性。唐诗在创作中，都有着强烈的“诗眼”意识。所谓“诗眼”意识就是指诗在写作时所要表现的中心思想或主旨。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一句中的“深”字就是诗的中心思想或主旨所在。敦煌曲子词也遵循了这一点。其次是敦煌曲子词与唐诗一样都具有明显的音韵美和音乐性。

结语

曲子词的产生，是唐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虽然是唐代民间的一种文学形式，但它却填补了唐代民间曲子词的空白。从发展过程看，它与唐诗的关系最为密切。从唐代诗人创作的曲子词来看，我们可以看出：

首先，唐代诗人创作的曲子词多为乐府歌辞，尤其以歌辞为主。其次，唐代文人创作的曲子词大多以四言和五言为主，这是唐诗的影响使然。

第三，唐代文人在创作曲子词时，还常常采用五言诗体来写诗。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唐代诗人的创作与敦煌曲子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敦煌曲子词本身来看，它是在唐朝中期的时候产生的。它既不是在民间产生的，也不是在宫廷中产生的，而是在民间艺人与宫廷乐师之间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从产生时间上看，它是唐代文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所作。

由于它在敦煌出土的时间较晚，所以其产生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从内容上看，它主要是以曲调为题，描写男女离别时的离愁别绪，其中也有一部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敦煌曲子词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唐代社会的真实生活场景，还可以看到唐代文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参考文献：

《唐词三百首选注》

《唐诗三百首鉴赏辞典》

《唐代诗词辞典》

《唐诗大辞典》

《唐诗鉴赏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