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晚清那些“离谱”又“真实”的历史事件，义和团绝对是王炸。说到义和团，可能会有很多黑子，甚至当下社会依然还有很多人认为义和团都没有走我们很远。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还不如100多年前的那帮农民。现代化的教育不但没有唤醒你的认知，反而让你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通过抨击别人来体现自己的优越感，想一想有多么可耻。在2017年7月1日我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我们的领导人还有在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毫无疑问，这是把义和团运动当作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样的民族救亡运动来正面评价。

看待义和团，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个群体本身的局限性，他们是一群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背景下目不识丁的农民，你可以说他们装神弄鬼的行为愚昧无知，但这更是一场群众自发反抗西方列强在中国领土上欺凌国内老百姓的爱国行为。由于义和团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统一的领袖，内部成员成分复杂，素质良莠不齐，在后期出现了一系列过激的行为。而清政府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才是事态一发不可收拾的关键原因，一些顽固派头脑发昏的认为“民心可用，洋人可恨”，眼睁睁地把这群缺少判断能力的地底层百姓当成炮灰送到了洋人的枪口。这种对国家，对人民极不负责任的人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义和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在当时的华北地区，特别是山东、河北一带，民间存在着大量的秘密宗教组织与武术团体，被统称为“民间拳会”，如“义和拳”，“大刀会”，“红灯照”，“白莲教”余脉等。这些组织表面上以习武强身为名，实则常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和反抗色彩。义和团的前身被称为“义和拳”，最早出现在道光、咸丰年间，但真正成气候是在19世纪90年代的山东。这一时期山东连年灾荒，黄河泛滥，蝗虫成灾，再加上清政府贪污腐败、横征暴敛，民不聊生。

更严重的是，自从两次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渐丧失了大量领土，西方列强在中国大肆传教，洋人依仗外交豁免权横行乡里，引起了广泛的民愤。传教士往往庇护教民，让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矛盾激化，尤其在土地纠纷、诉讼中，教民常常“吃独食”，引发大量攻击传教士，烧洋教堂的“教案”问题。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就在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上栽了跟头。

天津教案

在这一背景下，“义和拳”这类反洋组织迅速从民间崛起。他们标榜“保卫身家，防御盗贼”，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但由于受到长期封建主义的毒害，他们鼓吹神灵附体之后，就可以刀枪不入，习惯性地相信通过修炼气功和武术可以获得驱鬼镇妖的神秘力量。他们试图用宗教信仰与武术抗衡外来势力，逐渐演化成具有浓厚民间宗教色彩的半军事组织——义和团。义和团的成员大多是农民和底层贫苦百姓。

1899年前后，山东巡抚袁世凯认为义和团是乱匪，非常严厉的镇压义和团，大批义和团成员逃入直隶一带，在直隶总督毓贤的默许下，义和团迅速壮大。毓贤想借助义和团的“爱国”情绪来遏制洋人势力，暗中默许支持其发展。1900年春夏之际，义和团在河北、北京周边地区大张旗鼓地设坛演练，焚毁教堂、杀害教民，攻击一切与“洋”有关的事物，如铁路、电报、洋行、洋学堂、外国人及本国基督徒等。义和团成员迅速从数千人激增至数十万人，其中以青少年居多，组织严密，信仰极端，口号鲜明：“扶清灭洋”。义和团的蔓延引起了清政府内部的争议。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洋务派大臣主张镇压义和团，以免与列强发生全面冲突。另一派则以慈禧太后、刚毅、毓贤为代表，认为可以“借团抗洋”。

这里不得不提的一件事就是发生在1900年1月的己亥建储。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中南海瀛台。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对外宣称手握光绪的密诏，令慈禧担心光绪卷入事件，会动摇她训政的正当性，也影响变法余波。为防事态扩散，慈禧采纳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名义发布诏令，称自己无子，决定过继端郡王载漪的15岁儿子溥儁为义子，封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慈禧的意图很明显，未成年的溥儁当了皇上，他就又能合法垂帘听政了。而溥儁的父亲端郡王载漪极力想促成这件事，如果他儿子成了皇上，他就能成为名正言顺的议政王。但这件事遭到了天下几乎所有人的反对，西方各国公使也警告慈禧不能这么做。

慈禧当年在英法联军打进北京时跟随咸丰皇帝出逃过一次，对洋人又恨又怕，爱新觉罗自家的事还要看洋人的脸色，这让慈禧非常痛恨洋人。这期间端郡王载漪呈给慈禧的一份伪造的西方各国假照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说要求她归政于光绪皇帝。在一些顽固派大臣的蛊惑下，慈禧也认为民心可用，洋人可恨，开始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向 “万国开战”，其实慈禧内心也很清楚义和团是乱匪，但她就是咽不下洋人这口气。义和团随即成为清军的“民兵”一部分，参与围攻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区、破坏天津租界，攻打铁路沿线和教会设施，演变成一场全国范围的“庚子事变”。

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随后沿铁路向天津、北京进军。到了8月，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携光绪帝西逃，义和团运动基本宣告失败。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署《辛丑合约》，赔款4.5亿两白银，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允许列强驻军京津要地，撤换“义和团元凶”。此前支持义和团的地方官员被罢免、处死，大量团员被捕杀、流放，运动彻底土崩瓦解。

从今天的视角看，义和团确实充满愚昧和迷信。他们相信“刀枪不入”“神灵附体”，打仗前常搞“开坛作法”，根本不懂军事。团员大多是没受过教育的农民，面对洋人的侵略，只能用落后的观念解释灾难，认为中国是遇上了“劫运”，洋人就是罪魁祸首。甚至连天旱也怪洋人的教堂遮住了天。他们在战斗中靠念咒壮胆，频繁祭出张天师、玉皇大帝、吕洞宾等神仙，希望用神力打败洋枪洋炮。但现实很快证明，靠信神是打不赢列强的。义和团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清政府衰弱、百姓困苦、社会动荡的产物。它是传统农民反抗外来压迫的最后一波，也是传统中国面对现代化浪潮的最终挣扎。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民族情绪，但也必须承认他们手段的荒谬和后果的严重。这场运动夹杂着爱国与愚昧、民族主义与迷信、被清廷利用又被清廷抛弃，最终成了一场注定失败的历史悲剧。

在现代化教育已经普及的今天，依然还有一些人把当下发生的一些事和义和团联系在一起，认为义和团还没有走远。不要让U型锁控住了你的认知，把当下一些盲目的排外事件归纳为义和团，也不要打着义和团式的爱国口号做一些愚蠢的事，更不要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去抹黑100多年前的历史，历史是用来反思自己的，不是用来讨伐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