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镇守使郑汝成

上海镇守使署驻所

经过精心维修的百年外白渡桥，在苏州河和黄浦江交汇处复位，并重现迷人英姿。作为老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与它相关的许多故事都长期流传于民间。其中，当年陈其美组织革命党人狙击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的秘闻，可谓惊心动魄。

固守制造局

袁世凯在北京攫取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为建立独裁统治全面改组临时政府，竭力扩充自己的嫡系，并对革命党人举起屠刀。1913年3月20日，根据他的密令，杀手在上海沪宁车站（今天目东路北火车站旧址）行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

这种倒行逆施使舆论哗然，令民众震惊。

孙中山迅速从日本赶回上海，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他在同孚路（今石门一路）21号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与黄兴、陈其美等商讨策略,明确提出“非去袁不可”。为控制上海这个东南大都会的局势，袁世凯让郑汝成率领“应瑞”、“肇和”两舰，护送临时改编的海军警卫队1300多人搭乘轮船招商局的“新昌”、“安平”两轮南下，直驶黄浦江。

郑汝成是河北静海（今属天津市）人，早年考入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1886年秋被马尾船政局选派去英国留学4年，回国后历任威海水师学堂总教习、北洋常备军军政司教练处帮办、海军处机要司长、海军部军制司长、烟台海军学堂监督等职；1912年上半年，曾任大总统府高等侍卫武官，成为袁世凯心腹；1913年初，被授予海军中将之衔。他在7月上旬抵达上海，立刻进驻江南制造局（今江南造船厂旧址），占据了军火库。

随着“二次革命”爆发，陈其美担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南市，并在7月18日宣布独立。

此时，上海讨袁军约有7500人；吴淞要塞司令姜国梁也投向革命党人，对进逼吴淞口的“飞鹰”号驱逐舰进行炮击。陈其美认为兵工厂是部队的命脉，希望通过“磋商”接收江南制造局。然而，郑汝成傲慢地加以拒绝，并命令士兵们抓紧修筑工事。

袁世凯闻讯，马上任命郑汝成和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为前敌指挥，与上海讨袁军对峙。郑汝成虽然扬言要与革命党人决一雌雄，却为防万一将指挥所设于黄浦江上“海筹”舰。

上海商界害怕发生战乱，要求和平解决事态。据《民立报》披露，在7月19日，地方绅士李平书、王一亭去江南制造局面见郑汝成等，“告以上海刻下秩序不安，若再坚持，设有事端，商民生命财产势必糜烂不堪，务请顾全大局”，未获结果。

第二天，李平书又邀请陈其美、郑汝成、李鼎新等在高昌庙自来水厂（今南市自来水厂）会谈，提出：“将制造局军火一并封存，等南北大局定夺后，再行办理。”

郑汝成态度强硬：“吾等奉袁大总统之命来此保护该局军械，断难违命。”上海总商会见此情形，便发公函称：“全体开会决议，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

该信貌似中立，实际是转而向上海讨袁军施加压力。

7月23日凌晨，陈其美指挥部队向江南制造局出击。激战一小时，攻入该局第一道大门。高墙内的敌军凭借有利地形和火力优势，固守第二道大门。

郑汝成、李鼎新则让黄浦江上“海筹”、“应瑞”、“肇和”、“海琛”、“镜清”等舰集中炮火，进行猛烈轰炸。上海讨袁军的炮兵营被摧毁，死伤百余人，一下子失去攻坚能力。

当晚，上海讨袁军再次向江南制造局东、西两侧进攻，一度突破东栅门，但仍被黄浦江上各舰的炮火击退，死伤600多人。郑汝成公开发出威胁：“如果陈其美不取消所设司令部，就炮轰南市。”

陈其美为避免殃及无辜百姓，遂将司令部撤往闸北。面对严重挫折，上海讨袁军并未气馁，又相继向江南制造局发动了几次进攻，但终不能克。另外，郑汝成还故意向闸北炮击，使租界当局找借口派巡捕和万国商团进驻该地，从而逼迫陈其美把司令部迁至吴淞一带。

7月28日，郑汝成因“战功卓著”，升任上海镇守使。不久，他率舰至吴淞口，与北洋政府海军部派来的海军陆战队会合。各舰环列江面，轮番猛轰吴淞炮台；海军陆战队也迂回江湾，从侧面进行袭击。

上海讨袁军伤亡严重，只好放弃吴淞炮台，转移到嘉定，最终不得不解散队伍。陈其美先暂避租界，旋流亡海外，行前在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会找郑汝成算账！

肆虐上海滩

郑汝成担任上海镇守使不久，兼任上海警备地域司令官、淞沪一带接战地域司令官、江南制造局总办，又获海军上将之衔，并被授权“指挥一切事宜”。他独霸一方，自诩“以力战而存制局，以声威而复淞台，邻省闻名，列邦喧传”，为所欲为，上海从此进入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为取悦袁世凯，郑汝成首先对上海民众在辛亥革命中取得的成果进行反攻倒算。很快，带有地方自治色彩的上海市政厅被改为上海工巡捐总局，观察使被改称沪海道尹，县民政长被改称县知事，各初级审判厅也全部被裁撤。

随即，郑汝成疯狂追杀革命党人，到处张贴告示宣布“留藏匪类者，处死”，让军警在南市、闸北等地挨家挨户搜查；他对于藏身租界的一些上海讨袁军官兵，或与密探联手伪造函件诱捕，或收买流氓下毒手，后来又按照袁世凯的电令以“划分警权”名义满足租界当局的扩张要求，换取其帮助捉拿“国事犯”。

1914年夏，范光启接受孙中山指示抵沪，在葛罗路（今嵩山路）设立机关,一面联络革命志士,一面说服驻军中有反袁倾向者作内应，准备攻打上海镇守使署。不料，该行动为郑汝成侦悉，范光启在机关起草军书时遇害，受牵连的200多人也都被枪毙。

在这个袁世凯亲信坐镇上海期间，报纸上不断登出“破获乱党机关”、“乱党分子被正法”的消息，惨遭杀戮者数以千计，以致老百姓中流传这样的顺口溜：“镇守使署是鬼门关，党人一去不复还。”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最后通牒，承认耻辱的“二十一条”，并加快恢复帝制的步伐。在群情激愤之中，郑汝成却指责反日爱国运动是“煽惑滋事”、“要挟政府”，叫嚣愿“以一身独当东南各省反对之冲”。

5月24日，上海各团体近万人在南市举行大会，强烈要求抵制卖国条约，他派军警到现场进行镇压；第二天，市民们仍聚集开展抗议活动，他再次派军警前往“弹压禁阻”。

匿居上海的革命志士曾多次秘密商议，想除掉这个血债累累的家伙。其中的杨殷血气方刚，决心不惜牺牲自己，为民除害。在同仁们的配合下，他仅用数日就摸清郑汝成出巡的规律。有一天，他化了装，腰间揣着炸弹，耐心守候在一个路口。

当郑汝成在卫兵簇拥下穿过马路时，他果敢地掷出炸弹。霎时，一声巨响，尘土飞扬。他趁乱躲进附近的理发店，见郑汝成只受了点轻伤，颇为遗憾。郑汝成为之胆战心惊，此后再也不敢招摇过市，耀武扬威。

血溅豪华车

1915年秋，陈其美奉孙中山之命潜回上海。10月29日，他设机关于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5号，筹划在沪发动起义。此时，郑汝成号称拥有“精兵十万”。陈其美分析情况后，决心设法铲除他，这一是为去掉严重的军事威胁，二是为替昔日攻打江南制造局而牺牲的革命党人报仇。

陈其美得到消息：在日本大正天皇即位之日，日本驻沪领事馆将举行招待会；郑汝成是地位显赫的上海头面人物，以前又曾随使考察日本海军，接受了旭日中绶章，肯定要亲往致贺。他觉得必须抓住这个绝佳的机会，便立刻在渔阳里机关召集骨干会议，布置迅速物色一批机智灵活、精于射击的敢死之士。

11月9日，陈其美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寓所与杨虎、孙祥夫等共同进行周密部署。大家商定，明天让那些被选中的敢死之士分组埋伏于郑汝成可能通过的路段，见机行事。因外白渡桥是从沪南去苏州河北岸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必经之处，所以这里的狙击由孙祥夫指挥，机关人员周淡游协助、尹神武策应。

陈其美意识到此事绝不能有失误，一旦打草惊蛇，后果难以预料。便于当晚专门召见枪法娴熟的王明山、王晓峰，两人的原籍分别为吉林和山东，都是在赴浙经沪时为他所留，并安顿在宝昌路(今淮海中路)宝康里。

陈其美说：“欲在沪发难，必先杀郑汝成，故杀郑既所以倒袁，亦既所以存民国也，二君之意若何？”

两人毅然表示一定会在外白渡桥干掉郑汝成，并异口同声道：“堂堂七尺之躯，献之于国矣。”

郑汝成虽然把上海镇守使署设于江南制造局龙华分局（今龙华路2577号），却常待在江南制造局，因风闻革命党人绝不放过自己，整天不敢离开戒备森严的办公室。

当他在灯下端详着手上的日本驻沪领事馆请帖，不禁左右为难：如果推辞，既有失面子也违背老袁旨意；要是去了，则可能会遭暗算回不来，到底怎么办呢？一边的副官见状，出了个主意：“黄浦近在咫尺，大人何不走水道？”

郑汝成拍了一下桌子：“此举堪称出其不意，试看乱党奈吾何！”那副官闻言连忙去安排。

11月10日上午，各行动小组都进入指定地点。王明山怀揣数枚炸弹、王晓峰腰插两支驳壳枪出现于苏州河畔，混杂在川流不息的行人中间。郑汝成身穿佩戴多枚勋章的海军上将礼服，悄悄乘汽艇来到附近码头，然后不动声色地钻入一辆黑色豪华车，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招待会会场。中午，郑汝成的车缓缓驶上外白渡桥。

王明山确定目标，立即扔出一枚炸弹，但因用力过猛没投中。司机见事不妙，慌忙猛踩油门，企图加快速度逃跑。王明山盯住不放，赶紧丢了第二枚炸弹，只听“轰”的一声巨响，车尾被炸坏。

王晓峰乘势冲上去，举起驳壳枪连续射击，使郑汝成脑浆迸裂，马上殒命。两人见郑汝成已死，放声大笑，从容被捕。

刑讯中，王明山、王晓峰镇定自若，慷慨陈词：“郑汝成助袁世凯叛反民国，余为民除贼，使天下咸知吾人讨贼之义，且知民贼之不可为。”

当法官追问主使者及同伙，两人一口承担：“事之始末，皆余二人为之，勿妄涉他人也”；还自豪地说：“吾为祖国立一大功，虽死无憾。”

12月7日，两人就义于江南制造局西炮台。

袁世凯获悉悍将郑汝成一命呜呼，十分震惊，辍食终日以示悲哀。接着，下令追封郑汝成为一等彰威侯，把天津小站练兵营田3000亩赐给家属，又拟在上海及其故里建专祠祭祀。以大总统身份对部下封侯，简直不伦不类，弄得相关机构一时无从援例办理，因而《申报》一针见血地揭露这实际是“表示实行帝制之决心”。

袁世凯为加强防务，随即裁撤上海镇守使和松江镇守使，另设松沪护军使，并增派北洋军第十师驻扎上海。尽管如此，革命党人仍在上海坚持斗争，拉开了武装反对恢复帝制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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