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物资匮乏，多数人依赖公共厨房定量食物，即便首都北京，每周也有三个夜晚陷入黑暗，这是那个贫乏时代刻在国人记忆中的特殊印记。

然而，时光快进三十年，中国已华丽转身，成为富足之国，在技术力量层面尤为凸显。从高科技到商业科技再到日常科技，创新成果琳琅满目，甚至能实现刷脸购买可乐这般便捷之事。

西藏偏远山区，太阳能技术驱动的随身听播放着动感音乐，还为非洲儿童带去光明。尽管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刚超 1 万美元，但创新浪潮已汹涌袭来。

创新，并非仅局限于发明如 iPhone、3D 打印或载人上火星技术这类从 0 到 1 的突破。新应用、商业模式、降本增效流程等从 1 到 n 的创新同样关键。

TikTok 并非首个短视频应用，却吸引超 10 亿用户；比亚迪未打造出首个电动汽车原型，可其 1.5 万美元且行驶 50 万公里的车型，显著降低排放并实现大规模普及；中国手机虽不如 iPhone 具革命性，却在非洲占据超一半市场份额，解决了发展中国家适用技术匮乏难题。

同时，中国也不乏从 0 到 1 的成果，如实现首次量子视频通话、发射首架载人无人机。

中国能取得如此创新成就，资金、市场、人才与数据这些信息时代的关键要素固然重要，但还有更深层次原因。其部分成功源于举国体制，即将全国资源围绕战略目标动员起来。把想法或科学发现转化为商业成功，需大学、国家实验室与行业协同，以及大量长期资金投入。

人们常将突破性技术归功于乔布斯、马斯克这样的明星人物，却忽视互联网、GPS、Alexa 背后美国政府的推动，像阿波罗计划、曼哈顿计划及日本半导体崛起，均离不开国家关键支持。

借助举国体制，中国在不到十年时间，成为全球最大电动汽车消费与生产国，2020 年国内汽车销量超世界其他地区总和。国家在全国布局 400 万个充电站，协调从电池制造商到控制系统和制造商的供应链，而同期美国仅有 14 万个充电器。

此外，还有一种自下而上激发创造力的 “市长经济” 模式。在亚马逊第二总部竞标中，美国各州给出送仙人掌、改名等提议，多为税收减免，与中国市长的条件是不同的。中国模式的核心，是高度激励的地方官员与无畏企业家的紧密结合。

这种政治集中化与经济分散化，正是中国推动城市化、增长与创新的模式。当然，这一模式也存在浪费、低效投资与错误决策等代价，不过部分问题已在解决，如环境退化问题。

中国创新模式带来诸多启示。其一，创新不应局限于传统认知，从 1 到 n 的创新同样意义重大，中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解决了适用技术难题。

其二，举国体制与 “市长经济” 模式相互配合，自上而下的战略统筹与自下而上的创新活力相结合，虽不完美且难以复制，但展现出创新路径的多样性。

其三，国家间相互竞争与学习能推动技术进步。80 年代日本技术崛起促使美国改革创新体系并在 90 年代重夺领先，如今比亚迪与特斯拉相互促进，特斯拉选用中国电池制造商也促使德国政府加大相关领域投入。

真正的创新不会在孤立环境中产生，中美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若过度关注国家安全而走向经济脱钩，将造成巨大损失，这些资金本可用于消除疟疾、解决世界饥饿、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问题。

我们应聚焦于为孩子创造光明未来、打造清洁地球，关注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尊严。实现这一切，需要的是最便宜、最好的技术，而非纠结于技术来源或谁将主导。

中国创新模式让我们看到，相互学习、开放合作，才是推动全球技术进步与人类发展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