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字省三，自号大潜山人，1836年出生于合肥西乡（今肥西县）大潜山麓的刘老圩。他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父亲刘惠共有六个儿子，刘铭传排行最末。童年时期，刘铭传曾患天花，因而在乡里被称为“刘六麻子”。他11岁时父亲去世，随后大哥和三哥也相继去世，家境愈发贫寒，刘铭传与母亲周氏相依为命，靠贩私盐为生。

刘铭传的性格特征中，最为显著的是他的豪爽和勇敢。据史料记载，他曾因乡里土豪的侮辱而夺刀将其劈杀，并振臂一呼，拉起一帮人开始了团练生涯。这一行为展现了他不畏强权、敢于反抗的性格。此外，刘铭传还具有强烈的领导能力和号召力，能够在动荡时期组织乡民自卫，维护地方安全。

刘铭传的早年经历塑造了他坚韧不拔、敢于斗争的性格。他的这些特质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刘氏宗谱》记载，刘铭传曾自叹：“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安能龌龊科举间？”这反映了他对于功名的渴望以及对传统科举制度的不满，也预示了他将通过非传统途径实现个人抱负。

刘铭传与太平军及捻军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他的军事行动中。1862年（同治元年），刘铭传加入李鸿章招募的淮军，成为“铭字营”的营官。在随后的战斗中，刘铭传率领的淮军与太平军多次交战，他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淮军的精良装备，屡战屡胜，逐渐崭露头角。

在对抗捻军的过程中，刘铭传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1864年（同治四年），曾国藩督师剿捻军，刘铭传奉令率军北上。在与捻军的战斗中，刘铭传采取了保存实力的策略，最终在杨州瓦窑铺将东捻军战败，被清廷授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在东捻军垂危之际，西捻军闻讯驰援，直逼天津，刘铭传向李鸿章献计，成功引诱西捻军至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的狭长地带，铭军与之决战，导致西捻军全军覆没，刘铭传因此晋爵一等男。

刘铭传在对抗太平军和捻军的战斗中，展现了其军事指挥上的才能和对清廷的忠诚。他的军事行动对太平军和捻军造成了重大打击，尤其是对捻军的镇压，更是直接导致了捻军的失败。在这一过程中，刘铭传的个人声望和军事地位不断提升，成为晚清时期的重要军事将领。

尹隆河战役是晚清时期重要的军事冲突之一，发生在1867年（清同治六年）2月，是东捻军与湘军、淮军之间的一场关键战役。这场战役不仅关系到捻军的生死存亡，也是刘铭传军事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场战役中，刘铭传与鲍超分别率领淮军和湘军，计划对东路捻军形成夹击之势。根据史料记载，刘铭传与鲍超约定在正月十五日上午七时同时出兵，但刘铭传为了争头功，提前至上午五时出发。这一决策导致“铭军”与捻军遭遇，初战不利，刘铭传几乎成为俘虏。关键时刻，鲍超的“霆军”赶到，不仅救出了刘铭传及其残部，而且反败为胜，最终清军取得胜利。

此战中，捻军伤亡及被俘超过8000人，其西进四川的战略计划被粉碎，捻军被迫东走，最终走向覆灭。尹隆河一战对东捻军军事上是个无法挽回的巨大打击，更为重要的是，在心理上使东捻主要首领认为自己无法击败霆军，丧失了实施入川联陕计划的决心。

2.2 刘铭传的行为及其后果

刘铭传在尹隆河战役之后的行为，对其个人声誉和军事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据史料记载，刘铭传在战役后推卸责任，责备部下刘盛藻“浪战轻敌”，并指责鲍超未能按时赶到合击敌军。李鸿章据此上奏朝廷，导致刘盛藻和鲍超受到严厉处分。鲍超本应受到嘉奖，却因刘铭传的行为而差点丧命，最终抑郁成疾，回乡养病，一蹶不振。

这一事件引起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士对刘铭传的强烈不满，李鸿章也不得不出面上奏朝廷为鲍超请功。虽然事情最终得以平息，但刘铭传以怨报德的行为让包括同僚旧友在内的人们觉得过分。他以后长期赋闲在家不被起用，与此事件不无关系。

刘铭传的这一行为不仅毁掉了太平军最后的翻盘希望，也严重影响了湘淮将领之间的团结，削弱了清军内部的凝聚力。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刘铭传虽然仍有建树，如在中法战争中保卫台湾，但其在尹隆河战役后的行为，始终是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刘铭传在对抗太平军和捻军时，展现了其战术上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例如，在对抗捻军时，他提出的“河防”方略，成功地限制了捻军的流动性，使其陷入困境，这一策略的运用显示了他深刻的军事洞察力和战术布局能力。

在多次战役中，刘铭传均能有效地指挥部队，取得战斗的胜利。特别是在尹隆河战役中，尽管初期遭遇不利，但他的部队最终在友军的支援下反败为胜，这一战役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指挥能力。

刘铭传在晚清政局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他的军事行动直接削弱了太平军和捻军的力量，有助于清廷维持其统治。然而，他在尹隆河战役后的行为，不仅影响了湘淮将领之间的团结，也削弱了清军内部的凝聚力，这对晚清政局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