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士”
说到士这个概念，人们往往自然而然地认为，士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词来自西方，这个词在西方是有特殊含义的，并非指所有有知识的人，都能得到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有知识只是知识分子的必要前提。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正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我国古代的士有着极为相似的品格。
在我国上古文化中，即两三千年前的士，是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物:每十个青年中，推选一人出来为公家服务，这个人就是士。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横。被选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学习法令规章。士出来做官，执行任务做公务员，就叫仕。自孔子以后，士变成了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的通称。士不仅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承担天下与社会责任的人。为了此，可以知不可为而为之;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知其不可’是认识，‘而为之’则是偏偏不计较成败、因果而去做，这正是儒家积极人生态度的体现和崇高之处，儒家祖师孔子在其时就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闻名”。士志于道，有着崇高的政治道德理想，是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重要的政治力量。曾参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中国读书人大多抱着积极的政治参与态度。子路的观点“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代表着大多数读书人的选择。汉末党锢领袖如李膺，史言其“高自标尺，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又如陈蕃、范滂则都有“澄清天下之志”，范仲淹力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东林党人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黄宗羲指出，“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贾谊“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贾谊:《新书·大政上》)，并期望“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唐甄:《潜书·考功》)正是在这种积极地参政态度下，中国古代士积极地参与政治，因而也就形成了独具士阶层特色的政治道德。
二、我国古代士的政治道德的形成
先秦时期是士政治道德思想的奠基时期，其中尤以孔子和孟子政治道德最具代表性。首先，在孔子的政治道德思想中，礼和仁是其最为核心的内涵。第一，孔子推崇周礼，他认为一切政治活动都应该遵循礼。孔子看来礼是可以很好地节制人的思想、言语、行为的规范体系。必须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还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礼不动，无节不作。”(《礼记·仲尼燕居》)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把礼作为一切政治活动的根本规范，认为礼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原则。孔子还说:
“礼者何也?即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之无相与，怅怅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如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知，进退、揖让无所制。”(《礼记·仲尼燕居》)
在孔子看来，离开了礼就没办法治理国家，一切政治活动都会变得杂乱无章，让人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孔子把礼看作是治理社会、管理国家的根本规范。从事政治活动必须守礼而动，用礼求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可见，在孔子看来由礼乐而定的名分，已成为社会政治活动的前提，离开它社会就会陷入无序状态。第二，在强调礼的同时，孔子还提出仁的观念。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其政治道德的根本。关于仁的解释，《论语·颜渊》中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从此可以看出，仁的根本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在从事政治时必须从仁出发，“政者，正也”。(《论语·为政》)这里的正，有两方面含义以仁的伦理规范端正言行;二是“为政”之正，即以仁心仁术对待人民。要“为政以德”(《论语·为政》)这样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出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和“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局面。而同时，孔子认为礼和仁是互相关联的，仁是礼的内涵，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实现仁的途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把仁看作礼的核心，认为不仁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礼的。孔子还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在他看来，必须遵循礼，通过礼才能达到仁。
其次，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在政治道德方面也强调仁和礼。他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孟子·尽心上》)在如何治理社会的问题方面，孟子认为:“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只要在仁、礼等方面严于律己，身先垂范，就能带动他人，使天下归附。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把仁、礼推广到治国施政的领域，提出应循先王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张。孟子认为实行仁政就可以使治理国家变得非常容易，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实行这种仁政以后就可以实现: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梁惠王上》)
在孟子看来，实行仁政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从而超越其他诸侯国实现王天下。孟子的仁政思想对后来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政治道德影响深远，为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了道德标准。
三、我国古代士的政治道德内涵
在先秦儒家政治道德思想的影响下，后来历朝历代的士在从事政治活动时又形成了一些具体的政治道德。
第一，忠君思想。士，是封建统治的支持者，拥护者。他们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倡导三纲五常。其第一条，即“君为臣纲”，这里面就包含着“忠君”的思想。“忠君”是我国古代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同时也为士阶层倡导、奉行。“忠君”就是要求臣子专心不贰，把君主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为维护君主的地位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具体说来，“忠君”思想表现为以下几种行为:
首先，顺君。在春秋时期，“忠君”是有条件的，如果君主无道，人们甚至可以推翻君主的统治。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忠君”就发展为臣子对君主无条件的顺从。“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韩非子·忠孝》)在这里，臣子已经完全丧失了道德主体性，除了奴性，绝无个性可言。
其次，劝君。为了使君主成为明君，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士要对君主决策及行为的过失进行劝谏。“臣所谏论，于臣无利，是国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处腹心之地，岂可见事亏圣德，致损清时，而惜身不言，仰屋窃叹，是臣负陛下也。若不顾患祸，尽诚奏论，旁忤倖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是陛下负臣也。且臣与中官，素不相识，又无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损圣朝，臣所以不敢不论耳。使臣缄默，非社稷之福也。”(《旧唐书卷164·列传第114》)唐太宗时期，魏征就以直谏闻名，成为士所效仿的榜样。
最后，殉节。在乱世之秋，士为了维护君主，甚至可以牺牲自己来保全君主。例如唐朝的吴溆。“朱泚反，卢杞、白志贞皆谓泚有功，不宜首难，得大臣一人持节尉晓，恶且悛。德宗顾左右，无敢行，溆曰:‘陛下不以臣亡能，愿至贼中谕天子至意。’帝大悦。溆退谓人曰:‘吾知死无益而决见贼者，人臣食禄死其难，所也。方危时，安得自计?且不使陛下恨下无犯难者。’即日齎诏见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业僭逆，故留溆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赠太子太保，谥曰忠。”(新唐书卷193·列传第118)
第二，孝亲的政治道德。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尊崇儒家思想，而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爱则是建立在血缘家族关系基础上的。儒家认为仁爱是由亲及疏、由远及近的，对人的关爱也是推己及人，先家人再宗族以致天下。在这种思想观念下，中国古代社会慢慢形成了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秩序。因此，在古代社会维护家庭的稳固也就是维护国家的稳定。而孝亲正是维护家庭稳固的礼法之一，于是推而光之，它也就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道德之一。这种政治道德从孔子就开始逐步确立：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脩厥德。”(《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孝是道德的根本，事亲也就是孝亲是事君的开端，只有以孝事亲才能以忠事君。正是从这种观念出发，古代的统治者和士都把孝亲看做必须奉行的政治道德之一。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孝经·士章第五》)
在当时看来，事君就如同事父，因而孝亲也就成了士必须遵循的政治道德。另外，在汉代选拔官吏有“举孝廉”的制度，而后来官员有“丁忧”的制度，在父母去世三年以内时间是要居家守丧不能外出做官的。可见当时孝亲不仅是士自己遵守的政治道德，也是统治者对其要求。这种政治道德也确实被士普遍遵行，比如宋代著名的清官包拯就是一个孝亲的典范。据《宋史·卷三一六》包拯的传记记载，包拯“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独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包拯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以后，授官建昌县令，而包拯因为父母岁数大，希望能被派到离家较近的地方。在未获批准后，包拯毅然辞官回乡孝敬父母。直到父母去世并且守孝三年以后，他才再次出来做官。而像包拯这样奉行孝的士人在古代数不胜数。由此可见，孝亲也是中国古代士遵循的政治道德之一。
第三，勤政爱民的政治道德。古代的士入仕从政以后，遵循勤政爱民的政治道德，在所管辖的区域勤于政事，关心人民疾苦。《朱文公政训》中提到:“人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者，是无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元朝张养浩在《风宪忠告》中也说:“君子居其官，则思尽其职。”并且很多士也是这么做的，比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修建白堤，宋代大诗人苏轼则修建苏堤等。这些士在所在的地方，兴修水利，造福一方，为百姓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在士看来，做官就要勤政爱民，要把自己作为当地百姓的父母一样，与百姓接近，为他们设身处地去考虑，亲民爱民。甚至在必要时，还要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直至生命来为民请命。所谓“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只有这样才能治理好所在地方。比如《清史稿卷二七七·列传第六四》记载于成龙，
“民益得尽力耕耘，居罗山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牒上官请宽徭役，疏鹾引，建学宫，创设养济院，凡所当兴罢者，次弟兴行，县大治。”
于成龙正是勤政，使人民可以尽力生产，并且他兴办教育、减轻徭役赋税，再加上把百姓看做自己的家人，所以把所在县治理得非常好。
第四，清廉公正的政治道德。作为入仕为官的士，清廉公正也是他们必须遵守的政治道德。在中国古代社会，清廉公正的清官一直是人们崇敬的对象。人们总希望做官的都像包拯和海瑞那样，两袖清风，刚正不阿。这些士以清廉公正的道德要求自己，廉洁自律，并且敢于对贪污腐化的贪官污吏给以制裁。在加上断案时公正无私，为民做主，敢于惩治权贵。所以这一政治道德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对古代的人民百姓较为有利，因而奉行这一政治道德的清官受到百姓的高度赞誉，为其崇敬。比如，《宋史·卷三一六》记载包拯：
“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
可以看出，正是包拯刚毅公正，敢于惩治贵戚，而且如果百姓有冤屈可以直接向他陈述，所以受到了百姓的崇敬。
总之，无论是作为先秦士代表的孔子、孟子还是后来历朝历代的士，他们的政治道德都是中国古代政治道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中关于爱国爱民、清正廉洁等方面的内容，对于今天我们进行中国特色政治道德建设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节选自刘小军：《中国古代士的政治道德》，《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