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天津静海县，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霍元甲。

但要提起静海县的大邱庄，那首先想到的就是禹作敏了。

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知名人物，禹作敏也算是红极一时了。

只不过天狂有雨，人狂有祸，他因为狂妄自大，最终只落得个凄惨的结局。

在他去世后，他的5个子女很少回到老家，以至于他的坟墓都无人打理，一副萧条之象。

那么，禹作敏是如何崛起，又是如何跌落的呢？在他去世后，他的子女们后来的境况又是怎样的呢？

1930年，禹作敏出生在大邱庄一个普通农户的家中。

这大邱庄大部分都是盐碱地，种植农作物的收成很低。

所以整个庄子都非常贫困，连基本的温饱都存在问题，禹作敏家当然也不例外。

他家有4个孩子，但只有排行第3的禹作敏念过2年私塾，因此也就数他最聪明。

长大之后，禹作敏在大邱庄大队先后担任会计和财务，从为社员计算工分开始，慢慢接触到一些国家关于农业的经济财税政策。

至1974年，时年44岁的禹作敏首次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

全国学大寨，是当时农业的一面旗帜。

在此后连续3年的时间里，禹作敏带领村民们以大寨为榜样，埋头苦干，辛勤耕作。

可是，要想改造盐碱地，谈何容易？

目前中国农村广泛使用的暗管排盐工艺，既需要增设滤料层，还需要开挖排水沟，以及种植耐盐碱的小麦种子。

所有的这一切，在上世纪70年代的大邱庄，可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这也就意味着，禹作敏和村民们3年的努力，全都化为了泡影。

至1977年，全国上下开始吹起改革的春风，而这一年也适逢大邱庄党支部书记换届选举。

可此时选举的标准已经变了，村民们发出了一致的呼声：

谁能带领咱们脱贫致富，咱们就选谁当书记！

听到这呼声，禹作敏的心里既生气，又难过。

他生气的是，自己咋就这么不中用？难过的是，自己辜负了父老乡亲们的期望。

就在此时，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传遍了神州各处，也映入了禹作敏的眼帘。

在反复研读，冥思苦想之后，他突然悟了！

村里的盐碱地，祖祖辈辈都拿它没办法，干嘛不闯一条新路呢？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吗？

在选举大会上，禹作敏诚恳地承认了自己在过去三年工作中的无能和失误，但也同时信誓旦旦地向村民们表示：

我已经想好了，在未来的三年里，我一定能带着大家伙过上好日子，否则的话，我就自动下台，从此再也不当书记了！

村民们被他这番诚挚且又慷慨激昂的话语打动了，禹作敏最终得以连任。

那么，禹作敏想到的新路子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创建工业型的村办乡镇企业。

从迈向这条新路开始，他的聪明才智就逐一显现出来，并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虽然不懂得什么叫做市场调查，但无师自通的禹作敏开始走出乡村，到周边省份了解市场行情。

很快他就得知，国家将大力投入基础建设，需要大量的钢材，可市场上的钢材资源十分紧缺。

除此之外，禹作敏还了解到：

热轧钢以钢锭板坯为原料进行加工，冷轧钢则以热轧钢板为原料再加工，所以冷轧钢的成本要比热轧钢更高一些。

但是冷轧钢的外观更为美观，机械性能更强，整体质量也更好一些。

正因如此，市场上的钢材大多为热轧钢，生产冷轧钢的企业不多，因此冷轧钢的利润空间反而更高。

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得最好，禹作敏豁出去了！

他把大队压箱底的7万块钱拿了出来，再通过向其他大队和单位借款，向银行贷款等多种方式，凑够了15万元。

然后，禹作敏找来10多位信得过的村民，去全国各地钢厂高价采购热轧钢板。

他自己又亲自跑到天津市里，在技术人员的协助下，买到了几台质量还不错的二手设备。

一切到位之后，大邱庄冷轧钢厂正式成立了，开工了！

禹作敏的孤注一掷终于获得了回报。

1978年年底，冷轧钢厂除了还清借款和贷款之外，还盈利了17万元。

此前，大邱庄一年农业的最高收入也就是20万元。

可是冷轧钢厂的盈利，再加上大队部结余的7万元，就是24万元。

不要小瞧这增长的4万元，因为那毕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

禹作敏和村民们也由此尝到了甜头，看到了开辟新路的新希望。

此后大邱庄在禹作敏的带领下，接连又办起了电器厂、印刷厂、机电零件厂等一系列企业。

本着“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原则，所有的这些企业所衍生出来的上下游链条企业，禹作敏全部都没有外包。

而是以滚雪球的方式在本村创办之后，由他心目中的“能人”负责承包管理。

至1984年，大邱庄所有企业的年利润总额已经达到了1,000万元，而固定资产则高达2,000万元。

至1988年，大邱庄迈入了全盛时期。

工业总产值超过5亿元，税后纯利润高达8,000万元。

也就是在这一年，禹作敏被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至1992年，大邱庄达到了巅峰阶段。

村办企业达到200余个，创造工作岗位1.2个，固定总资产15亿元，工业生产总值超40亿元，税后纯利润近5亿元。

这样的成绩，放在当时全国的乡镇企业界，可谓是一时风光无两。

在禹作敏的同时代，全国各地都在大兴创办乡镇企业之风，可为什么他就能脱颖而出呢？

禹作敏自己总结了两条经验：

第一，善于发现、任用以及用好“能人”。

在他所选定的15个企业承包人中，没有一个是由村民选举出来的。

可是这些人在他的心目中，就是各有专长的“能人”。

这其中就包括懂得冶炼技术的刘万民，埋头踏实苦干的张延军，做事稳重牢靠的禹作尧，胆大心细，头脑灵活的李凤政等人。

为了用好他们，禹作敏开出了高昂的待遇：

只要他们承包的工厂盈利每达到100万，承包人就可以获得10万元奖励。

第二，和相关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搞好关系。

每当有这些单位的人员到村里公干，禹作敏就会好吃好喝好招待，临了还会馈赠一笔钱。

有人曾举报，说他的这种行为是贿赂国家干部。

而禹作敏对此却解释道：

这些单位的人员，都掌握着不少有用的市场信息，好好招待他们，只会对大邱庄的乡镇企业发展有利。

至于馈赠的那笔钱，实际上就是信息费。

人家告诉了我信息，指点我挣钱的门道，难道就不应该投桃报李吗？

要说禹作敏的这套逻辑，放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初期，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人们也从中发现了一个客观事实：

他眼中的“能人”，大多都与他沾亲带故。

尽管禹作敏的成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性，但是他的确干出了成绩。

由此，他获得了一系列含金量极高的荣誉：

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十佳和最佳农民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等等，甚至还亮相1989年的中央电视台春晚。

俗语说，物极必反，盛极必衰。

风头正盛的禹作敏，在巨大的荣誉面前没能守住初心，也就逃不出这一自然规律的魔咒。

他的生活彻底变样了，坐起了奔驰车，住进了大别墅。

出入都是墨镜西装，保镖随扈，开口闭口都是“向钱看，向前看”。

在他看来，创业支出的那些借款早已还完，大邱庄账面上的那巨额资产，就应该完全由他支配。

在大邱庄这块地面上，他就是说一不二的存在。

于是，他本着培养“接班人”的心理，任命自己的小儿子，年仅20岁出头的禹绍正当上了大邱庄团委书记。

至1992年，禹作敏又成立了大邱庄企业总公司，并分设5个集团公司，管理全村所有的乡镇企业。

禹作敏自任总公司董事长，声称不拿工资，而禹绍政则当上了总公司总经理，年薪高达70万。

和禹作敏沾亲带故的那些人，也都拿着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高薪。

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禹作敏可能还不会落到后来那样的下场。

但问题的关键是，他真的“飘”了。

大邱庄出名之后，前来参观学习的全国各地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前来视察指导工作的领导干部都不在少数。

可是禹作敏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谦和与客气，经常性地闭门不见。

就连省级干部，他也只是选择性地见面，其他的厅局级干部，那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而村民们但凡有人说他一句不中听的话，就会招来残酷的打击报复。

从1992年开始，接连几桩事件的发生，把高高在上的禹作敏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禹作敏的堂侄女与刘姓村民的儿子发生情感纠纷，结果这位堂侄女的父亲禹作相带人将刘姓村民当街活活打死。

案发之后，打人凶手被捕判刑。

可禹作敏却很不服气，采用各种手段报复刘家人，激起了村民的公愤。

禹作敏不分青红皂白，指使手下人将师生们非法扣押并毒打。

直至天津市委动用组织力量出面，他才将师生们放回。

大邱庄企业总公司下属的华大集团李凤政病故后，禹作敏经过查账，发现该集团竟然欠下了3亿元的外债。

盛怒之下，他派人动用私刑，逼供华大集团多名管理人员，结果导致一人被毒打致死。

出事之后，禹作敏一边指使人伪造口供，一边安排凶手跑路藏匿。

天津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派出警务人员前往查案，竟然遭到了禹作敏手下的无理扣押。

至此，禹作敏的颓势已经无法挽回，可是他却依然故我，浑然不知。

天津市委下定决心，派出市、县两级共数百名警力前往彻查大邱庄。

可昏了头的禹作敏，却一方面暗地里鼓动上万名村民集结闹事，阻挠公务，一方面派人到社会上散播谣言，歪曲舆论。

可叹禹作敏，也算是个时代能人，却竟然干出了法盲都干不出来的事情来，其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

至1993年4月，禹作敏被捕。

8月，他被天津中院以窝藏、行贿、妨碍公务、非法拘禁和管制等多项罪名共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与他同时获刑的，还有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的小儿子禹绍政。

6年后，他在天津市天和医院去世，时年69岁。

其骨灰由家人带回，与妻子合葬于大邱庄。

关于禹作敏之死，一时间众说纷纭。

一些媒体报道，他是因为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

而天津警方给出的最终定论是：

他长期精神衰弱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也由此加重了心脏病，最终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

禹作敏有2个儿子，3个女儿。

他去世之后，5个子女也都相继离开了大邱庄，这其中就包括了刑满释放后的禹绍政。

至于他们的去向和现状，存在着不同的民间说法。

根据《改变》、《从大寨到大邱庄》、《我们中国这些年》等相关描写大邱庄的若干丛书介绍：

禹作敏的2个儿子都在天津、河北一带经商，3个女儿则分别在天津市和静海县，有的在经商，有的做了公务员，但是很少回村。

时隔多年，沧海桑田。

大邱庄的村民们，已经很难看到禹家人的身影了。

当秋风萧瑟，落叶凋零的时候，只有那一处无人打理的坟茔，才会偶尔唤起人们对当初的零星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