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居住在广东省汕尾市红海湾区的九旬老人曾慎其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件。

老人掂量了一下信封，觉得今天的信件格外得沉。打开之后，她发现信封里并没有信件，只有一本16开的《文汇月刊》。

狐疑的老人喊来了儿女，突然，女儿看到了有折痕的一页，打开之后，一篇名为《赫赫无名的人生》的报告文学出现在众人面前。

老人带上老花镜，通篇读了一遍，“滴答滴答”，老人的泪珠掉在了杂志上，她用颤抖的手指着文章中的“黄总设计师”五个字说：“三儿，绝对是你们的三哥。”

“30年了，我30年没见的旭华原来一直在为国家做事情，大家都错怪他了”。

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到黄旭华的名字，老人如何判断出文章的主角？她与儿女为什么如此激动呢？

屡经战火 弃医学理

黄旭华出生于1924年，是家中第三个孩子，原名黄绍强。黄旭华的父母是广东省海丰县有名的乡医，除了为村民们义诊之外，还经常救助受伤的抗日官兵，因此在当地备受尊敬。

年幼的他目睹了父母治病救人的情形，立志继承父母衣钵，成为一名悬壶救世的医生。

黄旭华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童年，尤其擅长做手工，他经常在放学后与同学制作木板飞机和轮船，比赛谁的飞机和轮船能运转起来。

日军侵华的战火从东三省向全国蔓延，13岁的黄旭华被迫结束学业东躲西藏。为了心中学医的梦想，黄旭华告别父母，冒险前往百年名校——聿怀中学求学。

为了找到搬迁后的聿怀中学，年仅14岁的黄旭华踏上了孤身跋涉的旅程，4天后，黄旭华找到了因战乱而迁往山区的聿怀中学。

但是偏居一隅的聿怀中学，仍然没有躲过日军飞机的轰炸。在黄旭华的印象里，聿怀中学的师生们经常在上课的过程中遭到敌军的突袭，大家往往乱作一团，四处寻找可供躲避的地方。

“每到这个时候，我觉得一股屈辱的怒火，在我的心中燃烧，在我们的土地上，日本侵略者凭什么想轰炸就轰炸？偌大的土地上，找不到可以安心读书的地方！”回忆起那段历史，黄旭华总是愤怒中夹杂着忧伤。

1941年9月，在大哥的影响下，黄旭华前往桂林中学读书。在桂林，黄旭华又多次目睹日军飞机轰炸百姓和房屋，日军轰炸次数多了之后，黄旭华学医的理想动摇了：“学医只能救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救国的人才。”

为了坚定救国的理想，他把原名“黄绍强”改成了“黄旭华”，“旭华”是“中华的旭日”，他希望中华民族能够像东升的旭日一样重新站起来。

1944年，日军集结大量兵力进攻豫湘桂地区，长沙沦陷之后，广西桂林的形势岌岌可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处于日军攻击前线的桂林军民四下逃散，桂林中学决定紧急疏散，让全体高三学生提早毕业。

由于尚未到大学招生的时间，从桂林中学毕业后的黄旭华只能与同学结伴前往重庆避祸。从广西迁往重庆的军民太多，整个赣渝公路全部充斥着逃难的人群，黄旭华与同学只能暂时停留在贵阳。

由于买不到去重庆的船票，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学生在贵阳地区流浪了近一个月。好在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将他们塞到运送炸药的军车上，经过一路的颠簸，黄旭华等人终于赶到了重庆。

虽然他们到达了重庆，但还是错过了大学招生的时间。在黄旭华到重庆之后，仍然有源源不断的高中毕业生向重庆涌来，为了稳定学生情绪，重庆政府专门设置了一个“大学先修班”，让这些错过报名的学生继续学业。

1945年8月，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黄旭华收到了两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国立交通大学船舶系和中央大学航空系。

斟酌之下，黄旭华决定前往素有“东方麻省理工学院”之称的国立交通大学船舶系深造，1946年，国立交通大学由重庆九龙坡举校搬迁，黄旭华与同学们也于当年6月前往上海校区。

令人疑惑的是，成绩优异的黄旭华，到了国立交通大学之后却泯然众人，连他自己也说：“我只能尽量做到不挂科。”

命悬一线 绝处逢生

原来，黄旭华在同学于锡堃的影响，加入了共产党指导下的先进学生组织——山茶社。山茶社的社员通过话剧表演、演讲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吸纳优秀青年，黄旭华在山茶社的工作分走了他学习的精力。

他十分喜欢山茶社的工作氛围，由于其出色的演讲天分，被上海地下党看中，于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

解放战争末期，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没有放弃抵抗，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身处大学校园的黄旭华也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1949年4月，正在宿舍休息的黄旭华听到了一阵骚动。熟知革命形势的他以为解放军打到了上海，穿上鞋子出门迎接，刚走到门口时，却听见几声枪响，黄旭华心想：“解放军不会在学校里开枪，来的恐怕是国民党军队”。

为了避免国民党在宿舍将自己抓个正着，黄旭华迅速开门前往公共厕所，他躲在水槽旁边，决定等国军走之后再做打算。

不料国军小队十分聪明，搜查宿舍无果后并没有返回，而是气势汹汹地向水房走来，黄旭华脸上的冷汗混合着洗水房湿润的空气，一时之间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恰好在此时，一个相熟的同学来到水房。

同学告诉黄旭华：四楼的水房已经被搜查过，而三楼的国军正在搜查走廊尽头的水房，他可以趁一分钟的时间差去往四楼躲避，在同学的帮助下，黄旭华捡回一条命。

这场经历让黄旭华认识到斗争的紧迫性，赤手空拳在全副武装面前并不总是能取胜，必须具备强大的硬实力，对于个人如是，对于国家也一样。

几个月后，全国解放，刚刚大学毕业的黄旭华先后被分配到上海军管会船舶建造处、上海海运局、上海港务局等单位工作。

黄旭华与同事李世英在长期的相处中，暗生情愫，两人于1956年结婚。结婚后，黄旭华的工作更加繁重，经常连续几天不回家。虽然黄旭华没有给予家庭应有的陪伴，但李世英没有丝毫怨言，尽心侍奉公婆，还将三个女儿教育得十分出色。

李世英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特有的温婉柔和，被黄旭华的传记作者称为：“品德高尚、品质优秀和品位雅致”的“三品夫人”，正是李世英对“小家”的付出，才让黄旭华没有顾虑地投入到建设“大家”的事业中。

但是，不是所有亲人都像李世英那样理解黄旭华，尤其是1957年之后，黄旭华整整30年没有出现在父母身边，他的弟弟妹妹经常埋怨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子和哥哥”“眼里只有工作，没有家庭”。

1957年，黄旭华像往常一样回了趟广东老家，看望年逾花甲的父母。看到儿子，曾慎其激动地拉着儿子的手：“三儿，你从14岁离家求学，现在又常驻上海工作，我和你爸想见你一面太难了，我们年纪大了，你以后能不能带着世英和孩子常回家看看……”

黄旭华听到父母说话，十分愧疚，近十几年的漂泊生涯，他陪伴父母的时间实在太少。他拉着母亲说：“放心吧，妈，我一定经常回家看您二老……”

但是，黄旭华这次却没有履行诺言，从1957年到1987年，整整30年，黄旭华没有回到广东老家，父亲直到去世，也没有见到忙碌的“三儿子”，含恨而终。

投身科研 国士无双

黄旭华在广东老家待了三天之后，单位领导一通急电打断了黄家的平静生活。黄旭华接到上级电话，让他从广东直接去往北京参与一个重要会议。

到达北京后，黄旭华才知道，上级派他去北京不单单是开会和出差，而是让他常驻此地，参与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1958年前后，中国频繁遭遇西方国家的“核讹诈”，国防建设被提上日程。面对赫鲁晓夫的冷嘲热讽和袖手旁观，毛主席作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决断。

上级告诉黄旭华此项工作务必保密，连最亲近的父母和妻子都不能告知，并且让他就地开展工作，不用返回上海。

匆匆来到北京的黄旭华连衣物都没有带，只能打电话委托妻子收拾行李，从上海邮寄到北京。在此之后，黄旭华与家人的电话联系中断，妻子和父母只能通过固定的邮箱号给他写信。

工作开始之前，上级领导向全部科研工作者约法三章：一是工作绝对保密，进了单位之后不允许出门；二是科研事业事关国家富强和人民福祉，希望予以重视；三是工作要坐冷板凳，可能一辈子出不了名。

黄旭华向上级表态：“研制核潜艇会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搞不出来，我死不瞑目。”

项目上马后，摆在科研工作者面前的难关一个个显现。最初的研发团队里，只有29个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大家面对基础几乎为0的核潜艇事业束手无策。

当时，世界上已经有四个国家拥有核潜艇，为了保证核优势地位，4个国家谁也不肯公布关键数据，甚至在科学杂志上故意发布错误信息，迷惑后来的国家。

但是从零起步的新中国，只能梳理繁复的国外数据，在对比和实验中验证真伪。由于缺乏大型计算机，数据计算只能依靠原始的算盘和度量尺，为了减少计算误差，整个团队被分成几个小组同时演算，直到所有小组算出同一个答案。

科研人员通过这种方式，收集到了许多有用的数据。

黄旭华1954年参与过苏联援助中国舰船的改造和仿制工作，相较于其他同事有一点经验。有一次，一个外交官从国外带来了两个美国“华盛顿号”舰艇的模型，黄旭华见之如获至宝，他把玩着两个模型，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酝酿。

为什么不能将模型拆卸后进行等比例放大呢？有了想法之后，黄旭华带领同事反复拆卸、安装、复刻、记录，终于画出了基本的设计图。

有了草图之后，黄旭华带领同事们开始进行船体和零件的打制和组装，他们先制造出两艘一模一样的潜艇，一艘用来调配、试错，当所有零件测试完成之后，全部组装在另一艘潜艇上。

在这个过程中，黄旭华带领团队突破了国外核潜艇的技术限制，将外观设置成了前所未有的水滴型，这种水滴形阻力更小，更容易操作。

1970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下水，并于4年后正式交付海军。随后几年，第二艘核潜艇、第一艘导弹核潜艇陆续试水成功，我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接续了“两弹一星”的科技荣光。

核潜艇研制成功的很长一段时间，黄旭华等人的身份仍然是军方的秘密。即使《文汇月刊》的报道也不能使用黄旭华的全名，只能将他称为“黄总设计师”。

但是“知子莫若母”，曾慎其还是通过“他的妻子李世英”“黄总设计师”几个关键词推断出了儿子的真实身份，此时母子分别已经整整30年。

曾慎其看完杂志上的故事对身边的儿女们说：“三哥的事情，你们都要谅解，他在为国家奋斗，不要埋怨他。”

1988年，黄旭华由于工作原因前往南海，途径广东老家时探望了母亲。黄旭华离家时刚刚而立，再次返回老家时已经是花甲之年，看着儿子因为操劳生出的一头白发，95的母亲泣不成声。而黄旭华也觉得愧对父母和弟妹，只能默默伤神。

结语

“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孝”，这是黄旭华面对采访时说出的答案，正是有像黄旭华这样的“心怀大爱，舍弃小家”的科研工作者，才有了如今强大、稳定的国防，才有了中国活跃在国际舞台的底气。

2019年，黄旭华荣获“共和国勋章”，舍小家为大家的他是人民的功臣、国家的脊梁，永远不会被历史和人民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