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启是宋国的开国君主，这个君主当得可并不轻松。周王室为彻底避免“武庚之乱”的重蹈覆辙，将朝歌百姓迁徙到商丘。这里远离故土，又是大平原，可谓一览无余，车马驰骋，纵横无阻，北有齐国，西有晋国，东有鲁国，南为荆蛮，更有数个姬姓封国环伺周围。宋国从建国之初，就缺乏反叛的基因。

在后世的典籍中，微子启往往被称赞为贤人，但自古史书为后世书写，微子启作为殷商后裔，本来就不可能赢得周王室的绝对信任。周公封国宋地，命微子启代殷后，奉其先祀，定为公爵，举办盛大的欢送仪式，在仪式上作《微子之命》以训诫微子启。这个《微子之命》是如何的呢？

《尚书》载：“崇德象贤，统承先王，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永世无穷。”这本身就是警醒微子启，要绝对服从周王室的管辖。所谓“抚民以宽，除其邪虐，功加于时，德垂后裔”，其实反映出周王室的深远忧虑，殷商百姓显然对前朝尚且残留怀旧之情，这在周王室的眼中，自然就是“邪虐”，他们担心这种“邪虐”若不能控制，则极可能演变成“武庚之乱”。显然，微子启的压力不小。

因为微子启的这种压力，宋国也就成为周王国分封体系下的异类。周王室在名义上给宋国的待遇并不差，当时的爵位体系为公侯伯子男，公是最高等级，在分封数百诸侯中，为公的是绝对的少数，即便是与周天子有血缘关系的晋国，也仅仅是个侯爵。但是宋国自微子启始，就是公爵。这可能是微子启与周王室的政治交易的结果。

史书中有“宋公朝周，则曰臣也；周人待之，则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则侯服于周也，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无变于其初也。”宋国和微子启的特殊之处，也即在此。他们与周王室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微子启从周天子处取得的爵位，并不见得就能说服全体殷商遗民，彻底的服从周王国的统治。数十年间，微子启在宋国推行的政策，更多可能还是体现在洗脑运动里，就是致力于改变殷商旧俗，《史记》中“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不过是后世周人的美丽装裱。若非如此，宋国建国三代之间，微子启、微仲、宋公稽在史书中的记载都显稀少，少有记载其丰功伟业的事情，更多则在民多爱戴，这种爱戴，究竟是来自于民间，还是来自于史官，却未可知。

显而易见的是，微子启的改革颇有成效，周王国的“成康之治”，数十年间刑法无用，即在这些年间，宋国的稳定居功至伟。《周礼》载：“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作为分封体系下的微子启，对周天子有着绝对的权利和义务，微子启必须要对周天子进行述职，就是要将分封疆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思想动态，向当时的周天子进行汇报。《孟子》载“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这便是”述职“的渊源所在。

不过，微子启的改革，真的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吗？当然不是。宋国百姓毕竟来自殷商故土，这个横跨中国历史近六个世纪的国家，可谓是中华文化中最有说服力的文化起源，周王国的诸多治国之策，均来自这个国家。因此，殷商人先天的优越性，很难被一朝一夕所磨灭，殷商遗民骨子里对周人的仇恨，或者说是蔑视的感情，始终还是存在的。这就是当周王国国力衰退，宋国便经常不再定期朝觐周天子的根源。《左传》云：“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非常著名的宋国不尊周礼，而遭到郑国讨伐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郑伯，其实就是郑庄公。在春秋时代，郑国征伐宋国的根本目的，本来就没有那么简单。

《左传》载：“宋，先代之后也，於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丰厚可也。”这是什么意思呢？显然就是在诸侯国的眼中，都认为宋国与姬姓诸侯国不同，在周王国中，既可说是分封诸侯，又可说是前朝的遗民之国，与周天子有主客之交，也就是说诸侯国接待宋国应该比接待其他诸侯更为隆重。这种对待方式，也不断的影响着宋国的臣民。东周发生王子朝之乱时，晋国以强国之名，命令诸侯国为周天子运送粮食。宋国权臣乐溷拒不执行，甚至有相当理由：“我不输粟。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客？”这便是赤裸裸的与周王国的朝贡体制唱反调。其根源原因，还在于宋人，骨子里依然不认为自己是周王国的臣民，而应该是独立的国家。

这种观念是相当危险的，当年在《微子之命》中，周王室就曾要求微子启“率由典常，以蕃王室”，也就是说宋国的义务就是要朝贡周天子，但显然宋人历经数百年的思想洗礼，依然没有绝对的成为周王国的忠实臣民，甚至在春秋战国之际，在连年混战之际，多次偏向强国霸主，时而偏向齐国，时而偏向晋国，时而偏向楚国，根本不会顾忌周天子的感受。甚至出现宋襄公试图称霸中原，宋康王自立为王，推行王政，号称“五千乘之劲宋”，明显就是要与周天子分庭抗礼。宋国，从建国之初，就在持续挑战着周天子的权威，破坏着分封制的秩序。宋国，本来就是诸侯列国中的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