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养连是红军总部长征中一个有特别意义的连队。在这个连队里，有穿军装、挎盒子枪、身体结实的士兵；有年轻的妇女和戴眼镜、背梭镖的斯文人；还有拄着拐杖的老头。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当数徐特立同志，58岁，其次是谢觉哉同志，50岁。

这个连队每到一个地方，老百姓见到了都觉得奇怪。不论是白发斑斑的老人、年轻的小伙子、姑娘们，或是骑在大人脖子上的娃娃们，都以惊奇的眼光看着他们。那些喜欢打听事的人，就和他们扯起来。

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问他们：“你们是什么队伍呀？”“红军。”

老人还不相信，追问：“那个老头也是当兵的？戴眼镜那个也是？”

他们只好回答说：“我们都是红军。”

毛泽东与贺子珍合影

那是1935年长征途中，贺子珍被编在妇女班。

妇女班的同志可真能干，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她们拿着一根竹竿，背着自己的行李和粮食，一个劲地往前紧赶，遇到小水沟，把竹竿往水沟一插，两脚一蹬，像撑竿跳高一样，一蹦就过去了。

因为敌情严重，上级规定晚上行军时不许说话。一路上只听见“刷刷”的脚步声和那潺潺的溪水声。就这样，他们走过了许多地方，老百姓都不知道。可是一到天亮宿营的时候，大家又热闹起来，说呀，笑呀，唱呀，到处都在欢乐，一夜的行军疲劳真不知被赶到哪儿去了。

长征之路没有平坦可言，前有阻击，后有追兵，曲曲折折，迂迂回回。部队从贵阳向云南前进，进到贵州的盘县境内。不一会，只见远处的山坡上有人零零乱乱地往下跑。仔细一看，原来是敌人想从左侧山上迂回我们，被我们的警戒团打了下来。

就在部队撤退的时候，突然三架敌机临空，直向休养连的队伍俯冲过来。贺子珍下意识地大声喊道：“卧倒！”

敌机转了一圈，扔下几颗炸弹就飞跑了。谁知狡猾的敌机并没有真正离开，片刻重又飞了过来，再次俯冲休养连。

“卧倒！”贺子珍又大声喊。

谁知一匹战马受惊，冲上道路，饲养员去拉，那马死死不回。情急之中，贺子珍冲上去，帮助拉马。恰在这时，敌机再次俯冲过来，扔下炸弹。贺子珍为掩护饲养员小刘，紧紧地趴在小刘的身上。炸弹爆炸了，小刘安全了，而贺子珍却全身上下都是伤口，流着血，处在昏迷状态。

很多人都呼唤着她的名字，却不见她清醒。

经过医生认真检查，贺子珍全身共有14处伤口。因为野战条件较差，当时只能把伤口表面的弹片取出。医生做了简单的消毒处理和包扎，贺子珍仍处于昏迷状态，鼻口出血不止。医生怀疑弹片是否进入脑部或心脏，事实上后来检查确定，弹片进入了她的肺部。

他们把贺子珍平躺着放上担架，血仍慢慢地流着。医生说：“危险期并没有脱离。行军很危险。”

有人建议，把贺子珍放在当地老乡家里比较稳妥；有的表示不同意，说：“是不是请示一下毛主席。”

毛主席

毛主席接到请示，立刻做了三点重要指示：

一是不同意寄放到老乡家养伤；

二是把最好的医生傅连暲调过去；

三是担架员要加强一倍。

因为毛泽东清楚地知道，留在老乡家一无药二无医，等于白白送死。再说敌情复杂，村子里也不安全。于是毛泽东下了死命令：“死要见尸！”

经过紧急抢救，直到下午2点钟贺子珍才清醒过来，她的第一句话便问：“小刘伤着了没有？”

“没有。”钱希均告诉她。

这时小刘扑到担架旁，哭得泪人儿一般：“大姐，我没有保护好你反而让你为我受了伤！”

贺子珍道：“我受伤和你受伤还不是一个样？”

毛主席

钱希均又告诉子珍说，她受伤的事主席已经知道了。贺子珍一听就急了：“不要告诉他！他的事就够忙的了，不要再分他的心！”

大家听了贺子珍的话，都感动得流下热泪。

部队又要出发了，指导员董必武按照毛主席的吩咐，安排4个人抬着贺子珍走。他走到担架旁，摸摸子珍的头，安慰说：“子珍，在后面慢慢走吧。”又吩咐担架员说：“你们不要掉得太远！”

贺子珍点点头，脑袋晕晕乎乎。

十几天过后，贺子珍总算清醒过来。接下来几日的行军，贺子珍终于翻过空气稀薄的大山，赶上了队伍。

毛泽东、贺子珍合影

在宿营地，毛泽东特意赶过来看望贺子珍，贺子珍泣不成声地说：“没有想到还能见到你啊！”

“你不是坚持要留在老乡家吗？”毛泽东还开玩笑地说。

“说真的，我当时没有活的一点希望。是你救了我！”

毛泽东又从头到脚地把伤口看了一遍，对贺子珍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好好养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