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教授，20世纪中期知名美国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少数最早注意到美国文化中的反智现象的学者之一

转自：勿食我黍

虽然本书主要处理美国早期的历史，但是当时勾起写作念头的却是一九五○年代的政界及知识界情况。那时期，我们全国陷于交相指控、互相为敌的难过氛围与言论驳火，而一个以往很少听过的名词“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竟也进入当时的论战语汇中。以往，人们不尊重智识的态度固然让美国的知识分子为之心痛或气馁，但这次所有知识圈外的人几乎立场一致，这是前所未见的，仿佛举国正展开一场批评知识界的运动。

这主要是因为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影响：它诱发民众的恐惧，认为知识界惯有的放言高论作风，是有害于这个国家的。当然，知识分子并不是麦卡锡参议员一波波猛烈攻讦的唯一对象──他其实要掀起更大的风暴。可是知识分子无疑身处火线上，而且当他们受尖锐攻击后，麦卡锡的追随者就雀跃不已。麦卡锡每对知识分子出击一次，一群较不知名的“鹰犬”就在全国各处群起仿效，攻击散处各角落的知识分子。于是 ，就在麦卡锡漫天盖地的指控弹幕所布下的糊涂无知、狂野恶毒氛围中，终于在一九五二年的总统选举敌对阵营间，一种鲜明的优雅智能与粗俗主义之对比，戏剧性地达于极致。史帝文生（Adlai Stevenson）是具有不凡心智与格调的政治人物，在近代历史上他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远超过任何人或事。另一边则是保守与传统的艾森豪将军，他不善言词，被个性狡诈无人喜欢的副手尼克森所操控，甚至他整个竞选的主轴都是由这位副手与 共和党内麦卡锡派的人所设定。

然而无论是知识分子本身或是对他们不满的人，都将艾森豪那次决定性的总统大选胜利，看成是全美国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满所致。而当期的《时代杂志》（Time）竟也体察风向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它认为，艾森豪的胜利，“揭露出一个众人早就怀疑的事实：美国的知识分子与民众间一直存在着一个既深又不健康的鸿沟”。钻研当代美国政治的历史学者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对大选结果作出辛辣的抗议，他说：“美国知识分子现在的处境，在一个世代前是无法想像的。”民主党统治了二十年，在此期间知识分子受到尊重与了解，但现在企业与商人掌权了，因此“伴随而来的是粗俗化，这是商业挂帅现象下必然的后 果。”此时知识分子被视为“蛋头学者”与怪物，主政的政党不了解也无意重用他们，他们还会被大众看成是任何前朝政策的代罪羔羊：从高所得税甚至到珍珠港事件。施莱辛格说，“反智一直都像商人的反犹太一样理所当然… …在今天的美国社会里，知识分子……正在逃命中。”

当新政权上任后这一切似乎都被合理化。用史帝文生的话说，当“新政”主张者（the New Dealers）被车商（the Car Dealers）替代后，知识分子与他们所崇尚的价值正式地被扬弃──其实早在民主党尚执政的杜鲁门时期，他们就已被时时出入法庭、精于盘算却缺乏宏观眼界的律师们掩盖住光芒了。政权轮替后，全国充斥着一些令人无语的传闻或言论，例如国防部长威尔逊（Char les E. Wilson）宣称国防部不应投入钜额经费作那些过于纯科学性的研究；肩负领导全国重任的艾森豪总统，作为充实他脑海的日常读物竟是西部小说，以及他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多话且虚矫的人”这类的闲话。但是也恰好在艾森豪政权期间，全国的政治氛围发生转折：由于国家本就已由共和党总统当政，高举反共大旗的麦卡锡风暴，最后也只能筋疲力竭收场；这位威斯康辛州参议员毕竟树敌太多因此陷于孤立，到头来亦备受谴责而终究吃瘪了。最后，一九五七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史普尼克号成功，激发了美国大众重新思考国家的定位与走向，但其实以往他们偶而就会如此作的。史普尼克号事件对美国的自尊心是不小的打击：大家于是开始思考“反智”在教育体系与整个生活中所带来的后果。突然间，大家觉得整个社会若大事“反智”不只是一件难堪的事，更威胁到了整体生存。

这些年来，整个国家只注意最能代表知识分子的老师们是否对国家忠诚，现在终于开始想到他们的薪资是否太低了？过去几年科学家们一直反映，过度强调国安与对研究人员反覆作忠诚查核会影响科学研究的士气，现在也有人愿意听进去了。以往有一小群有识之士不断大声疾呼美国的教育太松散、没有竞争力，现在获得了电视、杂志、企业、科学家、政治人 物、军方将领与大学校长们一致的重视，全国开始热烈反省此问题。当然，这些并不会立即让那些监视告密者绝迹，或是使社会中的“反智”心态消失。而即使在受到苏联发射卫星一事刺激最深的教育领域，大众关怀的焦点仍是 在能否培养出更多卫星人才，而非鼓舞与创造智能本身，有些人甚至说出了“科学天才儿童是冷战时期国家的宝贵资源”这样的话。可是整体的气氛还是改变了。在一九五二年时只有知识分子被此“反智”风潮困扰，但到了一九五八年时大部分会思考的人都同意这样的情况很严重、甚至是国家的危机。

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平心静气地回顾一九五○年代时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了。如果当时在麦卡锡主义或艾森豪政府下，社会中曾流露出知识分子的挽歌这样的氛围，今天已非如此。现在 华盛顿的权贵们已经又恢复了对哈佛教授或那些一流学者们的热忱之情。依靠知识与智能是否会影响仕途或是施政？如果过去任何政治领袖曾有此疑虑，现今在新总统甘迺迪主政下这种想法已绝迹，因为他很明显地爱好新观念与 尊敬知识分子，且在官方场合刻意凸显这种心态，喜欢与睿智者交谈作伴；而最重要的是，他开始执政后就不断地网罗知识菁英这类的人才。另一方面，大家必会好奇，菁英一定能够改变很多事情吗？如果先前我们曾过度地相信 此可能性，随着时间变化，现在这种极端想法已经消退。如今知识分子甚至可以坦然讨论“反智”一事，而不会陷于党同伐异的意气之争或是流于自怨自艾了。

一九五○年代的政治氛围与教育圈的纷扰，使得“反智”成为美国人认知自身 文化时最显明的标志，它也骤然变成了我们习用但却无明确定义的日常语汇，用来指涉若干负面的现象。有些突然察觉到这个“反智”现象的知识分子，经常会认为它是存在于生活中各处的一股新力量，而且还可能会变成排山倒 海的潮流（美国知识分子太常错估历史；且因为近代人惯于在末世情怀的阴影下看世界，所以知识分子会把小小的社会变迁看成是历史浪潮的来临）。但对于研究美国历史的人来说，一九五○年代出现的“反智”现象并不新鲜， 而应是有点熟悉。“反智”并非一九五○年代始出现于这个国家。美国的“反智”传统，比这个国家的历史还悠久，且有其背景。若我们考察这背景，就会发现其实知识分子的形象并没有持续衰退或是陡降的现象，而是起起伏伏。同时，对知识分子的厌恶并非来自于他们地位的下降，反而是因为他们太耀眼。可惜我们对此并未有系统地了解，而且历来对此主题没有深入有据的研究。固然有很多关于美国知识分子与这个国家间扞格不合的报导，但这些文献多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撰写，而非从大众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

何谓“反智”？它从来没被清楚定义过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它的模糊正好可以在辩论中用作标语时更方便。但无论如何，它确实并不容易定义。若以概念来论，“反智”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由一组相关的概念所组成。若将它视为一种态度，则它并非纯粹的“反”而是“爱恨交织”的──假如有人会全然地不喜欢智性或知识分子，应是少见。如果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历史主题，则它没有 一个单一发展轴线，而是由不同来源所构成、忽起忽灭的一股力量。至今我们社会并没有给它一个狭窄严谨的定义，是因为这样做很不合适。如果强行找出一个逻辑上合理的定义，则在历史研究上会落于独断，因为等于在一组特 质上只选定某一个来代表。而也就是“反智”概念这个复杂的特性，让我们益发感到兴趣──它包含了许多态度与观念在历史中的结合汇聚。贯穿“反智”所蕴含的各种态度与观念的，是对智性生活及其代表者所存有的怨怼与怀疑，并且亟力贬低这种生活的价值。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尝试定义“反智”，或许这就是最可能的答案。

如以此为准，则我们不能用研究一个人、一个组织或社会运动史的方式来写关于“反智”的历史。我们若是着重于美国任何思想发生的情境与氛围的话，就必须运用一些想像，以期设计与重建思想当初发生的情境，或是捕捉那种氛围。

在对何谓“反智”举例之前，我们或许可以先说说什么不属于我们要讨论的“反智”。例如，学术圈内的纷争内讧就是一例。就像其它社会一般，美国的知识分子常对他 们扮演的角色感觉不安；他们习于自我怀疑、甚至自我憎恨，有时还会对整个知识社群严厉抨击。这种内部的批判很有启发性也很有趣，但不是我们焦点所在。另一方面，某个知识分子对其它知识分子的无礼攻讦或肆意批评也不 是我们要讨论的。对于美国学院内的教授们，曼肯（H.L. Mencken）大概是发出最多揶揄的人，而将其它媒体名人写入小说加以毒辣讽刺的，也莫甚于玛丽．麦卡锡（Mary MacCarthy）。但我们并不会将曼肯等同于一贯敌视学院教授的政治评论家巴克莱（William F. Buckley），更不会将玛丽．麦卡锡等同于那位同姓名的麦卡锡参议员。毕竟，批评其它知识分子这件事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重要职责之一，而且通常批评者都会很勇于表达。我们虽无法确定其动机，但是希望他的批评会充满仁慈、优雅的风格且论事精确。由于知识分子本质上必须多元与怀抱自主性立场，所以社会只好承受他们经常互相“吵架”的风险。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反智主义”与哲学上的“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混淆，否则将有无可救药的误解出现。如尼采，索瑞尔（Sorel）、柏格森（Bergson）、爱默生、惠特曼（Walt Whitman）与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或是像布莱克（William Blake）、劳伦斯（D.H. Lawrence）与海明威这些作家，他们的观念可称为是“反理性主义”的，但他们却不是我们在 社会或是政治意义上使用此“反智”一词时所指涉的人。当然，在“反智主义”运动中这些“反理性主义”的思想家会被提及（光是爱默生一人就提供了他们很多可引述的言论），而只有在此时，也仅极小程度上会与我现在所说的相关。在本书中，我主要关心的是那些社会上的态度、政治上的行为、中下阶层人士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只有偶而才会触及一些属于哲学上对智性的立场或理论。其中最引起我兴趣的那些“社会态度”，是当其产生社会影响力时，会严重地阻碍知识与文化发展者。故从近来历史中找到的若干例子，就适足以说明“反智”之定义了。

—End—

本文选编自《美國的反智傳統》（八旗文化版）

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