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中国已是存亡之秋。列强瓜分、民族和经济危机接踵而来，而亦有部份仇外的民众选择加入义和团试图伸张自己的正义。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一个称为义和团的农民革命运动象火山突然爆发一样，以山东为中心涌现了出来。这个火山的爆发，按时间说，几乎紧跟着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以后。

义和团这个组织来源于长江以北各省中流传甚久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

当时山东东部沿海，在甲午战争中直接受到日本侵略军的蹂躏。继之，德国和英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和威海卫。德国还把整个山东划做它的势力范围，它在1899年开始强行修筑胶济铁路，并着手开发沿线的矿产。外国传教士很早就到山东活动，在九十年代末，外国人办的基督教教堂及其他教会机构在全省星罗棋布，其中尤以天主教的势力最大。大量的洋货输入，严重地摧毁了农民的手工业，郁积在百姓中的反对和仇视外国帝国主义的情绪，就通过义和团的斗争而爆发起来了。

义和团标榜“扶清灭洋”，并在慈喜太后及守旧派官员的支持下于山东、直隶一带大肆捣坏教堂、杀害洋人，最后甚至成为了八国联军之役的导火线，使中国当时一度陷入四面楚歌之况。

虽然义和团在八国联军之役后就一直背负着殃国大难的骂名，但谁曾想到组织创立之初，义和团可以说是受到百姓爱戴的。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是清末流行于山东、河南一带的民间秘密组织。因为不满天主教教徒目中无人的架势，以及天主教在中国肆无忌惮的传教行为，所以义和拳便以“灭洋、仇教”扬名於世，随后并正式改名为“义和团”。因此，我们批评义和团愚昧无知很多时候是指已经卷入了反教会战争、得到慈喜太后支持的“义和团”，而非在历史上流传近二百多年的前提下，仍未敢与教会发生正面冲突的“义和拳”。

那么到底“义和拳”跟“义和团”的差别在哪？而又是在什么时候本质有所扭曲呢？

义和拳的起源有无数说法，除了曾是反清复明的密谋组织外，其本质还是由无所事事的村民所组成的民间保安队。

曾有一位天津的拳民回忆说：“庚子那年天大旱，人们没事干，所以练起义和拳”。农民为什么会“没事干”？ 义和团发生的地区是中国遭受自然灾害较多的地区，在排水不良的河北平原东半部和山东西北部，七八月间大雨时，经常爆发洪水，形成渍涝。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会变成沼泽，滋生出大面积的蝗虫，又形成这一地区另一主要自然灾害。这里雨量极不均匀，随着洪涝过后往往是旱灾，春旱尤其严重。在天旱频生的时候，无地可耕的农民们只能练拳自娱。 强身健体之余， 还可以顺道能保护村庄的安全。

当时，义和拳还未有一个确实的据点，甚至可以说是四分五裂。因为不同村里有各自的“保安队”，而村与村间则很少会互相联合，组织十分散涣。巨野县的一名于克义老人就提及过，曾经有场麻布会将要举行，怎料因为突然下了场大雨，所以那几千个本来说要参与大集会的拳众都不来了。原来那些人只是来蹭饭，并不是真的诚心信奉神拳 。所以说，义和团活动进行得顺利与否完全是根据天气的好与坏，完全体现了组织“聚则闹教，散则归家”的随性性质。

从成员身份、活动参与率看，我们可以知道义和拳组织信念并不严谨、亦不牢固，也没有远大的志向。那么普通百姓又是怎样看待义和拳的呢？

义和拳之所以以“义和”两字为己命名是因为他们视“礼”及“仁”为道德之本。因此，组织常以“不以富压贫“”不以强凌弱”“不以是为非”来约束拳众。先不谈其遵守程度，但不可忽视创团之人大多心性良善。在1901年，慈喜发布了一则上諭，当中就提及“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指的就是义和拳，可见百姓对义和拳亦有一定的好感，才让慈喜使用了“爱”一字。

可是后来清廷为了利用团民排外，积极介入组织发展，比如招抚团民，并尝试让清廷大官统率教民，使义和团所做之事开始剑走偏锋。义和团之人痛憎洋货，连身著洋货也会无辜受牵连。当时家家户户本都习惯于使用洋油灯照明，而义和团依仗人多势众,根本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家的洋油灯捏碎。胆小的市民甚至纷纷主动摔破洋油灯，或直接销毁所有家里的洋货，务求不留洋痕。从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义和团入直隶省后的活动行径早与初时大相径庭。至少当日的”不以强凌弱”“不公报私仇”都消失无疑。当诛伐准则从教民变成基于团民的喜怒，活动行为由可控变成偏激、难以捉摸时，百姓才真真正正闻团色变，甚至为了避祸出现献媚之象。

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形式是通过一种东方式的迷信来表达他们的愿望，其思维方式、活动内容与宗教组织、宗教感情是不同的。义和团念咒语、画符篆、占预言，曾经鼓舞手执刀矛的农民向着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冲锋陷阵。这些咒语如“避枪炮火咒”“请神咒”“请师咒”“护身咒”“上体咒”“禁洋烟咒”“闭火分砂咒“”快马一鞭咒”等有长有短，短的只有4字，长的达到180字，义和团将士投入战斗时无不口念咒语，祈求各路神仙“神灵附体”“显灵护身”，使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蒙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义和团运用这种神秘思维和迷信方法是导致悲惨失败的主要原因。

到底是什么导致这样的扭曲？义和拳扭曲责任，清朝肯定得负上一半。

那时义和团入京后，清廷便马上招抚义和团，试图将他们“官方化”，而慈喜太后亦曾公开表彰义和团，并拿出十万两白银来鼓励义和团的所谓“扶清灭洋”事业。眼见掌权者对义和团采取招抚政策，朝中大臣也公开支持资助。虽说朝臣大官义团民的支持并不完全是相信他们那套“喝符念咒”“烧香叩头，求神附体”的神鬼邪说，但对于底层农民来说，成为了朝廷青睐的对象就有翻身做主、八面威风的感觉。加上清廷授权义和团的速度并非循序渐进，更多是一蹴而就。义和团本是小组织，且不说规矩简单，连入团资格亦无清楚定论，到后来更是有大量流氓、无赖加入。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杂志《开智录》发表了一篇题为《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文章。文章说：“世界上最令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者，莫如今日之所谓文明国”，义和团是这些“文明国”压迫中国之反响。这篇文章虽然仍包含着对义和团的一些错误看法，但是它不把义和团看做有罪，而看做“有功于中国”，这是在当时言论界中极为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