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前夕，毛主席预见到日本即将走向投降的边缘。在苏联红军的迅猛进攻与美国原子弹的毁灭性打击下，日本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已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

而毛主席深知东北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一旦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东北将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若能迅速控制这一区域，无疑将为中国共产党在接下来的国共谈判中增添重要筹码。

于是，在同年8月9日，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振臂高呼全国人民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发起战略大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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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一天之后，朱德总司令便代表延安八路军总部，迅速下达了七道紧急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明确指示冀热辽军区的将士们，向辽宁、吉林等东北腹地挺进。

冀热辽军区在接到命令后，迅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将部队一分为三，分头行动。西路军由第十四军分区司令舒行率领，目标直指热河省省会承德；

中路军则由第十五军分区司令赵文晋挂帅，向内蒙古赤峰方向挺进；而东路军由第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亲自指挥，他们的目标是沈阳和锦州，这是抢占东北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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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克林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之重。在接到命令后，他立刻着手组织了一支由两个主力团和一支朝鲜义勇军组成的4000人精锐部队。他们从冀北根据地出发，绕过险峻的九门口，翻越长城，踏上了挺进东北的征程。

曾克林率领东路军迅速攻占了山海关，收复了绥中、锦州等失地。9月，他们抵达沈阳，在此站稳了脚跟。随后，曾克林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迅速成立了人民政府，并开始着手收缴日军遗留的大量武器装备。

在辽阳奉集堡机场附近，东路军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日军军事基地。这个基地内停放着众多先进的重型轰炸机和教练机，日军曾在此进行过大规模的飞行训练。而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些飞机被遗弃在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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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缺乏生产先进战机的能力，中国军队在制空权上一直处于劣势，饱受日军空袭之苦。如今，眼前这些飞机无疑为他们提供了改变这一局面的机会。

可欣喜之余，一个问题也摆在了他们面前：如何处置这些飞机？我军虽然缴获了这些飞机，但却缺乏保养和驾驶它们的专业知识。

正当大家陷入困惑之际，一个消息传来了。刘光涛在追歼日军的过程中，抓到了一名俘虏。这名俘虏透露这里曾是关东军第2航空团第四练精飞行队的驻地，共有300多名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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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大队长林弥一郎率领全体人员弃机而逃，目前正藏匿在附近的山区中。刘光涛立刻将这个重要情报上报给曾克林，并特别提到林弥一郎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曾克林闻言大喜过望，他当即决定：“我们要劝降他们，让他们为我们服务！”

于是，曾克林迅速向东北民主联军汇报了自己的计划，并得到了上级的批准。随后，他指派第21旅12团12连指导员聂遵善带领一批人马前往现场与日军飞行员进行谈判，为了确保沟通顺畅，他还特意安排了一名日本翻译随行。

当聂遵善等人抵达山下后，他们高声向山上的日军飞行员喊话：“你们现在已经无处可逃，唯一的选择就是下山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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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弥一郎等人内心却充满了忐忑。他们深知，在过去的十四年里，日本军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他们担忧中国人是否会放过他们，于是选择了沉默，没有给予任何回应。

聂遵善开始着重强调我党我军的宽大政策，而且他理解林弥一郎等人的担忧，毕竟日本军队在战争中对待俘虏的手段是出了名的残忍。因此，他希望通过展现我军的诚意，来打消他们的顾虑。

看到林弥一郎的态度有所松动，聂遵善进一步表示，他作为旅政委，虽然官衔不高，但言出必行，绝对可以信赖。他的这番话，无疑给林弥一郎等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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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林弥一郎心里也清楚，他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于是，在回去之后，他召集了空军大队的几个负责人开会，讨论接下来的行动方案。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家都明白，能够保住性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他们最终决定接受投降的条件。

第二天，21旅的几位干部来到了事先约定好的受降地点。他们摆上了一张大桌子，用来摆放飞行装备，而其他武器则可以直接丢在地上。为了展现诚意，参加受降仪式的战士们都站得比较远，没有对他们进行监视。

由于林弥一郎本来就是校级指挥官，21旅的代表直接对他说：“你们军官的指挥刀如果不想交，那就可以不交。因为我们看到了你们的诚意，所以我们愿意做出让步。”这番话让林弥一郎等人感受到了我军的宽容和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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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受降仪式进行得非常平静，没有出现任何意外情况。林弥一郎的内心却充满了疑惑，他不确定我军到底有何用意。在解除武装之后，这个日本航空队被安排到了几个思想觉悟高的老百姓家中居住。

他们平日里没有被要求做任何事情，而且还受到了东北联军的优待。尽管当时东北联军物资匮乏，但他们还是想方设法筹买了一些大米送给飞行大队，以满足他们爱吃大米的饮食习惯。这种关怀让林弥一郎等人感到既意外又惶恐。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弥一郎等人的疑虑逐渐消散。他们开始逐渐适应当地的生活，并与我军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到了十月中旬，曾克林决定为这一飞行大队召开一个欢迎会，并邀请了十几名代表到司令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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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群日本俘虏被带到司令部时，看到桌上摆满了中国菜肴，惊讶不已。他们原以为自己只是战俘，会受到严厉的对待，却没想到八路军会如此礼遇他们。这让他们感到不安，甚至有人怀疑这是不是断头饭。

可曾克林的热情欢迎和真诚的态度很快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在欢迎会上，曾克林重申了我军优待战俘的政策，并保证会尊重他们的人格和权益。听到这番话，林弥一郎等人终于放宽了心，开始享受这难得的欢乐时光。

用过饭食后，曾克林与这十几名代表进行了一场谈话。他首先指出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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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表示欢迎他们现在选择放下武器，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最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这支飞行大队需要回到冯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飞机，随时听候我军的命令。

谈话结束后，曾克林叫住了林弥一郎：“这次没能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我给你们准备了点肉，带回去给大家吃吧。”曾克林将军送了50只羊给他们。

这份厚重的礼物，让那些身处异乡的日本人感受到了温暖。他们被曾将军的大度所打动，许多人不禁泪流满面，这不仅是因为得到了物质上的救助，还是因为体会到了一种超越国界和仇恨的人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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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弥一郎在感受到这份情意后，内心产生了巨大的转变。他想要加入我党，更是该名叫林保毅。他决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我们驾驶飞机并提供技术指导。

在他的带动下，隐藏在俘虏中的其他技术人员也纷纷站出来，表示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批日本溃兵中，包括了17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27名机械员以及180多名地面保障人员，他们的加入填补了东北地区空军的空白，推动了空军力量的快速发展。

林弥一郎对中国怀有的愧疚感，使他不遗余力地投入到空军建设中。他倾尽所能，提供了宝贵的军事经验，还传授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帮助更多的人掌握飞行技术，确保飞机的正常运作。他的付出和努力，为解放军空军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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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接参与飞行训练，林弥一郎还积极筹办培训班，致力于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大批技术人员迅速成长，为我国的空军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可以说，林弥一郎的贡献在于他个人的付出，更在于他激发了一个团队的潜力和热情。

1956年，林弥一郎选择返回日本。尽管在日本他遭遇了一些冷落和误解，但他并未因此感到气馁或激进。他深知战争的残酷和破坏力，也深刻理解和平的珍贵和意义。他渴望过上平静的生活，远离战争的纷扰和破坏。

我党、我军的领导人正是用信义和善意感化了林弥一郎等人，让他们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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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末的东北航空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许多杰出的空军将领。其中包括空军司令员王海、副司令员林虎、张积慧以及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等。

他们的成就彰显了林弥一郎等日本技术人员的贡献，也展现了中国空军在和平时期的崛起和发展。张积慧更是曾击毙美国空军著名的“喷气机王牌飞行员”乔治·阿·戴维斯，这一战绩提升了中国空军的士气，也彰显了中国空军的实力和战斗力。

多年以后，当有记者去日本采访林弥一郎时，他依然喜欢中国人叫他“林保毅”。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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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起在东北航空的日子，那些与他并肩作战的教官和学员们依然让他难以忘怀。他说：“当年在东北航空和我一起的教官和学员加起来应该有5000个中国人，他们都知道我的名字。”

在晚年时期，林保毅担任了中日友好协会的会长。他积极致力于推动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和合作，为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99年林保毅在日本病逝，享年88岁。

来源：

1吕雪萱. 八路军收编日本林弥一郎航空队始末[J]. 云南档案,2019(01):42-45.

2叶介甫. 林弥一郎航空大队受降记[J]. 文史月刊,2007(08):40-41.

3王大军. 难忘的岁月——访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林弥一郎[J]. 瞭望周刊,1988(2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