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寂静的长沙城被打破宁静，警钟骤然响起，随后突然出现的大火迅速席卷全城。刹那间，长沙城处处皆是火海，仍留居城内的市民惊慌失措，争相奔逃，爆炸声、嘶喊声与哭泣声交织在一起，长沙瞬间沦为人间炼狱。
这场大火致使全城80%的房屋被焚毁，街巷有590余条化为废墟，原本繁华的北正街、坡子街、府后街、八角亭等区域一片狼藉，就连湖南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高等法院、电报局、邮政局以及大部分学校、银行也都未能幸免，幸存的建筑仅有寥寥数栋洋行和教会医院，人员伤亡达3000余人。11月18日《中央日报》对此哀叹道：“百年绪造，可怜一炬。”此次大火，史称“文夕大火”。事件发生后，面对“舆论汹涌”，蒋介石亲自批示要追究责任。
放火焚毁长沙城，原本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于11月12日上午9时许收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发来的“文侍参电”，即蒋介石下达的“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的指示后仓促制订的计划。张治中接到电报后，立即命令省保安处长徐权、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拟订焚城计划纲要，并在当天下午4时召开相关会议，确定由警备第2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长沙市社训副总队长王伟能、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负责具体的焚城事宜。张治中进而又指示“明日须根据纲要，做好细则，送来核定”。
实施焚城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等日军攻入长沙时才可执行。然而，计划还未完成“核定”，大火就在13日凌晨提前发生了。
火起时，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是较早得知消息的人之一，他在听完参谋处长许权的报告后“深为骇怪”，随即发现长沙“秩序大乱。警察宪兵，均全部逃走。电话不通”。许权建议酆悌立即转移到湘潭，但被酆悌拒绝，他认为“须寻主席，不能独自走也”，于是带着家人前往张治中的住所。
酆悌抵达张寓时，已是凌晨4点半，他将情况报告给张治中，两人都对这次既无省府命令、又无警备司令部命令、且天心阁也未挂出放火信号就发生的放火行动“嗟叹而莫名其故”。
天亮后，酆悌奉命向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汇报起火经过。酆悌认为，自己只是“奉命准备，但不料突然起火，似为另一组织变动者，盖余始终不明何以如此动作离奇耳。然余责任所在，自难逃其咎，部队非余训练，仅系指挥他人者”。言下之意，酆悌虽然身为长沙警备司令，但归他指挥的两个警备团只是名义上归他指挥，大火发生后两团都不听命令，这是导致大火没能得到控制的原因之一。酆悌在14日的日记中又提到“余奉命警备长沙，手无兵卒，仅负名义上之责”。不过他很快从张治中那里得知“委座来电。谓不能冤某，应查明”。意思似乎是说，蒋介石已经下指示要查明实际责任人，这对酆悌而言，在责任方面或许可有所减轻。
但事情真的如此吗？当然不是！钱大钧是长沙大火发生后奉命组织军法审判的审判长。他在14日的日记中提到，蒋介石提出此次事件的首要责任是行政长官，警备司令酆悌不需要负主要责任。话虽如此，但事实上，蒋介石在当天就已有严办酆悌之意。
大火发生的当天上午，蒋介石就获悉长沙有“伤兵放火，秩序甚乱”，但由于无法及时联系到长沙，无法了解具体情况。等到14日了解到实情后，蒋介石表示“焚毁甚惨，闻之心痛，地方人员之不力，殊为浩叹”，并在当天日记的“预定”中，写下了“拿办酆警备司令，追究长沙放火案”。蒋介石既然有严办酆悌之意，为何又对钱大钧说酆悌“不负责任”，又对张治中指示“不能冤某”呢？陈诚家书或可解此疑问。
根据《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所载，蒋介石当时向陈诚提出两个要求：其一不能使湘民反感，增加政府困难；其二不可使文白（即张治中）政治生命从此断送。因此，为了安抚长沙乃至湖南民众，蒋介石在14日就已经决定“弃车保帅”，处理次一级责任人。但在对部属的指示中，仍然要公开按照程序办事，不能有所偏袒。不过这些事情，正奉命调查失火原因的酆悌全然不知。
就在蒋介石决定处理酆悌的当天，酆悌已经大致了解到起火原因是从南门外伤兵医院开始的。在当时战局不利、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奉命参与焚城的警备第2团士兵在见到南门外伤兵医院意外失火后，便不顾天心阁是否放出引火信号，开始四处放火。此外，警察局长文重孚在11日就已下令撤离消防人员，导致火起后无人参与灭火，警备第2团又不断加火，终使长沙遭此大难。这就是说，酆悌认为，作为放火正指挥的警备团长徐昆，是首要责任人。
然而当张治中于15日命令酆悌和保安处长徐权调查时，徐却“只要一遇能与警备团卸责之事，彼必十分注意，张大其词，以为可以诿卸也”。对此，酆悌认为，张治中虽然要他和徐权共同调查，但凡是涉及张的亲信徐昆或者警2团，张治中都在想办法减轻或者推卸责任。这也与此前酆悌提出警备团不听他命令的事相呼应。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酆悌预感到自己有可能会成为首要责任人。
16日下午8时蒋介石抵达长沙，只见全城“黑暗凄惨。与辞修、文白等相见，黯然不知所言，乃强言研究，责成文白究根肇祸之人。速定处分”。蒋认为，“长沙焚毁，不仅影响于前方军事，而且影响于将来政治更大，文白不知责任所在，犹以为普通罪过，尚思推委卸责，此表示无能无知之事小，而对于革命与廉耻之事大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虽然对张治中表示不满，但仍然授权张“究根肇祸之人”，这等于是公开将张排除在主要责任人之外了。
17日上午9时，蒋介石巡视全城，自感“痛愧之至”，之后召集俞飞鹏、陈诚、张治中、林蔚、钱大钧等人商讨如何对外发布火灾信息。根据钱大钧当天的日记所述，蒋介石主张“以汉奸纵烧为由”，但遭到陈诚强烈反对。陈诚认为“事实上应认错，不可骗人”，“此事系有计划之举动，不能认为无过，须自己认错，方能对得民众”。陈诚的这个主张，等于是将张治中推上首要责任人的位置，这与蒋介石的想法相悖，蒋因此认为陈“厚于责人而不能助人”，并在日记中感慨“能代人受过之将才更无其人也”。钱大钧则认为“本系有计划之举动时不良分子乘间纵火，而地方当局不能负责措置，慌乱无张，致有此失”。钱大钧在日记上说这次讨论“争吵甚烈，久之，对敌情况略谈而散”，但蒋介石已经计划设立“军法会审”，并将准备在下午5时离开长沙的钱大钧留下。同一天，蒋介石命令将警2团调离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2团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人则被软禁。
18日上午，蒋介石正式下令“设立长沙火事之军法会审”，由钱大钧任审判长。当天下午就对三人进行会审。
19日上午8时，蒋介石召见钱大钧“询问审判情形”，钱认为“事实上发纵指示，闹至如此者，实为许权，而酆悌对一切事情，交付许权，实应负完全责任。至徐昆亦系听从许权指示，文重孚与放火无关，因未分配任务于彼，其撤岗为其罪过而已，故拟判为酆悌十五年徐昆十二年文重孚五年徒刑”，但蒋介石未置可否。钱于是返回自己的办公处准备将案卷“誊清后即行送呈”。就在此时，张治中来找钱大钧了。张治中所来为何？他是在接到蒋介石表示要枪毙酆悌的电话后来保酆的。根据钱大钧日记记载，“文白来谓，委座与彼通电话，谓必欲枪毙酆悌，文白则保酆，并谓可枪毙徐昆与文重孚”。此时钱大钧才知道蒋介石已经决定要枪决酆悌。
当钱大钧将判决书送呈蒋介石后，蒋“当即批示酆悌负省会警备全责，疏忽息惰，殃及民众，应即枪决，徐昆怠忽职守，殃及民众，应予枪决，文重孚未奉正式命令，擅离职守一并枪决可也”。此外，蒋还发了一则手谕，内言“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不察，玩忽职守，着革职留任，责令办理善后以观后效……”钱大钧随后对外公布酆悌、徐昆“辱职殃民”，文重孚“未奉命令擅离职守”，并将枪决事宜交由“长株警备司令部执行”，派“军法总监部少将督察官张耀宸前往监刑”。
对于这个判决，钱大钧虽然有异议，但没有过多表示，只是在办理完审判事宜后于当天晚上10时前往衡阳。钱大钧认为“已发交警备司令部执行，余不必再留长沙，且此事令余出面会审，实非所愿，故办毕当即启程”。
对于枪毙酆悌等人一事，蒋介石在日记中并没有表露出过多内心想法，甚至对19日批示枪决的事情都没有记录。日记中只简单写着：“本日解决长沙火灾重案，将其军警长官三人判决枪毙，皆为黄埔学生，痛苦无已，只有安置其家属，聊以慰私而已。”
第二天，蒋便在“巡视市内”“指示善后”后，于下午3时前往南岳。至于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起初都自认为罪不致死，因此在接受军法审判时镇定回答，且只字不谈除他们三人之外的责任人。直到20日上午8时被转送长株警备司令部时，才感到死期将至，但已无力回天。两个小时后，三人皆在侯家塘被执行枪决。
蒋介石短短3天即处理完此事，未免显得仓促。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必须迅速做出处置，他在既想保张治中，又想正面应对湖南民众对长沙大火指控的情况下，只能推出自己的学生酆悌等人以平息民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