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历年的这批官窑瓷器中，其丰富多彩的釉色和纹饰，尤为引人注目。先前的研究指出，元代官窑瓷器主要包括蓝釉、红釉和白釉，而黄釉瓷器未曾发现，因此，学界普遍以为黄釉瓷器始于明代。在明代弘治年间，鸡油黄釉瓷器被众多藏家推崇为黄釉瓷器中的典范。然而，历史资料证实，元代天历年间所创烧的黄釉瓷，其工艺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迄今为止，已发掘五种不同品种的黄釉瓷器，分别为：
1. 黄釉开光内府五彩莲池鸳鸯纹六棱玉壶春瓶；
2. 黄釉开光枢府斗彩人物纹盘口瓶；
3. 黄釉开光枢府鸟篆体刻唐诗梅瓶；
4. 黄釉枢府海水龙纹梅瓶；
5. 酒罐。
这些瓷器不仅展现了黄釉瓷的精湛工艺，也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特色和审美趣味。这些黄釉瓷器以其纯正的色彩和润泽晶莹的釉面著称。自诞生之初，它们便被定为皇室专用之色，历代以来，施黄釉的瓷器一直被称为“黄器”，亦称作“殿器”，在彩釉瓷器中最为珍贵。其生产始终处于严格监管之下，仅限皇帝、皇后、皇太后及皇太子等宫廷内使用。
天历二年，浮梁瓷局在制瓷工艺上取得了显著创新。特别是黄釉瓷的成功创烧，标志着工匠们对三元色釉和白色釉的运用已达到了高超水平。景德镇的瓷器制作因此迎来了多彩多姿的新纪元。
色彩学原理表明，红、黄、蓝三原色相互调配，可以产生间色：橙、绿、紫。这三种原色调和可形成黑色，而与白色搭配则能提升色彩明度，赋予瓷器柔和淡雅的视觉效果。
元代黄釉瓷的成功创烧，标志着窑工们已完全掌握了烧制三原色瓷釉的技术，为间色釉的研发奠定了基础。绿釉、紫釉、湖蓝釉和黑釉瓷的诞生因此成为必然。在天历年间的官窑瓷器中，除了传统的蓝、白、红、黄釉瓷，还出现了光泽莹润的绿釉、紫釉、湖蓝釉和黑釉瓷。这些彩釉瓷在中国历史文物记载中尚属首次，证明了它们是元代独具特色的彩色瓷器。特别是间色瓷，很可能是元天历年的创新之作。这些瓷器尚未在皇宫展出便遭遇不幸，被埋藏在泥土之中。窑工们以智慧和努力创作的艺术珍品，似乎永远无人得知。
然而，经过近七百年的沉寂，这些瓷器在华夏盛世之年重现人间，再次展现了它们的非凡光彩，令世人赞叹不已。
在天历年间的五彩瓷纹饰中，我们观察到工匠们已创造出逾十种颜色：红色系列包括深红、粉红、大红、枣红和紫红；黄色有中黄和土黄；绿色系列涵盖黑绿、孔雀绿、粉绿和浅绿；紫色分为深紫和浅紫；蓝色系列则包括黑蓝、霁蓝、宝石蓝、灰蓝和湖蓝。此外，还有高贵且庄重的黑色釉。这些色彩缤纷的五彩瓷器标志着景德镇制瓷业在元代已经从单色瓷成功转型至彩瓷生产，为中国制瓷业的彩瓷烧制技术奠定了基础。
天历年官窑器在纹饰上的创新显著，特别是龙纹绘制的新颖性。自唐朝起，龙纹与皇权紧密相连，成为皇权的象征。宋朝以前，龙纹形态多样，以兽形为主，躯体健壮，具有兽形腿、三趾鹰爪，龙首有角无须。元朝对龙纹的规定更为严格，《元史·舆服志》明确规定：“双角五爪龙纹臣庶不得使用。”景德镇工匠在龙纹绘制上摒弃了宋以前的粗笨体态，强调龙在天空中的自由神韵。因此，元朝的龙纹表现为小头细颈，龙身细长，独角或双角，鹰爪，四肢饰有火焰状毛发，弧形鳞片，尖尾，动感十足，呈现疾驰状，彰显龙的超凡脱俗。
凤，作为中国远古民族图腾的标志，源自东方君子之国的传说神鸟。它象征着和平与吉祥，同时也代表着王道与仁政。在元代瓷器上，凤纹通常呈现展翅飞翔的姿态，尾部伴有火焰状纹饰，或在花叶间穿梭。这些图案往往是独立的，并与龙纹相互映衬。
元代的龙凤纹饰对明清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龙纹在元、明、清三代均有蛇形特征，身体自首至尾逐渐变细，四肢羽化，趾数有三、四、五之分。龙首装饰有角、发、须。宋元时期，三趾、四趾龙纹较为常见，而明清时期的皇室瓷器则普遍采用五趾龙纹。
元代的龙纹以云龙和海水龙为主。明清时期，除了继承元代的云龙和海水龙纹样外，还发展出行龙、立龙、正面龙、侧面龙、披发龙、穿花龙、戏珠龙等多种形态各异的龙纹，将龙纹的表现力推向了高峰。
天历年官窑器上除了龙凤纹外，还包括狮纹、飞鹤纹、莲池鸳鸯纹、麒麟纹、蕉叶纹等。这些传统祥瑞图案，分别象征着爱情、长寿、官运亨通和飞黄腾达。
流行于明清瓷器上的刀马人纹饰，起源于元代。天历年官窑器中，五彩刀马人纹饰已出现在彩色瓷瓶上，可能是最早期的实例。这些刀马人通常描绘中国古典戏曲故事中的人物，深受民间欢迎，其绘制目的皆是在弘扬儒家的忠孝节义等价值观。
天历年间，官窑瓷器上的宗教纹饰显著增多，尤以八宝纹最为突出，该纹饰源于元朝，受藏传佛教兴盛影响，将佛教法器如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结等图样融入瓷器设计，因此得名“八吉祥”。明清时期，八宝纹饰受到进一步推崇，成为瓷器宗教纹饰的重要表现形式。
以上大量事实证明，元代在文化艺术领域展现出显著的开放性。在此期间，儒家伦理、道家的“天人合一”和佛家的“万有皆空、心即佛”等文化理念，在元瓷纹饰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元代瓷器制作上的釉色与纹饰创新，为明清两代瓷器工艺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孕育了众多人才。
然而，由于元代官营手工业的局限性，其产品稀缺且仅供宫廷使用，导致其创新技术未能在当时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甚至在收藏界也鲜为人知。因此，许多瓷器技艺的创新被误归于明代。幸运的是，天历年官窑器的发现，为长期争议的瓷艺问题提供了明确答案，使我们得以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