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大决战·平津战役》的朋友，一定会对毛主席的那场雪地发火的戏份印象深刻。当时，程黄兵团、杨李兵团和杨罗耿兵团都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毛主席为此严厉地批评了他们。

多年之后，这些兵团首长仍对毛主席的这次发怒记忆犹新。比如杨得志司令员，他晚年在回忆录中就写道：

“毛主席在19个小时之内3次电令，急如星火，由于阵阵战鼓，震人心弦，催人奋发……

从上井冈山到这时，我跟着毛主席已经打了整整20年的仗，经历过许多艰险和困难，也多次聆听过他的指示教导，但是，直至现在，这份电报还在震动着我的心。”

对比辽沈、淮海两场战役，我们会发现，平津战役的一个明显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毛主席绕过了华北军区，直接指挥到了兵团一级。他调兵遣将，亲自对前线的行军方向、战斗任务、开战时机做出了非常具体的指挥。而这样的情况，在其它两个战役中就很少发生。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指挥层面、涉及范围、战争形式上来看，平津战役是三大战役中最复杂的一个。

平津战役是一个跨越了多个系统的大规模战役。此战除了涉及华北和东北两支野战军，还涉及到山西的华北一兵团和淮海战争的华东野战军。

为了确保能把傅作义稳住，当时已经包围太原的华北一兵团和已经包围杜聿明集团的华东野战军，都奉命停下了他们攻势。《徐向前回忆录》记载，当时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太原外围的控制，中央要求他们“停止攻击，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野战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在攻太原。”

华东野战军也接到了中央类似的命令：歼灭黄维兵团后，留下杜聿明集团余部，“两星期内不做最后歼灭之部署……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

包括华北的杨罗耿兵团，他们在保卫了新保安后，纷纷摩拳擦掌，打算尽快消灭35 军。但是这个时候，中央却发来电报，要求他们“对新保安之敌采取迅速构筑多层包围包围阵地，长久围攻，待命攻击的方针”。杨得志晚年回忆说：当时“兵团几位领导同志的心情，比战士们还要急切。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出这样一道命令，当时我们并不完全理解”。

实际上我们知道，毛主席和中央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平津的戏从周围唱起，牢牢吊住傅作义。如果太原、新保安或者陈官庄过早攻克，傅作义就会感到孤立，有可能放弃平津南撤，增加我军在渡江战役及以后战役中的难度。

正因如此，平津战役虽然发生在华北，但实际涉及的已经远远超出平津，一个环节如果出错，就可能给整个局面造成影响。这种跨越多个作战系统的指挥和协调，必须由中央来统筹。

再者，平津战役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较量，同时也是一场政治和谈判桌上的较量。随着新保安、张家口、淮海、天津等战役陆续获得胜利，平津战役的工作重心从战场转移到了谈判桌，最终开创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北平方式”。北平城外，我军一次性改编了傅作义的2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共计20多万人，这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也是非常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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