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革命动荡不安的特殊年代，一些人被批斗，被打压，甚至惨遭杀害，成为那个时代的悲剧。但有些人敢于发声，敢于抗争，坚持自由与真理。

林昭就是这样的人，她是北大才女，敢于仗义执言，只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却以“反革命罪”论处，在1968年4月29日，被执行死刑，年仅36岁！行刑前她大喊：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虽然后来她被平反，但斯人已逝，又有什么用呢？但她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佩，那么她是怎样走上枪决台呢？

林昭原名叫彭令昭，于1932年出生在苏州的革命家庭，她的父亲曾担任吴县的县令，后来受爱国主义的渲染投身于革命。母亲许宪民则在中学时期跟随哥哥许金元闹革命，许金元曾担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部长，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被国民党枪决。

在这种革命家庭氛围下，林昭在心中早早埋下革命的种子，对共产党闹革命抱有很大热情。随着年龄不断增长，林昭的这种想法愈来愈强烈，中学毕业后，不顾母亲的反对，于1949年7月考入被誉为“革命摇篮”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母亲认为革命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她不想女儿重走她舅舅的老路，但坚毅的林昭不惜与母亲断绝亲子关系，也要进入这所学校。

她选择新闻专业，虽不能像好男儿上战场杀敌，但她能用手中的笔针砭时弊、指点江山，能够用手中的笔表达底层人们的诉求，真实反映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揭露出社会种种不平之事。在学校里苦学专业知识，为将来闹革命打下基础。

毕业之后，林昭被分配到苏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在家里从没干过农活的她，虚心向农民前辈学习，很快适应这里的生活，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全身投入到土改工作。在闲暇之余，她通过手中的笔撰写出许多关于“三农”的报道，为农村的建设提供一手资料。后调任《常州日报》、常州文联工作，仍心系农村，深入工农之中，撰写出许多的相关调研报告。

在这期间，她清醒认识到新中国刚成立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要想改变这状态，还需要学习更多的先进技术，也意识到自己能力有些不足。于是她放下工作，重拾书本决定备战高考。

1954年9月，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她是妥妥的学霸。即使在人才济济的北大校园，也是耀眼的存在，她勤学多思，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赏识，建议她去学文学专业。

从此她的文学才能被释放出来，素有“才女”之称，与北大另一位才女张玲担任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末名湖》。第二年，她加入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的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刊后，她又加入《红楼》编委会，成为红楼里的“林姑娘”。她仗义执言，敢于发表，为她后来的隐患埋下伏笔。

在1957年5月19日，她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

这天她的同学张元勋为响应党的号召，在北大门前贴大字报《是时候了！》，随着围观学生越来越多，大家议论纷纷，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认为他的言论有反革命煽动，被打成“右派”分子。

林昭听闻后义愤填膺，据理力争，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站起来质问他们：张元勋，他有什么值得你们批斗的？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对于当时的情势，林昭深感痛苦和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疯子”与“魔鬼”？

她的这番言论，被视为与“张元勋一伙”，同样被打成右派分子。

不久后，她被逐出《红楼》编委会，实在想不通，曾多次想到自杀，却被同学们救了回来。这一系列行为被组织认为对抗审查，“态度恶劣”，加重处分，接受劳动改造三年。林昭不服，跑去质问上级组织：“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新闻专业副系主任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她求情，林昭才得以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而张元勋被判入狱8年，在狱中接受改造，以平常心对待，平稳度过这段艰难的岁月。

但林昭是个烈女子，始终不屈服。在接受劳动改造过程中与同为改造的人大学生甘粹相恋产生爱情，于是向上级提出结婚申请却遭到拒绝，认为他们谈情说爱是在抗拒改造，不准其结婚。为此，甘粹被发往边疆改造。

林昭感到心灰意冷，使她身心备受打击，本就柔弱的身体累垮了，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

1960年年初，人大校长吴玉章批准她请假，林昭被母亲接回上海照顾。

在母亲的精心照顾下，林昭身体逐渐好转，母亲曾多次劝说她“好好接受改造”，你这样做无异乎是以鸡蛋碰石头，不自量力！

但性格刚烈的她仍然坚持为自由而战，为真理而战，按捺不住那颗“躁动的心”。在上海养病期间，她结识了兰州大学的几位研究生顾雁、徐诚，她们创办了《星火》杂志，她们针砭时弊，发表诗歌，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又被视为“反革命”分子。

1960年10月，林昭再次被捕入狱。这次是在监狱里改造，干最苦最累的活，少了资料室书本的陪伴，身心俱疲，再次病倒。在1962年初，被保外就医。

她抓住一切为自己申冤的机会，期间她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这无疑是徒劳的。

在1962年年底，她第三次被捕，这次她抱着必死的信念与组织对抗，在狱中多次以绝食自杀相逼，多次写信给上级申诉表达自己的见解，但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如此反复折磨自己，林昭的身体已破败不堪，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她渴望自己所写的诗歌、多年来的心路历程、能被大家所熟知。她再次拿起“笔”，以鲜血为墨水，在白色的床单上，洋洋洒洒写下20多万字的血书。

只有将心中的愤懑与不甘书写出来的时候，林昭才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是活着的。

她用鲜血写过这样一首诗：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她拒绝狱方的“糖衣炮弹”，她慷慨激昂地说：“你们可以摧垮我的身体，但不能磨灭我心中的意志！”在狱中8年，林昭以自己的方式，跟这个世道一直在做抗争，决定以死明志，坚持为自由、民主而战，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

1968年4月26日，林昭如愿以偿等来了判决书，由原先的有期徒刑20年改为死刑，并且立即执行。

此时的林昭，已然不再奢求自由和生命。她的身体就算再破败不堪，她的心一如当年，满怀着憧憬与热情来到未名湖畔的时候。

如今梦已碎，她愤慨却又无能为力，她再次咬破手指，蘸着滚烫的鲜血写下遗书：历史终将宣判我无罪！

随后，她整理好容貌，将散落的头发梳着整齐，在狱警的催促下，林昭拖着瘦弱的躯体踉踉跄跄地来到刑场，慷慨赴死。

她死后遗体不知所踪，只留下一缕青丝。父亲在得知后她被判死刑后，绝望服药自杀，母亲变得精神失常，不久后也惨死在街头。

林昭被执行枪决后，第二天，相关人员上门找到母亲许宪民索要5分钱的子弹费，这是何等滑稽、何等残忍！那颗终结女儿生命的子弹，还要为它买单！母亲悲痛欲绝，崩溃不已！她疯了，衣衫褴褛走上街头寻找女儿的下落……

历史终将过去，随着那场十年文化浩劫终于结束，林昭得到平反。在1980年，上海高院根据她写的自白书及取证调查，宣告她无罪。

正如林昭生前所言：历史终将宣判她无罪，为此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平反后，她生前的亲朋好友包括同学张元勋等人，给她举行追悼会，将她的“衣冠豖”葬在苏州的灵岩山上，墓碑上题词：“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林昭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遥想当年，她怀揣着梦想来到北大校园，通过在北大的学习能改变贫穷的中国，却遭到惨无人道的对待。她犹如在浩瀚的历史星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短暂而灿烂，在庞大的“大象”面前，犹如鸡蛋碰石头，她显得那么渺小，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然而她的牺牲并不是毫无意义，她替我们走完了那段艰苦岁月，她以身殉道，负重前行，让我们吸取惨痛的教训，少走很多弯路。

正如西方的《圣经》中有这么一句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在那段荒诞特殊的年代，更多的人想着怎么明哲保身！而她却有着坚定信仰，敢于发声，勇于献身的精神是吾辈之楷模。这段历史不能被忽视，应当正视它，铭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