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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多神信仰一直是一个显著的文化特征。其中，城隍神作为城市特有的守护神，承载着民众深厚的情感与期望。城隍神，这一信仰的源头，实则可追溯至更为古老的土地神崇拜，随着城市的兴起，城隍神逐渐从土地神中分化出来，成为城市独有的庇护者。

“城”，乃是用土筑就的坚固高墙，用以抵御外敌，内为城，外为郭，正如李白《送友人》中所描绘的“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而“隍”，其左侧“阜”字象征着土堆、土山，右侧“皇”字则代表着王者及其率领的浩荡人马。最初，“隍”指的是王者率领大军所筑的城墙，后来词义演变，成为了无水的护城壕的代称。这一转变，源于筑城时挖土形成的护城壕，城隍因此成为了城池这一防御工程的总称。

城隍信仰的起源，主流观点认为是源自古代腊祭中的“八腊”之一——水庸神。腊祭是民众在腊月祭祀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八种神灵，其中水庸神负责保护农田沟渠，后来其职责逐渐扩展至保护城市沟渠，城隍神的概念便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成为水庸神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形态。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城隍神作为城市的保护神，其地位显赫，近乎全能。据《北齐书·慕容俨传》记载，天宝六年，慕容俨在郢城被梁军围困，水路被切断，他向城隍神祈求援助，江上竟奇迹般地涌起风浪，冲破了梁军的水路封锁，城隍神因此声名大噪，走上了神坛。

后来，城隍神被纳入道教神仙体系，其职责涵盖了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监察万民、惩恶扬善、保护城市、祛除灾厄等，无论是阴间还是阳间，城隍神都无所不管，其在信众中的地位日益崇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隍信仰体系。

城隍神因城市而异，它是一个职位而非特定个体。通常，民族英雄、功臣名将、造福一方的廉吏贤者等都可能成为城隍神的备选对象。历史上，周瑜、范增、萧何、霍光、海瑞、文天祥、柳宗元等名人都曾被尊为城隍神。

明朝时期，城隍信仰达到了鼎盛。朱元璋在洪武二年大肆册封京都及各地的城隍神，这一举措极大地稳固了城隍信仰的地位。南京应天府的城隍神被封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而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如汴、濠、鸠、和、滁等州的城隍，则被封为正一品王爵。其他府、州、县的城隍也分别被封为不同品级的神位。

朱元璋之所以大肆册封城隍神，并非出于个人对土地庙的感恩

，而是希望城隍神能够替他监督百姓的善恶行为，让行善者得福报，作恶者遭恶报。城隍庙中的对联“阳世三间积善作恶皆由你，古往今来阴曹地府放过谁”便是对这一思想的直白体现。

清代初期，北京、南京、西安、福州四地的城隍被加封为“都城隍”，后来光绪帝还册封了台湾新竹城隍庙的城隍神为都城隍。

城隍庙内多神共居，除了城隍神外，还供奉着慈航真人、财神、文昌帝君、关圣帝君等神灵。甚至有些城隍庙内会供奉多位城隍神，如上海城隍庙就同时供奉着老城隍霍光、城隍秦裕伯和新城隍陈化成。现存的城隍庙大多以明代建筑为基础，被誉为“阴间衙门”，其布局与当时的官府衙署相似。

以上海城隍庙为例，广场照壁上的神兽寓意深刻，它原本能吞噬一切邪恶，但因贪得无厌欲吞太阳而坠入谷底，象征着欲望是万恶之源。山门（即大门）上“保障海隅”四个金色大字由明代上海知县冯斌题写，寓意着城隍神对上海的庇护。

仪门门厅的柱子上挂着对联：“阳世三间积善作恶皆由你，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世事何须多计较，神界自有大权衡”。后者背后还挂着刻有“不由人算”的算盘，寓意着人生不必过于计较得失，神灵自会公正评判。

大殿门口的对联则写着：“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大殿内供奉的主神霍光，曾为汉武帝辅政，因保佑上海百姓免受倭寇侵扰而被尊为城隍神。大殿内的对联如“威灵显赫，护国安邦福社稷；圣道高明，降施甘泽救生民”以及“刻薄成家，难免儿孙浪费；奸淫造孽，焉能妻女清贞”等，既赞颂了城隍神的功绩，又劝诫人们要忠厚廉洁。

城隍殿内还供奉着明代敕封的上海县城隍秦裕伯。他祖籍扬州，迁居上海，元代进士出身，在山东、福建为官时清正廉洁，元末辞官隐居，后被朱元璋多次征召入朝。城隍殿内的对联如“祸福分明，此地难通线索；善恶立判，须知天道无私”以及“天道无私，作善降祥，欲知吉凶祸福；人心有因，修公解厄，分辨邪正恩仇”等，都彰显了城隍神的公正以及天道的无私。

城隍庙信仰起源于民众对保护神的期待与敬畏。最初，城隍神只承担保护城市的职责，而到了明代，城隍神则兼具了保护与管理城市的双重职责，民众对城隍神的情感也从单纯的敬畏转变为了敬畏与畏惧并存。这正如朱元璋所言：“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康德曾说，世上有两样东西让人敬畏：一是天上的星空，二是心中的道德法则。那么，在现代社会，又是什么让我们心怀敬畏呢？或许，城隍神这一信仰所蕴含的公正、道德与秩序观念，仍然能给予我们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