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来自网络；原创 陈歆耕 文学自由谈 天津

今天再谈柳青先生的创作。有什么现实意义吗？当然有。

我曾两次读《创业史》。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初在中学时。那种阅读的愉悦与享受，真是奇妙无比。梁生宝与改霞的那种朦胧的爱情，让人久久回味。或许，因为那是一个性封闭的年代，柳青写得非常节制、含蓄。但正是这种节制，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我喜欢这种含蓄的节制美。不像当代小说家，也不像当代人，喜欢略去一切过程，直奔“主题”。

《创业史》

柳青的《创业史》是我们这代人的文学启蒙读物。同时也影响了几代人。我们当中，许多人的文学梦，或许就与年少时阅读《创业史》有密切关联。

第二次读《创业史》，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在四川大学读书进修，老师布置了一道作业，将《创业史》与蒋子龙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进行比较。两部小说共同点是写乡村题材，但创作于不同年代。从比较中可以看到柳青作品的时代局限，但有一点蒋子龙的小说没法比，那就是生活气息的浓厚。《创业史》中那些农民的喜怒哀乐，那些有质感的毛茸茸的生活细节，仍然为我们洞察和了解柳青所处的那个特殊年代，提供了宝贵的史实和经验。由此，我们也可看出生活经验对一个小说家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家的滋养和体验生活的重要性。

相较而言，蒋子龙的《燕赵悲歌》更接近于通过采访获得素材写成的报告文学。他擅长工业题材，因此他最好的小说是《乔厂长上任记》。

设想一下，假如柳青生活于上世纪90年代，并为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创作一部小说力作，会呈现什么样的样貌呢？我想除了会产生石破天惊、带有爆炸性的影响力，它的品质也会更加纯粹。因为论对乡村生活经验累积的厚度，论驾驭文字的功力，柳青绝对不在陕西后来的“三驾马车”之下。

最让人钦服的是柳青对文学的虔诚和真诚。这是后来的很多小说家无法与之比肩的。他把家迁到乡村中生活，一起蹲在田埂地头与乡民吃饭唠嗑，成为乡亲们可信任的知心朋友。他了解底层人群的诉求、喜怒哀乐。没有对文学的深深地热爱和虔诚执著，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柳青在劳作间隙和乡民唠嗑

看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名的一批作家的创作生活轨迹，就知道柳青的这种虔诚与真诚是多么稀缺、珍贵。很多作家一成名之后，在作家协会弄个主席、副主席，成为城里人，就远离底层百姓，只能靠透支原有生活经验创作了。因为库存生活经验的匮乏，那就经验不足技巧凑，什么魔幻也好，意识流也罢，大多是从外国作家那里搬来的“舶来品”，而以此来维持创作，已经脱离文学创作的本质要义了。再加上若干年来文学批评的缺失，只要他们一有新作问世，便总有一片叫好之声。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作家其实是生活在一种文学泡沫中。这种泡沫随着时光的流逝，必然会破灭。

因此，今天回眸看柳青。因他对文学的虔诚与真诚，尊重生活的真实感受，使他突破历史的局限，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

我曾与一位作家朋友，交流阅读柳青新近出版的遗著《在旷野里》的感受。其中一段描述一位干部从地级机关到县里任职时，在火车上内心那种兴奋不已的微妙活动：“他带着他一贯的坚定神情，看看车厢里，又看看车厢外面。他满意的神情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世事照这样安排是最好的了，好像平原、河流和山脉都归他所有了，好像扩音机正在为他播送歌曲。”

大家就是大家。几十年前的文字。今天读来仍然让你叫绝。他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把握是如此的精妙精准。

（《文学自由谈》2025年第1期。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