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国军少将救下8.6万红军，建国后毛主席叮嘱：一定要找到他！
1949年的广州，一场公审大会即将开始。台上的老人与其他被审判的国民党分子不同，他抬着头，目光坚定，丝毫没有惧色。就在执行死刑前的一刻，一位干部突然冲上主席台，手持叶剑英的电报，上面写着＂枪下留人＂四个大字。这位老人究竟是谁？为何能得到开国元勋的亲自营救？更令人不解的是，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一直在打听此人的下落。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走进这段尘封的历史，揭开这位国军少将与红军之间的特殊联系。
一、从黄埔到国军：莫雄的早期从军之路
1924年春天，在广州风云变幻的时局中，年轻的莫雄来到了黄埔军校。当时的黄埔军校刚刚成立不久，第一期学员中就包括了这位来自广东梅县的热血青年。在军校期间，莫雄表现出色，尤其在战术训练和军事理论课程中名列前茅。
军校期间，莫雄与同期的戴安澜、叶挺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军事战略和时局，为投身革命事业做准备。这段经历为莫雄日后的军旅生涯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5年初，莫雄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粤军第四军。在这里，他很快就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在剿匪行动中，莫雄创造性地运用游击战术，成功平定了广东北部的一支土匪武装，这次行动让他受到了上级的重视。
同年夏天，莫雄被调任为粤军第四军第11师参谋，开始接触更高层次的军事指挥工作。在这个位置上，他提出了多项改革建议，包括改进部队训练方式和提高后勤保障能力，这些建议大多被采纳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然而，1925年8月发生的廖仲恺遇刺事件，成为了莫雄军旅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当时蒋介石利用这一事件，开始打压许崇智等粤系势力。莫雄被蒋介石提拔为第11师中将师长，负责收缴杨锦龙部队的武装。
起初，莫雄认真执行了这个任务。但在行动过程中，他逐渐发现事情并非表面那么简单。通过与基层官兵的接触，他了解到许多内情，开始对蒋介石的用心产生怀疑。
1926年初，蒋介石进一步收缴莫雄部队的武装，这让莫雄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此时的莫雄，已经不再是那个刚从军校毕业的愣头青，他开始思考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以及革命的真正方向。
这一年年底，莫雄毅然决然地投入了张发奎的麾下。在张发奎部队中，他开始接触到更多反蒋势力，并参与了多次反蒋活动。1927年，他指挥部队参与了著名的＂七一五＂政变，这次行动虽然失败，但让莫雄对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此后的两年里，莫雄继续在粤军中担任要职，但他的目光已经开始超越单纯的军事范畴。他开始关注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这为他日后与地下党建立联系埋下了伏笔。
二、转折点：接触地下党与秘密任务
1930年的春天，一场看似偶然的相遇改变了莫雄的人生轨迹。在广州一家茶楼里，莫雄遇到了一位自称是商人的李明。这位＂商人＂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负责在广东地区发展统战工作。
通过李明的引荐，莫雄陆续结识了几位地下党员。他们经常在不同场合会面，讨论国家时局。在这些谈话中，地下党员向莫雄介绍了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理念，特别是关于土地革命和抗日救国的观点。
一次重要的转机发生在1931年初。当时莫雄得知国民党军队准备对赣南根据地发动进攻的情报。他通过李明将这一情报传递给了地下党组织。这次配合使得红军成功避开了国民党的围剿，也让地下党组织对莫雄的可靠性有了新的认识。
随后，莫雄主动向地下党组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然而，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后，否决了这一请求。原因有三：首先，莫雄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身份太过敏感；其次，他与许多高层军政要员有联系，如果暴露身份可能危及地下组织；第三，组织认为莫雄以现有身份为党工作，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管申请入党被拒，但莫雄并未就此止步。1932年，他开始系统地为地下党提供军事情报。他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关系网，建立起了一个秘密情报网络。这个网络不仅涉及军事调动信息，还包括政治动态和经济情况。
1933年夏天，莫雄获得了一个重要职务：担任粤北地区剿匪总指挥部的参谋。这个位置使他能够接触到更多机密信息。他巧妙地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向地下党通报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计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雄在执行任务时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方式。他从不直接与地下党联系，而是通过一系列可靠的中间人传递信息。他还创造性地使用了一套独特的暗号系统，将军事情报隐藏在普通商业信函中。
1934年初，莫雄在一次例行军事会议上，得知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的详细计划。这个信息对红军的战略部署具有重要意义。莫雄立即通过地下党的联络网，将这一重要情报传递给了红军指挥部。
同年，为了掩护一位重要的地下党员脱离险境，莫雄不惜动用自己的军队调动权，制造了一次虚假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不仅成功地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还为地下党开辟了一条新的地下交通线。
在这段时期，莫雄逐渐成为了地下党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之一。他所提供的信息，为红军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后来的长征准备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关键时刻：铁桶计划的破坏者
1934年7月，蒋介石在南昌秘密召开了一场高层军事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是一项代号为＂铁桶＂的军事行动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在赣南、闽西地区布置重兵，分三个阶段对中央苏区实施全面封锁。
作为粤军高级参谋，莫雄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获悉了＂铁桶计划＂的具体部署：第一阶段，调集20个师的兵力，在赣南建立三道封锁线；第二阶段，分批投入新式德制武器，包括山炮和迫击炮；第三阶段，采用堡垒推进战术，逐步压缩红军活动空间。
获取这一情报后，莫雄立即着手安排传递信息。他先是派出贴身副官以探亲为名前往广州，通过预先约定的联络点与地下党取得联系。为了确保情报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他还将＂铁桶计划＂的部分作战地图描绘复制，通过特殊方式秘密转交。
8月初，一个意外的机会让莫雄获得了更多关键信息。在一次军需物资调配会议上，他发现国民党军队正在秘密调运大批德制武器，包括近百门山炮和大量弹药。这些武器将从广州港运往赣南前线。莫雄立即组织人手，详细记录了武器转运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为了破坏＂铁桶计划＂，莫雄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他利用职权调整了部分运输路线，使武器装备的运送速度大幅延缓。其次，他通过巧妙的方式，使一批重要的弹药补给＂意外＂落入了红军游击队之手。
9月中旬，莫雄又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国民党军队准备在赣南三个关键隘口设置永久性据点，这些据点将严重影响红军的转移路线。他立即通过地下党的联络网，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了红军指挥部。
此外，莫雄还设法干扰了国民党军队的通讯系统。他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推荐了几位可靠的报务员进入国民党军队的通讯部门。这些人随后成功地截获了多份重要的军事电报。
10月初，在得知红军即将突围的消息后，莫雄采取了最后的行动。他以演习为名，调动了自己指挥的部队，暂时撤离了几个重要关卡的防守。这个行动为红军主力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一系列行动最终导致＂铁桶计划＂的部分失效。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出现了几处薄弱环节，为红军突围提供了可能性。莫雄提供的情报和采取的行动，对红军成功突围起到了关键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过程中，莫雄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性。他将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得很深，在国民党军队中仍然保持着忠诚可靠的形象。这种双重身份的周旋，让他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但也正是这种风险的承担，最终挽救了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
四、生死一线：潜伏与被捕
1935年初，随着红军突围的消息传开，国民党内部开始了一轮严密的内查。莫雄的一些反常行为引起了特务部门的注意。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主动请缨，带领部队追击红军，实则暗中继续为红军提供情报支援。
2月，莫雄在江西领导追剿行动时，遇到了一支被围困的红军小分队。他巧妙地安排部队改变搜索方向，使这支小分队得以安全脱险。然而，这一行动被随军特务发现，上报给了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将军。
3月中旬，陈诚派出军统特工，开始对莫雄进行秘密监视。特工们发现，莫雄经常与一些可疑人士接触，而这些人后来被证实与地下党有联系。军统开始收集证据，准备实施抓捕。
得知自己已被怀疑后，莫雄并未立即脱离，而是继续留在岗位上。他认为，如果此时逃跑，不仅会暴露自己的身份，还可能连累其他同志。于是，他开始谨慎地销毁各种文件和证据，同时通过可靠渠道通知其他同志转移。
4月初，一个意外的机会让莫雄得以转移到广东韶关。在这里，他以患病为由，暂时脱离了军队系统。但军统并未放松对他的监视，反而加派人手，密切跟踪他的一举一动。
5月底，莫雄在韶关一家茶楼与地下党联络员会面时，不幸遭到军统特务的跟踪。特务们没有立即动手，而是继续收集更多证据。这段时间里，莫雄表面上经常出入医院就医，实际上在为转移更多的同志争取时间。
6月15日凌晨，军统特务终于对莫雄实施了抓捕行动。当时他正在韶关城外的一处私人住所休息。特务们包围了整个院落，莫雄在仓促之间销毁了最后一批重要文件，随后被捕。
被捕后，莫雄被秘密押送到广州。军统使用了各种严刑逼供的手段，企图让他供出其他地下党员的情况。但莫雄始终保持沉默，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军统特务甚至找来了他的部分亲属施压，依然未能撬开他的嘴。
在狱中，莫雄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特务们采用了水刑、电刑等多种酷刑，但始终未能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情报。这种坚韧的意志，让负责审讯的军统人员也感到惊讶。
1935年底，由于证据不足，加上一些原国民党将领的说情，莫雄被转移到一个软禁场所。在这里，他的待遇有所改善，但仍然处于严密监视之下。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抗战初期，为了显示团结抗日的决心，国民党对一些政治犯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莫雄被安排到后方的一个军需仓库工作，实际上仍然处于监视状态。虽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他并未放弃与地下党的联系，而是以更加隐蔽的方式继续进行着自己的工作。
五、隐姓埋名：新的使命与贡献
1937年秋，全面抗战爆发后，莫雄被安排在湖南一个偏远的军需仓库工作。这个看似平凡的职位，实际上为他提供了新的机会。军需仓库掌管着大量物资调配信息，这些信息对地下党的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1938年初，通过一位送货的商人，莫雄重新与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这次他采用了更为谨慎的方式，将军需物资的调配信息编织在普通的账目记录中，通过特殊暗号传递给地下党。
同年4月，莫雄发现了一批来自德国的军事物资清单，其中包含了大量先进武器的详细信息。他利用职务之便，将这些信息整理成详细报告，通过地下党的渠道传递给了延安。这些情报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后期作战部署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9年，莫雄被调往重庆郊区的一个军工厂担任会计。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不仅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军事物资信息，还能了解到国民党的军事工业部署情况。他开始系统地收集各类军工生产数据，为地下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1940年夏天，莫雄通过在军工厂的关系网，得知国民党正在秘密建设一批地下军火库。他详细记录了这些军火库的位置和规模，这些信息后来成为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情报来源。
1941年，为了进一步掩饰身份，莫雄主动申请调往四川偏远山区的一个小型军需站。在这里，他以李姓为化名，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但实际上，他建立起了一个秘密的情报网，将西南地区的军事调动信息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地下党。
1942年到1945年间，莫雄通过这个情报网，先后提供了多份重要情报，包括国民党在川陕地区的兵力部署、军需物资储备情况，以及美军援助物资的分配计划等。这些情报为后来解放军在西南地区的战役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6年初，内战爆发前夕，莫雄通过地下党的安排，转移到了重庆一个偏僻的乡村。在这里，他以种地为掩护，继续进行情报工作。他将自己的住所改造成了一个秘密的联络点，为地下党传递信息提供了安全保障。
1947年至1948年间，尽管年事已高，莫雄仍然坚持工作。他利用自己在当地建立的关系网，为地下党转移干部提供掩护，同时继续收集和传递军事情报。这期间，他先后帮助十多名地下党员成功脱离了国民党的追捕。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莫雄终于可以放下了长期以来的伪装。他主动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有关国民党军队的情报，这些情报对重庆和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解放后，莫雄婉拒了组织给予的各种安置待遇，选择继续在农村过平静的生活。他将自己的全部积蓄捐献给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并在晚年写下了大量回忆文章，记录了这段特殊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