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戊戌变法 的领袖，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淡出政坛后，就在大学任教，愿以教授身份终其余生，不复从政。

梁启超

然而，这样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却死于一场医学乌龙。

1926年，梁启超身体渐趋恶化，学生劝他停止工作。他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医生诊断为肾肿瘤，须行手术。

经解剖右肾虽有樱桃大小的肿块，但非恶性，大喜，但梁启超却依然尿血，日益严重。经过复查方知，原来手术取出的竟是无病毒的好肾。

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

人们多劝梁启超起诉，梁答道：“算了罢，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

梁启超不仅没有医闹，反而从客观的角度写了一篇名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声明，发表在《晨报》上，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为西医辩护。

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为了维护西医的声誉、加强国人对西医的信心，身为当事人的梁启超还主动为协和医院辩解，其格局与气度可见一斑。

后来，肾病病况虽被一中医高手控制住了，但只是延长些时间而已。

靠着这一只坏了的腰子，梁启超度过了生命最后的三年，病逝于1929年1月。

梁启超

就在梁启超去世四十多年后的1971年，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因病入住协和医院，于一个偶然机会，从自己的医生那儿得知父亲早逝的真相。

具体情形是：当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后，鉴于其在社会上的显赫名声，协和医院相当慎重，决定由留学美国的中国人、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美国医生副之，其他人员也是从各方面选拔而出，可谓阵营强大，应该不会有什么闪失。

意想不到的是，闪失还是发生了。据当时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后来私下对同行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

刘博士（刘瑞恒）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但因关乎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

未久，不少传媒把此事炒得沸沸扬扬，且成为一件秘闻流传于坊间。其实，梁启超出院不久协和医院就已默认了，梁启超也已确切地得知自己的好肾被割掉，但为何割掉仍是雾中看花，不甚明了。

梁氏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曾这样写到：

“……伍连德（大夫）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

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岐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

他对于手术善后问题，向我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当这内部生理大变化时期中，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唯一的戒令，是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吃东西要清淡些。

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所以连德忠告我的话，我总努力自己节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梁启超年谱长编》。）

有研究者分析，认为协和误割好肾当然是一劫，也是梁启超致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他若切实按照伍连德提出的要求进行疗养（伍连德、梁启超好友，留英、德等国学医和研究，医学博士。回国后创办多所医院并任院长，1935年，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还是有可能多活一些岁月的。

而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导致梁启超患病和屡医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加上后来夫人李蕙仙病故等刺激，又成为他发病的一个导因。

再有就是梁氏的写作欲过于旺盛，夜以继日地写作，不愿过“享清福”的疗养生活，“家人苦谏节劳”而不听，没有认真考虑劳累为病体带来的恶劣后果，是他早逝的第三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原因。

2006年8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一大批珍贵的病案走出历史尘封，其中包括梁启超病例档案。经专家对其观察研究，与梁思成听说的原因基本相同。至此，历经八十年的梁启超“错割腰子”一案，总算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