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特务机关——“羽山公馆”（上）
靳书科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达成《何梅协定》。协定内容为：
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中国军队，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撤消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禁止河北省内的一切反日运动等。
逼令蒋介石取消绥远省党部，并在归绥市设立日本特务机关，派日本国防部情报参谋羽山喜郎少佐（少校）为驻归绥市日本特务机关长。
羽山喜郎少佐未来归绥市任职之前，曾在1933年组织过绥境蒙旗调查队，到乌盟中公旗一带进行过特务活动。
羽山来到归绥后晋见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兼陆军35军军长）时提出：
奉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的命令，根据《何梅协定》在归绥市设立日本特务机关，并已在旧城西河沿县府街胡老虎院内找好住房，要求在院门外挂日本特务机关的牌子，请求傅主席批准。
傅作义答复说：“如果在归绥市挂出日本特务机关的牌子，恐怕要遭到全体市民的反对，使你们的工作不好开展，出了事情我也不好为你们负责，还是以不挂为好。”
后来又经请示批准，在大门上挂出“羽山公馆”的牌子（日本在华北各地，均为特务机关，唯在归绥市为“羽山公馆”）。
羽山喜郎到归绥后，首先在归绥市挂出“羽山公馆”的牌子，同时，又在包头设立了派出所，在集宁设立以小野有雄为首的“美国公司”（借“美国公司”之名掩护其特务活动）。
其次即根据《何梅协定》中有关绥远条款，向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提出：
要求取消“九·一八”纪念堂（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占我东北之后，傅作义主席为使国人永远不忘这一国耻，在今呼和浩特市工人文化宫所在地建立起来的）。并要求取消“长城抗日烈士公墓”的题署。
由于“九·一八”纪念堂，和“长城抗日烈士公墓”都具有抗日和反日的纪念意义，故羽山喜郎特意向傅作义提出取消要求。
傅为了应付羽山的要求，即将“九一·八”纪念堂改为“公共会堂”。“长城抗日烈士公墓”改为“烈士公园”。
羽山喜郎挂出“羽山公馆”牌子之后，即在归绥市公开进行特务活动。除在其院设有一台电台外，并且收买汉奸10余名，到处进行破坏活动。其手法是以收买古玩及皮毛等为名，进行搜集情报活动。
在羽山网罗的汉奸中，有一名叫黄泉山的特务，在归绥市旧城北门外东街路北，以开设一古董铺为掩护，经常到“羽山公馆”同羽山联系。随时侦察我方军、政情况，向日本特务机关汇报。
后来由于此人工作特别卖力，取得羽山喜郎的信任，当上了“羽山公馆”的内管家，从此即依仗日本人的势力，到外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无恶不作。成为归绥市的一大害，市民们大有谈“黄”变色之感。
羽山在归绥设立特务机关之后，极力探视我方驻归绥部队情况。有一次羽山向李英夫（国民党35军参谋处长）提出，想到小教场（现附属医院旧址）营房参观一次部队训练情况，请傅主席批准。
傅未拒绝羽山之要求，但通知部队要以全副武装，壮严之威军予以欢迎，并让李英夫陪同前往。羽山喜郎走至营房门口，见全体官兵全副武装，怒目而视，羽山未敢冒入，只在营门外窥视而去。
在回去的路上，羽山对李英夫说：“傅作义的部队一看就知道是一支人强马壮，训练有素的部队，怪不得在怀柔战役（长城抗战中最后的一次战役）中，能阻止日军向北平市的进攻，可说是华北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1936年4月间，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通知羽山喜郎转告傅作义，板垣将乘飞机访问绥远。傅作义在绥远省政府礼堂接待了板垣征四郎（当时板垣说他是由天津飞来归绥的。后来从百灵庙俘获的日文文件中查知，板垣那次来绥，是在化德和德王密谈之后，由化德绕道而来的）。
傅同板垣会晤时，板垣说：“中日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应该互相亲善，不应该互相仇视影响日，中邦交。”傅说：“中、日亲善必须双方都以诚相见，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才能谈到真正的两国亲善。如果以亲善作幌子，迫使一方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根本就谈不上互相亲善。”板垣说：“傅将军是中国伟大的人物，是华北名将，在华北的威望最高，应挺身而为华北人民作一番事业，带头改善日、中关系，我们大日本帝国将以全力来支持你。”并说：“宋哲元虽和日本签了协定但我们认为宋哲元在华北声望不够，领导不起华北来。”傅说：“华北乃中国的领土，决不许任何人出来自搞一个独立局面。那样做将自绝于全国人民。”
板垣见傅作义不接受他的要求，遂又提出蒙、绥问题和傅交换意见。傅说：“内蒙古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任何人来分裂，绥远这块土地也不允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如果有人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背叛祖国，进攻绥远，我们一定与之斗争到底，决不退让，因为我是绥远省主席，是边疆负责人，守土有责，决不能让叛离祖国的人进犯缓远，使国家和人民遭受损失。”
板垣征四郎遭到傅作义的坚决拒绝，宴会不欢而散。临行前板垣特意赠傅军力一把。傅主席赠给板垣端砚一方，《四书》一部。傅主席同板垣的接触就此结束。羽山喜郎在送走板垣之后，也只好灰溜溜地回到他的特务机关。
羽山喜郎因在归绥市和其它各地几次寻衅闹事均未得逞，又在包头利用日本浪人同王靖国部队（晋军驻包头的一个师，王为师长）发生的冲突，故意扩大事态，借以驱逐王靖国和他的部队，挑拨阎锡山和傅作义之间的关系，以削弱绥远省的防守部队，为蒙奸德王和汉奸王英进攻绥远创造条件。
傅作义识破羽山的阴谋后，一面派李英夫告诉羽山不要闹事，一面又派高级参谋苗玉田（傅在保定军校的老师）赴包头告知王靖国师长严加防备，致使羽山的诡计又未能实现。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不顾绥远当局的抗议，经常派飞机来往于归绥和包头两地。
是年9月间，羽山喜郎又托词归绥和包头两地的飞机场均非日方所建，为此日方飞机来往不便，要求在包头南门外飞机场内修建日本飞机库。傅作义以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不容破坏为理由拒不接受。羽山竟不顾一切由天津用火车运来大批钢板，强行动工修建。
傅作义一面派李英夫劝羽山不要蛮干，一面令包头县政府派警宪人员及保安队数百人开到飞机场内，搭起帐棚携带炊具，作长期露营演习制止其动工。羽山则令日人在警宪及保安队演习队形中间强行施工。
傅作义为了避免造成流血事件，经李英夫同羽山多次商谈，最后达成协议，材料建筑费用由绥远省政府支出，机库归绥远省政府所有，暂借给日方使用，一场风波才告结束。
羽山喜郎除在归绥市及包头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外，还派遣大批日、韩（朝鲜）浪人（流氓）分驻萨县（今土右旗）集宁、丰镇、武川等地，借故寻衅闹事，进行破坏捣乱，并唆使日、韩浪人掩护一些鸦片贩子，在火车上走私，以此来毒害我国人民。
1936年11月上旬，羽山事先得知日本关东军指示蒙奸德楚克栋鲁普和汉奸王英进犯绥远的整个计划，有意让李英夫转告傅作义主席说：“德王和王英的部队，将来要打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办？”傅回答：“决心抗击到底！”
而后，羽山又示意李英夫转告傅说：“德王和王英如果出兵打你们，你们就狠狠打他们一下，我们绝不过问（因此时指挥德王、王英的是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中佐，归日本关东军领导；羽山喜郎少佐，归天津日本驻屯军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