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扬古临死前说的救中国遗言，其实没啥问题，因为当时美国白人根本不管你是满族还是汉族，反正长得像中国人就欺负。这事儿一直到二战才有点变化，但也没变多少。

美国白人那会儿可懒得分什么满洲人汉人日本人，反正看着像中国人就行了。就跟咱们分不清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似的，虽说这俩国家仇恨跟中日有得一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战时期，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人民气坏了，但还是分不清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美国政府为了让中国军队帮忙打仗，只好印了一堆宣传画，告诉大家中国人和日本人长得不一样。说什么中国人个子高点儿，眼睛位置跟白人差不多，日本人个子矮，眼睛离鼻子近。这些描述听着怪怪的，但当时就是这么回事儿。

美国人排华从来就不看你是哪个民族的，就是觉得东亚来的黄皮肤抢了他们的饭碗。白人小老板也觉得华人是竞争对手，纯粹就是族群之间的矛盾。19世纪末的排华运动，可以说是美国白人的全民运动了。1893年8月，加州图莱里的种植园主受不了压力，把所华除了，里面还有不少日本人呢。同年9月，加州大部分农场和食品加工厂都被白人民团威胁，把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赶走了。

1894年3月，白人民团把目标对准了日本人，因为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能干，工资还低，是移4月份就有好几个日本工人被白人打了。白人民团还威胁农场主和工厂老板，要他们把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开除了。日本人移民当然不乐意了，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已经脱亚入欧了，不能跟中国人一个待遇。有个叫斋藤的日本人还去告到了加州法院。结果法院判决说，美国的公民权只给外国的自由白人和非洲裔外国人及其后代，日本人长得像中国人，属于蒙古人种，没有公民权。白人民团做得不对，但也没啥大错。这不就是说，中国人日本人都没有美国公民权，都得合法挨欺负吗？

说起来，好莱坞有个角色最初设定是日本人，结果一直用中国人演。这种事儿在当时挺常见的，反正在白人眼里都差不多。排华、排斥黄种人在加州那边可是政治正确。白人会、劳工骑士团、劳工同盟这些组织在加州可吃得开了。加州民主党的基层组织就是排华活动的主力军，两个前州长，一个现任高等法院院长都公开支持排华。白人妇女、工人、商人组成的排华同盟是加州白人参与人数最多的组织，谁要竞选加州公职都得参加他们的活动。奥克兰市等好几个加州城市的市长亲自下场搞排华活动。

在这些排华活动中，华人丢了房子丢了工作，日本人也好不到哪去，经常因为长得像中国人被打被开除。费扬古一个满洲八旗大员被歧视一点都不奇怪，毕竟美军在北京城可是真的强暴了王爷的家眷。别说费扬古有这个意识，就连当时的日本右翼势力都想着要联手中国（其实是想控制中国）跟白种人干一架，而且还真干了。

这种情况下，费扬古说出救中国的遗言一点都不奇怪。在美国白人眼里，他们都是一样的。这种混淆性的歧视可能还促进了早期华裔和日裔移民群体形成了一些非正式的互助网络。共同被歧视的经历，说不定还是美国东亚各族裔形成泛亚裔意识的起点呢。

仔细想想，当时的排华运动其实是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劳资矛盾的一种族群化表现。资本家为了降低成本，引进了大量廉价的亚洲劳工，这自然引起了本地工人的不满。但是，与其直接对抗资本家，他们选择了将矛盾转这种历史经验对现代美国亚裔民权运动的形成肯定有重要影响。

说不定这段历史还影响了后来东亚各国处理族群关系的思维方式呢。毕竟，在异国他乡共同面对歧视的经历，可能让他们意识到了团结的重要性。不过，这种团结似乎并没有持续太久，特别是在二战期间日本的行为让这种脆弱的团结彻底破裂。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排华政策某种程度上还推动了华人移民向其他国家分散。这可能无意中促进了华人在全球的分布，为后来的华人网络奠定了基础。同时，这段历史经历可能也是现代美国反歧视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参考。毕竟，正是这些不公平的对待，让人们意识到了制定相关法律的必要性。

这种混淆性歧视的经历，可能还影响了东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建构。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强调自己的份，而不是具体的民族身份。这种身份认同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他们的看法。

回到《唐探1990》中费扬古的遗言，这个设计其实挺有意思的。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实，还暗示了在面对共同的歧视时，不同背景的东亚人可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共情。虽然这种共情可能是被动的、无奈的，但它确实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发展。

这个角色设定还提醒我们，历史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简单地评判过去，也不能用现在的族群观念去套用过去的情况。在那个时代，个概念在美国人眼中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宽泛得多。

这段历史还给我们一个意外的启示：有时候，外部的压力反而可能成为促进团结的力量。虽然这种团结可能是被动的、暂时的，但它确实为后来的亚裔美国人运动埋下了种子。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面对共同的困境时，超越狭隘的族群界限，寻求更广泛的合作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这段历史过于理想化。毕竟，这种被没有真正解决族群之间的矛盾，也没有改变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在面对共同的挑战时，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更多的共同点，而不是纠结于彼此的差异？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在其中看到现代社会的某些影子。虽然时代变了，但某些问题似乎并没有完全消失。我们还是经常看到某些群体因为肤色或长相而被贴上标签，被简单化地对待。这提醒我们，消除偏见和歧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的努力和教育。

同时，这段历史也让我们看到，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仅受到个人选择的影响，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塑造。在面对外部压力时，人们可能会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寻找新的归属感。这个过程可能充满矛盾和挣扎，但也可能带来新的可能性。

所以，当我们看到《唐探1990》中费扬古的遗言时，也许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它是否符合历而是应该思考它背后反映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它提醒我们，在面对共同的挑战时，我们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界限，寻求更广泛的合作？在遭遇不公平对待时，我们是否能够保持理性，寻求更有建设性的解决方式？

这些问题，也许正是这个角色设定给我们的启示。它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思考。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如何处理身份认同、族群关系、社会公平等问题，可能会决定我们能否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公正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