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鲁迅都是一个“好斗”的人，斗胡适，斗梁实秋，斗林语堂，被他“斗”过的人不计其数。

不过，有一个人专门写了一本《鲁迅批判》，对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但鲁迅却丝毫不以为忤，还主动帮助那人出版，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这个人，名叫李长之，出生于1910年，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后来转到了哲学系，师从金岳霖、冯友兰等人。

在清华读书期间，李长之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主编过《益世报》文艺副刊，这本《鲁迅批判》就是在《益世报》上连载的，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鲁迅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和批判，观点非常新颖，也非常大胆。

有多“大胆”呢？我们来摘录几段——

“鲁迅像一个动物一样，他有一种维持其生命的本能。他的反抗，以不侵害生命为限，到了这个限度，他就运用其本能的适应环境之方了：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也就是林语堂所说的蛰伏或装死。这完全像一个动物。”

“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悠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也没有那样的能力。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

“鲁迅像一般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情感一方面极容易兴奋，然而一方面却又极容易沮丧。他非常脆弱，心情也常起伏，这种忽喜忽厌的态度不是健康的。他的锐感，他的深文周纳，他的寂寞的悲哀，他的忧郁和把事情看得过于坏，以及他的脆弱，多疑，在在都见他情感上是有些过了，所以我认为这都是病态的。”

“我觉得鲁迅有几篇东西，写得特别坏，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在《呐喊》里是《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和《端午节》，在《彷徨》里是《在酒楼上》《肥皂》和《弟兄》。这些作品之所以坏，是有缘故的，虽然不必是相同的缘故。有的是因为故事太简单，称之为小说呢，当然看着空洞；散文吧，又并不美，也不亲切，即便派作是杂感，也觉得松弛不紧凑，结果就成了“嘛也不是”的光景，《一件小事》和《头发的故事》都属之。有的是因为利用一个人的独白，述说一个人的经历，结果就往往落单调，典型的例是《在酒楼上》；而上面说的《头发的故事》也是的。”

“鲁迅更宜于写农村生活，他那性格上的坚韧，固执，多疑，文笔的凝炼，老辣，简峭都似乎不宜于写都市。农村，恰恰发挥了他那常觉得受奚落的哀感，寂寞和荒凉，不特会感染了他自己，也感染了所有的读者。同时，他自己的倔强、高傲，在愚蠢、卑怯的农民性之对照中，也无疑给人们以兴奋与鼓舞。都市生活却不同了，它是动乱的，脆弱的，方面极多，局面极大，然而松，匆促，不相连属，像使一个乡下人之眼花缭乱似的，使一个惯于写农民的灵魂的作家，也几乎不能措手。在鲁迅写农民时所有的文字的优长，是从容，幽默，带着抒情的笔调，转到写都市的小市民，却就只剩下沉闷，松弱，和驳杂了。”

有趣的是，李长之在连载完后，还特地把这些稿子都寄给鲁迅，请他提提意见，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更有趣的是，鲁迅在看完之后，却并没有大发雷霆，而是主动帮李长之改正了一些错误的地方，还给他写信说，如果需要出版的话，自己可以帮忙。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如果这本书是胡适或梁实秋写的，鲁迅肯定会激烈地回应，又引起一番论战，但是，这次鲁迅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平静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李长之是一个年轻人，当时还只有25岁，正在清华读书，而鲁迅对年轻人一向是非常支持的，即使他们对自己有一些冒犯，自己也不会介意。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李长之与鲁迅并没有恩怨，写这本书的初衷是进行纯粹的文艺评论，而且引用了西方学术界流行的“精神分析法”，提出了很多大胆新颖的观点，确实也指出了鲁迅在性格和创作上的一些缺点，所以，鲁迅对这本书还是很认可的。

后来，这本书准备在北新书局出版时，鲁迅还特地把自己最满意的一张照片送给了出版社，用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就是上面这本书，出版于1936年1月。

请注意，鲁迅是在1936年10月19日去世的，在去世前的几年时间里，一直被病痛折磨，也就是说，鲁迅是在病痛中帮助李长之出版了这本书，更显出了鲁迅先生的伟大！

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就成了畅销书，让李长之名声大噪，这本书也成为研究鲁迅的必备书目。

不过，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这本书却又让李长之受到了批判。

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就是鲁迅在新中国的地位太高了，已经被捧上了神坛，被誉为“民族魂”，因此，像《鲁迅批判》这样的书自然就成了“反动图书”，李长之也受到了批判。

在那场运动中，李长之经常遭到批判，逼着他认罪，但李长之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这本书是正常的文艺批评，不是反动图书。

直到那场运动结束后，李长之才结束了批判，一些出版社也准备重新出版这本书，但是提出了一个意见，就是把书名改一下，改成《鲁迅评论》或《鲁迅分析》。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样改一下确实更容易接受，毕竟“批判”这个词显得太重了，用在鲁迅身上不太合适，改成“评论”或“分析”也不影响这本书的性质。

但是，李长之却坚持不改，说：“批判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了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

1978年12月13日，李长之与世长辞，这本书在他生前一直没能重新出版。

直到2003年，在各方的努力下，这本书才得以重新出版，书名仍然叫《鲁迅批判》，此时距离李长之去世，已经过去了25年。

（参考资料：《鲁迅批判》《文史博览》《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