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知网 原创稿

说起21世纪的典当生意，最有名的，莫过于澳门赌场外的当铺。

每当娱乐场内的赌徒们杀红了眼，又急需筹码时，便会拿着自己身上最昂贵的物品（通常为手表），赶紧去外面的当铺借出一大笔资金。

而提及典当这项金融服务，早在中国古代就已出现。

如果说将一些珠宝、文物拿去典当，尚在情理之中，可为何在古代，像破棉袄、旧皮袍这样的破衣服都能被典当出钱来？

在《南史》中，曾有人拿着一束名为苎的植物，就典当出了钱财。但那毕竟是“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特殊年代，那时候的“寺库”实际上是带有慈善性质的。

而到了典当发展成熟的明清时期，自然没有人再拿植物去当铺了，但我们又随即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何一些破棉袄、旧皮袍也能被典当出银子来呢？

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一件无法理解的事情。

当家中的某件衣服已布满破洞，我们大概率会直接扔掉，不会考虑拿去回收。原因在于，即使这些破旧衣物被回收，所能换得的价值甚微，或者根本为零。

这种选择背后的逻辑，显然是基于如今工业水平发达的前提条件。相比之下，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的古人们，对破衣服可就珍视得多。

衣物不仅承载着外在的美观，其功能性的重要也不容忽视。即便是一件满是烂孔的旧棉袄，对于一位正在寒风中受冻的人来说，它就如同救命稻草，提供了急需的温暖与庇护。

要知道，在古时候，保暖对许多人而言是一种奢望，这也是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渴望中原的原因之一。

在古代，由于生产技术的局限，加上工业化机械的缺乏，制作一件御寒衣物需要全凭双手，通过一针一线的缝纫来完成。这种生产方式的繁琐性，使得棉袄、皮袍在当时都成了稀缺资源。

所谓“物以稀为贵”，像棉袄、皮袍这类御寒衣物的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所以，尽管这些衣物已经破旧不堪，它们在古代仍旧保有一定的价值。

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凭借着高度发展的工业生产力，衣物已经成了能够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工业品，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普及率。

在这种背景下，如今，反倒是一些手工艺品，更象征着稀缺性与独特性，就比如手工制作的包包，可以卖出极其昂贵的价格。

而除了破棉袄、旧皮袍本身的价值，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棉花，这关系到了当铺的利益。

站在当铺里的这些人，极其擅长察言观色。他们能通过观察典当人的着装、言辞乃至微妙的表情神态，精准推断出此次交易是“活当”还是“死当”。

通俗来讲，“活当”是指典当人以后有能力赎回物品，而“死当”则意味着没有能力赎回。

试想一下，倘若有人来典当破棉袄或是旧皮袍，那么这大概率是“死当”，因为只有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之人，才会把自己身上穿破掉的衣服拿去典当。

因此，在收到破旧棉袄之后，当铺里的人，往往会默认已获得该衣物的所有权。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他们通常会采取两种做法：

第一种是通过对旧衣的解构和重新组合，即所谓的“翻新”，然后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销售。

另一种做法，则是抽取出破棉袄内的棉花，再将棉花按照市场价直接卖给贩子。

在古代中国，诸如棉花这类农作物的产量异常低微，非常珍贵。就拿现代来说，我国的棉花生产主要集中在新疆，但在古代，新疆还是一片贫瘠之地。

而且，棉花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严格：需要有充足的阳光、肥沃的土壤，以及亚热带的气候条件。这就将大部分中原地区排除在外。

加之古代战乱频仍、劳动力不稳定甚至短缺，导致国家连基本的粮食供应都难以保障，更别提棉花的生产了。

因此，在古代，棉花成了一种稀缺且珍贵的资源。而含有棉花的破旧棉袄或皮袍，自然成了众人争相追逐的物资。

古代的当铺，一般会开在较为繁华的地段。观其构造，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特点，那便是清一色的“高”。这里的高，不光指它的外部围墙高，更是指当铺内的柜台也很高。

同时，为了防盗，柜台上方装置了木制栅栏，在其中央位置则设立一个小型窗口，专门用于递交物品和交付典当金。

因此，每当有人前来典当物品时，他们只好踮起脚尖，双手高举，再通过那个小窗洞，将东西递交给“朝奉”（负责验物估价之人）。

而至于为何要将柜台设得如此之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防止典当人在听到较低的估价后，情绪激动地与朝奉起冲突。

另一种说法，则是要让朝奉在交易过程中始终处于高位，而典当人相比之下则需抬头仰望，由此一来，便可让朝奉形成一种居高临下之势。

这种布局，可以营造一定的心理压力，使典当人在面对估价和议价时，感到畏缩，不敢轻易提出反驳。

前面说过，当铺内的朝奉，会仔细打量每一位顾客，来判断是“活当”还是“死当”。

如果眼前的顾客看上去是个不差钱的人，这意味着物品会在到期后被赎回，那么朝奉会报高价格，这样当铺赚得的利息就更高。

而假使顾客看上去是个差钱的人，朝奉便会默认物品将归当铺所有，也就是说，他们此刻报的价格，实际上成了当铺的“收购价格”。于是，他们开始刻意压低价格，同时有意贬低物品的成色。

这样一来，等到当期结束，当铺便可上演一出“低买高抛”的戏码，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对于前往当铺的人群，大体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那些在生活或生意中急需资金周转的人，他们通常有能力在未来赎回自己的东西。

第二类则是处于贫困中难以维持生计的人。

他们尽力在当铺前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殷切地希望能通过典当换取更多的钱款，好让家人多吃几口热饭。然而，最终还是会遭到朝奉的冷漠拒绝。

向第一类有实力的顾客征收较高的利息，尚在情理之中，但对于那些生活困苦的百姓仍施加低价压制，这种做法则颇显不公——这无疑是对社会底层群众的剥削和压榨。

参考资料：

论中国典当的历史传承与演进——施欣、黄建军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gPw7xOyBVLFug49SD5zMt9AY7J_pUijZEnhVKwKrfr2a86XvgifHBNt1HGTBgC-IJkaasmSTbv_kF4yz1oEPixJQ4uPatDHHPLemendDBc8qzHSmvgsYVG2Y2qsBk2GbH--4l5rOYx-uCNJWlsuED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