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正月十七，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闯进南宫迎接太上皇朱祁镇复辟。

据说石亨等人复辟行动的时候。于谦之子于冕急匆匆赶来告诉于谦，希望父亲赶紧想个应对之法。

谁知于谦不仅不在意，还呵斥道：“小孩子懂什么国家大事，一切自有天命！”

所以直到石亨等人行动成功，于谦一直坐在家里，什么也没做，直到早朝时间到了，才慢慢整理朝服，上朝去了。

于谦很清楚等待他的是什么，单就北京保卫战时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为由拒绝给朱祁镇开门以及后来并没有力争迎回朱祁镇这两件事，就已经得罪了朱祁镇。

可想而知，倘若朱祁镇再次复位，即使不杀于谦，他也免不了被罢官或流放的命运。

那么于谦为什么什么都没做呢？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于谦能做什么，另一个于谦是愿不愿意做。

首先，从于谦这个兵部尚书的岗位职责来看，于谦真的是什么也做不了。

很多人以为，于谦是明代宗朱祁钰最倚仗的大臣，权柄很大，怎么可能什么也做不了呢？

事实上，朱祁钰对于谦的信任远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大。

从于谦在国家重要场合上的站位变化就能看出，朱祁钰对于谦的信任是逐步降低的。

起初于谦以“社稷功”，深受朱祁钰倚重，站位上仅次于老臣宁阳侯陈懋之下居第二位。

随着朱祁钰帝王稳固，于谦的位次开始下滑，先是排在老臣王直、金濂之后，景泰三年之后，于谦的前面已经站了一堆人了，像老臣胡濙、王直、内阁的陈循、高榖都能站在于谦前面。

这个位次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于谦反对朱祁钰易储。

朱祁钰登基初，太子还是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朱祁钰皇位坐稳之后，便想封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但是易储大事需要得到朝臣的支持，于谦不支持，朱祁钰就得拉拢其他大臣，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官进爵。

景泰二年底，景泰帝就着手准备易储，他先是晋升陈循、高榖为少保，三年初又晋升胡濙、王直为少傅。

似少保、少傅、太保、太傅这种虽是虚衔，但放在以前，文臣很少能活着就得此殊荣，朱祁钰别的没有，给这些虚衔倒是很慷慨，谁也抵不住诱惑。

这样，易储时，即使于谦不同意，也是少数服从多数。

你看，虽然朱祁钰半路赶鸭子上架当的皇帝，没有经过任何帝王之术的培养，但制衡之术大概做了皇帝就能无师自通吧。

武将上，朱祁钰最信任的就是石亨了，石亨因北京保卫战有功，直接从武清伯升为武清侯，而且景泰七年、八年几次重大祭祀，朱祁钰都是派石亨代为祭祀的。

最可笑的是，夺门之变当晚，朱祁钰听到声响，竟然问，是不是于谦？而他最信任的石亨却早已另寻靠山，带头背叛他的急先锋。

所以于谦手里的权力只限于兵部尚书一职所能管的事，达不到手眼通天的地步，自然也无法提前探知有关夺门之变的消息，况且具备刺探情报能力的锦衣卫和东厂都没能提前获得情报，又让于谦准备什么呢？

至于石亨带的人是守卫皇城的军队，是天子亲军，兵部尚书是管不了的。于谦负责的只是京营的军队，但是调兵必须得有圣旨，随意调兵等同于谋反。

那么石亨为什么可以指挥军队在皇宫里横冲直撞？

因为石亨说我有太上皇的旨意，太上皇的旨意当然也是旨意。太上皇这种敏感人物下的旨意是不好轻易得罪的，所以无人敢拦。

而于谦呢？连秘密上疏皇帝的特权都没有，大晚上的上哪儿请旨，就算请来了可能也来不及了。

所以于谦真的是无能为力，只能接受复辟这个事实。

再说第二个问题，如果于谦想管，以他的口碑声望，从京营带兵进宫勤王能不能做到？

肯定能，但是于谦不愿意这么做。

因为这不符合于谦“社稷为重”的思想原则。

社稷稳固是于谦做任何事时首要考虑的，远高于个人生死荣辱，所有他才能在朱祁镇被俘，人心浮动时，挺身而出坚决保卫北京。

这点与石亨等投机小人不同。

试想如果于谦带兵进宫勤王，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什么？

石亨等人败亡，朱祁镇也因此面临万劫不复，朱祁钰势必不会放过朱祁镇，甚至皇位也不能再考虑朱祁镇的儿子了。

搞不好这些于谦都看不到，因为朱祁钰本就不那么信任于谦，于谦又擅自无旨调兵进宫，这样的权势定会让君王忌惮，一个谋逆罪名就可以杀了于谦。

而朱祁钰重病缠身，时日无多，又膝下无子，皇位最后只能从藩王子嗣中挑选来继承。

那么一场政变，所有人都死了，最后还剩下什么，只有社稷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