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军时期的铁血战士到投身冀东抗日战场，这些战士经历了从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的转变。他们最初在红军中锤炼意志，磨练战斗技能，后来响应号召，深入冀东地区，投身抗日斗争。这一过程展现了他们从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的使命延续，也体现了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奋不顾身的坚定信念。在冀东，他们面对日寇的残酷侵略，依然保持顽强的战斗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段历史不仅记录了他们的英勇事迹，也反映了中国革命从内部斗争到抵御外敌的深刻转变。
邓华，原名邓多华，字实秋，1910年4月28日生于湖南郴县永宁乡陂副村的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他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才智，在开明父亲的教导下，勤奋学习，充满正义感。1925年夏天，年仅15岁的邓华进入长沙岳云中学就读。受到同年5月爆发的五卅运动的启发，他投身于学校组织的爱国学生活动，逐渐对共产主义产生浓厚兴趣。他在《论青年人生观》一文中豪迈地表示：“青年应当为国家献身，拯救民族危难，解放受苦的百姓！”
1927年3月，正在长沙上高中的邓华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从此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次年1月，他参与了朱德和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并在工农革命军第7师政治部担任组织干事。同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邓华先后担任红4军的组织干事和第3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29年12月，他参加了红4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他在会上对政治建军原则的深刻见解，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认可。
1930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红12军，邓子恢担任政委，革命发展势头强劲。为了将红12军打造成正规红军，朱德和毛泽东决定从红4军调派骨干力量支援，邓华被选中，先后担任红12军教导队政委和红36师政委。上任后，他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迅速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红36师以其快速机动和独立作战能力闻名，被称为“铁脚板”和“两足高度机械化”部队。
1931年，邓华在福建汀洲拍摄了一张照片。
1930年6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各地红军按区域整合，组建正规军团。红4军、红6军（后改称红3军）、红12军经过调整，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朱德和毛泽东分别担任军团长和政委。邓华再次回到毛泽东麾下，先后担任红1军团第1师3团和2团政委，参与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斗。他所带领的部队以顽强的战斗力著称，被称为“铁的红军”，毛泽东也因此称他为“打铁的人”。
1934年春天，邓华因为作战能力突出，被选入红军大学的高级指挥科深造，这让他的军事指挥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到了1935年10月，他跟随中央红军完成长征，抵达陕北。此后，他先后担任红1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红1师政委和红2师政委，并带领部队参与了直罗镇、东征、西征以及山城堡等战役。特别是山城堡战役，成功阻止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进攻，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国共两党联手抗击侵略。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下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华被任命为第115师685团政训处主任，该团团长是杨得志。邓华随部队参与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这场战斗震惊全国。随后，邓华在抗日战场上英勇作战，先后担任115师独立团政委和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当时，八路军晋察冀军区被日军重重包围，而由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的第一军分区更是深入北平、保定、张家口和大同之间的敌后，成为插入日军心脏的一把利刃。
1938年2月，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部署，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从战斗力较强的第一军分区抽调部分兵力，由邓华负责组建了邓华支队，计划向冀东地区进发。2月20日，邓华带领部队从涞源出发，逐步在平西、房山、涿县、涞水、良乡（现属房山）、昌平、宛平（现属北京市丰台区）等地开辟了抗日游击区。他们在平西部分县建立了抗日政权，组织了地方武装，扩充了部队，为后续向冀东挺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5月，八路军总部调整了战略部署，将原本在晋西北活动的宋时轮支队调往平西，与邓华支队合并，共同组建了八路军第4纵队。宋时轮担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这支部队随后向冀东地区推进，旨在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部队一度深入到北平郊区，极大地提升了八路军的声望。之后，第4纵队与当地中共党组织合作，成功组织了冀东大暴动，参与人数超过20万，包括开滦煤矿的工人。这一行动不仅壮大了冀东的抗日武装力量，人数达到10万以上，还成功建立了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尽管后来冀东的抗日武装遭遇了一些挫折，但中央军委对第4纵队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在冀东的艰苦战斗中，有效支持了地方党组织的起义，恢复了中国政权，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建立了游击区，扩大了八路军在敌后的政治影响力，对敌人造成了打击，总体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1939年2月，萧克在平西地区组建了冀热察挺进军，邓华被任命为11支队的司令员兼政委，负责指挥三个团。邓华带领11支队在平西地区积极开展工作，动员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扩充兵力并筹集长期作战所需的资金。他们抓住时机打击敌人，支援冀东的抗日活动，为挺进军实现“巩固平西、开拓平北、坚守冀东”的三大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晋察冀地区，邓华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迅速赢得了聂荣臻的器重。他被委以重任，负责驻守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区域。
1940年春天，晋察冀军区组建了第五军分区，邓华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委，正式开启了他的军事指挥之路。第五军分区下辖三个团和一个支队，邓华一方面在雁北地区建立根据地，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整军提升部队的军政素质，同时组织生产自救，减轻百姓负担。同年8月20日至12月5日，邓华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并被任命为涞灵战役左翼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负责向涞源、灵丘、广灵一带的敌军发起进攻。战前，邓华带领参谋人员翻山越岭，详细勘察地形。9月23日，他登上涞源老虎岭，俯瞰涞源城，掌握了全局。他强调必须充分侦察敌情和地形，确保“不打无准备之仗”。随后，他与参谋人员反复推敲作战方案，做了充分准备。他还特别指出，作战要迅速果断，出其不意。攻打涞源北口、南坡头、枪风岭等地的准备工作悄无声息地进行，直到战斗打响，敌人仍毫无察觉。10月8日晚，邓华亲临前线指挥强攻南坡头据点，一举歼灭70多名日军。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称赞这次战斗“干净利落”。在百团大战中，邓华领导的第五军分区共进行了9次战斗，歼敌500余人。
1941年，邓华在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司令部的驻地拍了一张集体照，他在照片中排最右边的位置。
从1941年开始，日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主要针对八路军控制的敌后区域，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战形势因此变得异常严峻。由于根据地范围缩小，晋察冀军区决定撤销第五军分区，邓华被调任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与政委刘道生（后任海军副司令员）共同领导。第四军分区管理着5个团和2个支队，负责滹沱河两岸的10多个县。这些地区土地肥沃，是晋察冀的粮食主产区，也成为日军重点掠夺的目标。聂荣臻将邓华安排在这一关键位置，充分体现了对他的信任与重视。
1941年秋天，日军调集了7万多兵力，用“铁壁合围”和“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对晋察冀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扫荡”。其中，1.5万日军分六路进攻第四军分区，试图与邓华的主力部队决战。在邓华和刘道生的指挥下，第四军分区主力灵活转移，通过“捉迷藏”和“跳圈子”的战术，成功避开了敌人的包围，保存了实力。与此同时，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设伏、阻击，并采用“麻雀战”迷惑和骚扰敌人，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打击。例如，第四军分区的一个连在南北强安地区牵制了3000多日军，从上午10点打到下午5点，打死100多名敌人，让日军陷入混乱。此外，邓华还动员了大量民兵参战，将日伪军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中，最终迫使敌人撤出根据地。
自1942年开始，日伪军在根据地周边大规模建造据点和堡垒，挖掘封锁沟渠，搭建隔离墙，制造无人地带，对根据地实施逐步侵蚀的策略。他们频繁派遣部队进行“扫荡”，导致第四军分区的控制范围进一步缩减。面对凶残的敌人和严峻的形势，邓华和刘道生坚定执行上级的作战指令，一方面积极动员部队和民兵反击入侵的敌人；另一方面对部队进行整顿和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并加强地方武装力量的建设。此外，邓华还组织了精锐的游击小队，深入到日伪控制区周边，创建小型根据地，有效开展反侵蚀斗争。
1943年2月1日，邓华带领第四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向由白龙少将指挥的日军发起进攻，成功拿下小口头据点，消灭了200多名敌人。紧接着，他指挥部队连续三次攻打刘库池，夜间突袭东寺，强攻谭庄，短短十天就击毙了700多名敌人。到了同年9月到12月，日军发动所谓的“毁灭性扫荡”，第四军分区的军民与敌人进行了数百次战斗，共歼敌2400多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蚕食”和“扫荡”计划。
1944年2月，邓华被任命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二旅的政委，随后前往陕甘宁边区工作。之后，他进入中共中央党校深造，这为他未来成为杰出将领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锦州和天津的战役中，邓华的两次关键建议对战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提出的策略不仅改变了战斗的走向，还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邓华的意见在关键时刻被采纳，成为扭转战局的重要因素。通过这两次进言，邓华展示了其卓越的军事眼光和战略思维，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抗日战争结束。邓华随即被派往东北，先后担任多个重要军事职务。他先是出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同时兼任沈阳市卫戍司令。随后，他调任辽西军区（后更名为辽吉军区）司令员，统领该地区军事事务。此后，他又担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吉纵队司令员，指挥部队参与解放战争。随着战局发展，邓华晋升为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接着又担任第44军军长。最终，他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成为林彪、罗荣桓麾下的核心将领之一。
1948年9月，中央军委向东北野战军下达命令，要求消灭锦州到唐山一带的敌军，并夺取锦州、榆关和唐山等关键地点。毛泽东还强调：“如果长春和沈阳的敌军全力支援锦州，你们必须做好打一场大规模歼灭战的准备。”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我军首先长途奔袭北宁路的锦州至唐山段，迅速攻克绥中、兴城和义县，彻底切断了锦州与外界的联系，完成了战役的第一阶段。当时，锦州有11万多国民党守军，且城防坚固，不集中优势兵力难以攻破。林彪最初的计划是以主力部队阻击援军，只派4个纵队攻打锦州。邓华时任第7纵队司令员，他提出：攻占锦州是战役的首要任务，应投入一半兵力，即6个纵队，在敌军增援到达前拿下锦州。他认为，拿下锦州后，阻击援军就会变得容易；反之，若主力用于阻击，虽更稳妥，但攻锦兵力不足，可能导致战事拖延，最终让南北援军汇合，无法实现分割歼灭敌军的目标。邓华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但林彪并未立即采纳。后来，林彪调来两个纵队，共部署5个纵队攻打锦州，另留1个纵队作为预备队。战役开始后，我军仅用一天一夜就攻下锦州，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11月2日，我军迅速解放沈阳，歼灭敌军50余万，东北全境解放。起初，人们以为林彪采纳了邓华的建议，后来才得知这是中央军委的指示，要求林彪集中主力攻锦，避免兵力分散。事实上，邓华与毛泽东在攻锦战略上不谋而合。
1948年12月25日，邓华率领的第7纵队作为第三梯队，从辽阳出发，途经盘山、沟帮子、锦州、锦西、兴城、山海关、昌黎、唐山，最终抵达北塘集结。到了12月底，第7纵队接到命令，与另外两个纵队共同攻打塘沽，三支队伍均由邓华指挥。他们的目标是消灭塘沽地区的敌军，切断平津敌人从海上逃跑的路线。当第7纵队到达北塘后，邓华亲自勘察了战场情况，发现敌军以塘沽外围的盐滩为防御前沿，构筑了多层防线，并依靠炮兵和舰炮火力支援。我军可以利用盐堤作为掩护，作为进攻的起点，但一旦发起冲锋，部队将进入平坦的盐滩，毫无遮蔽，完全暴露在敌军的密集火力下，必然造成重大伤亡。邓华意识到这场战斗难度很大，于是先派一个营进行试探性攻击。虽然我军成功占领了一段盐滩，但伤亡惨重。见此情况，邓华果断下令停止进攻。
那天晚上，邓华仔细琢磨了一下，觉得中央军委和林彪领导的平津前线指挥部决定攻打塘沽，这个战略决策非常正确，意义重大。不过，他意识到打塘沽的话，部队的伤亡肯定会很大。因为敌人的军舰就在海上，我军没法从海岸线包围塘沽的敌人，只能正面推进，这样反而会把敌人逼到舰上，让他们从海上逃走。打下塘沽虽然能封锁海口，阻止平津的敌人从海上逃跑，但没法彻底消灭塘沽的敌人。相比之下，攻打天津对我军更有利，拿下天津就能切断北平敌人的海上退路。经过一番思考，邓华打算向平津前线指挥部建议放弃塘沽，转而攻打天津。第二天，为了稳妥起见，邓华和协同作战的其他纵队首长一起实地勘察了地形，进一步分析了敌我情况。大家一致认为，在这种地形和敌情下攻打塘沽，部队损失会太大，不如用三个纵队协同其他部队攻打天津，这样更有胜算，也更有利于全局。于是，邓华又考虑了一天，最终向平津前线指挥部如实汇报了情况和建议。第三天，平津前线参谋长刘亚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萧华以及司令部的作战处长和参谋人员，和纵队首长们一起再次勘察了地形和敌情。最后大家都认为，打塘沽代价太高，不如集中力量攻打天津，这样更能有效封锁北平敌人的东逃路线。于是，邓华和刘亚楼一起向中央军委和平津前线指挥部详细汇报了地形和敌人的防守情况，正式提出了放弃塘沽、攻打天津的建议。中央军委和前线指挥部在了解这些情况后，决定派少量部队监视塘沽的敌人，主力部队则集中攻打天津。接到前线指挥部“立即向天津东北郊前进”的命令后，邓华立刻派出纵队和各师的侦察部队去摸清天津的情况，随后部队迅速向天津东郊推进。
1949年1月，经过十多天的外围战斗，我军六个纵队成功清除了敌方防御力量，迅速完成攻城部署。随后，仅用一天一夜的时间，部队便攻占了天津，彻底消灭了守城的十万敌军。这一胜利不仅切断了北京敌军通过塘沽南逃的路线，也为后续和平解放北平奠定了重要基础。
邓华判断美军可能会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东西海岸采取海陆空联合登陆的战术。毛泽东对此表示肯定，认为邓华的预测很有洞察力。
邓华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是在朝鲜战争中铸就的。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指挥了一系列关键战役，为志愿军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邓华在朝鲜战场的表现，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军事素养，更彰显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顽强。这段经历成为他戎马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的重要篇章。
1950年6月，朝鲜战争打响后，美国军队迅速介入朝鲜战场。为了防止局势恶化，周恩来在7月7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决定以第四野战军的13兵团为基础，组建一支战略预备队。第二天，林彪提出建议，毛泽东随即批准，任命邓华为东北边防军13兵团的司令员。
在朝鲜战争期间，邓华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参与战斗。
1950年7月13日，罗荣桓致电邓华，传达了中央的指令：他被任命为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的司令员，该兵团需迅速前往鸭绿江区域进行部署。同时，中央决定以13兵团为核心，组建东北边防军，确保东北边境的安全。罗荣桓在通话的末尾严肃地提醒，还需做好随时跨过鸭绿江，协助朝鲜人民军战斗的准备。
邓华接到上级指令后，立即向上级领导提出申请，希望将洪学智等15兵团的主要干部和机关人员全部调往新岗位，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这一请求最终获得了批准。
在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后，朝鲜人民军的策略是在美军大规模增援前，迅速击败李承晚部队和已进入的美军，彻底解放南部地区。然而，正如冯·克劳塞茨所言，战争是双方动态力量的较量，单方面的设想往往导致不利后果。邓华对麦克阿瑟进行了深入分析，麦克阿瑟不仅是“联合国军”的指挥官，也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五位五星上将之一，曾担任西点军校校长和陆军参谋长。在二战期间，他在西南太平洋对日作战，拥有丰富的两栖作战经验。因此，防止麦克阿瑟再次采用两栖战术成为关键。
1950年7月，邓华刚被任命为13兵团司令员，就亲自撰写了一份报告，直接呈递给中央军委。这份报告表达了他对朝鲜战争局势的分析和见解。邓华有个习惯，凡是需要他个人署名的信件、电报或文件，大多都是他本人亲自执笔完成的。
随着朝鲜人民军战线向南推进，美军利用其海上和空中优势，在朝鲜东、西海岸中部采取冒险行动的可能性显著上升。这种局势的不平衡使得冒险行为更易发生，且风险集中在朝鲜东、西海岸的中部区域。报告对此情况的描述非常明确，没有留下任何模糊空间。
邓华的笔下透露出深重的担忧：
朝鲜人民军的海空军实力有限，加上后方陆军力量不足，要抵挡美军从东西两侧发起的海陆空联合登陆行动显然力不从心。此外，朝鲜半岛三面临海，东西海岸线漫长，这种地理条件使得人民军难以集中兵力进行有效的重点防御。
报告分析指出，美军可能从朝鲜中部区域展开海陆空联合登陆行动。这一军事计划暴露出朝鲜人民军在兵力部署上的严重问题：洛东江前线的决战准备与东西海岸的防御需求存在根本性冲突，难以协调。这种战略矛盾将直接影响朝鲜的整体防御能力。
7月底，邓华赴京途中与毛泽东会面。毛泽东对其在军委报告中提出的观点表示赞赏：“你对美军可能在朝鲜半岛中部进行海陆空联合登陆的分析很有深度。”接着，毛泽东明确了任务：“你们的主要职责是守卫东北边境，但要做好与美国交战的准备，包括应对大规模战争甚至核攻击。如果敌人使用原子弹，我们就用手榴弹应对，抓住他们的软肋，最终战胜他们。”
1949年11月，洪学智和邓华等人在南宁。
邓华激动地表示：“没错，我们要针对他们的短板下手。美军装备精良，火力组织严密，正面强攻难以见效。但他们的现代化装备最怕被孤立和包围。我们应从侧翼或后方迂回、渗透、分割，实施包围，主打近战和夜战。你发挥你的强项，我发挥我的优势。这应该是对付美军的有效策略。”在朝鲜战场上，邓华一直贯彻这一战术思路。毛泽东眉毛一挑，眼中流露出赞赏。邓华对美军的作战思路如此具体明确，显然是深入研究过相关战术。这让毛泽东非常满意，他意味深长地说道：“我还是那句话，战略上要轻视他们，视其为纸老虎；战术上要重视他们，视其为真老虎。”
8月31日，邓华与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共同分析了朝鲜战局，随后由邓华主笔，四人联合向中央军委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他们大胆预测，敌军主力可能在平壤或汉城一带实施大规模登陆，形成前后夹击之势，使人民军陷入困境。他们建议，志愿军应在敌军推进至三八线以北时参战，这样不仅在政治上更具优势，军事上也更为有利。敌军的战线拉长和分散，更有利于志愿军分割包围，同时减轻海上补给的压力，缩短运输线。报告发出15天后，美军在仁川登陆。随着美军逼近中朝边境，志愿军正式参战。志愿军在第一、第二次战役中的胜利，正是由于敌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被志愿军成功分割歼灭。至今，研究朝鲜战争史的专家们仍对邓华的战略预见能力赞不绝口。
邓华和洪学智两次向彭德怀提出建议，为志愿军初入朝鲜战场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0年10月19日，13兵团率先跨过鸭绿江，作为抗美援朝的先头部队。邓华担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成为彭德怀司令员的得力助手。在战场上，两人配合默契，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邓华不仅作战勇猛，更以智谋见长，他提出的多项战略建议对战局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志愿军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10月9日，彭德怀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当天，他就在沈阳市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的会议室里召集了首批志愿军军级以上干部开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志愿军进入朝鲜参战的决定，明确作战方针，并要求在十天内完成所有准备工作。
在朝鲜桧仓的志愿军总部，邓华（右）作为副司令员，与司令员彭德怀（中）及另一位副司令员陈赓（左）共同拍摄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记录了三位高级将领在战时的紧密合作与团结。
会议结束后，夜色已深，邓华、洪学智等13兵团的高层领导依旧精神抖擞。他们心中挂念着一件重要的事：志愿军初次进入朝鲜战场，必须在兵力上占据上风！最初计划是派遣两个军跨过鸭绿江，总人数不过十多万。然而，此时的“联合国军”总兵力已经膨胀到42万，其中美军就有三个军、六个师，约12万人。已经越过三八线的敌军部队也达到了四个军、十个师和一个空降团，总人数约13万。此外，敌方还拥有1100多架战斗机和300多艘军舰，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即便不考虑敌方的装备和海空优势，志愿军仅派出两个军，连与敌方前线南部的兵力相比，也处于劣势。
彭总注意到邓华和洪学智走进房间，便直接问他们：“你们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
邓华提出了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军队里，说话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邓华提出了一个直接的建议：“目前两个军的兵力不足，难以取得明显优势，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调动四个军共同渡江？”
洪学智指出，美国军机频繁在鸭绿江一带进行空中侦察和攻击行动，他们已经察觉到我方部队在边界地区的部署。如果敌方摧毁了江上的桥梁，我军后续渡江行动将面临极大阻碍。
彭总对这个建议表示高度认可，并迅速采取行动。他当天早上就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向毛主席和军委汇报了这一情况。
计划原本是调动两个军和两个炮兵师，但考虑到鸭绿江大桥可能遭到破坏，会影响部队快速集结，错失最佳作战时机。因此，决定将所有兵力集中到江南地区，调整之前的部署方案。是否可行，请指示。
10月11日，毛泽东回复彭德怀的电报中表示，批准调动四个军和三个炮兵师的全部兵力，按照彭德怀事先规划的地点进行部署，准备在适当时机消灭敌人。
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极为关键。若志愿军仅派出两个军的兵力，首战告捷便无从谈起。兵力部署直接决定了战局走向，两个军的规模显然不足以应对当时的战场形势。只有投入足够的军事力量，才能确保在第一次交锋中占据优势，从而为后续战役奠定基础。
1950年10月11日，彭德怀视察了驻扎在安东（现称丹东）的兵团司令部，重点考察了部队的出国作战准备情况。在会议中，邓华和洪学智等人向彭德怀重申，即便首批派遣的四个军全部进入朝鲜战场，兵力仍然不足。
邓华指出："我们的武器装备明显不如对方，与敌军的火力差距太大。要消灭美军一个师，我们得动用两个军的兵力；对付南朝鲜军一个师，也需要一个军的力量。所以，我建议立即向中央汇报，请求增派更多部队支援。"
洪学智指出："如果把这四个军全部调往前线，后方谁来负责？缺乏部队驻守，后勤补给如何确保？建议再增派一个军来巩固后方。"
彭总表示赞同大家的提议，并强调按照我军长期坚持的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策略，相关部队应该尽早部署。他承诺会立即向中央汇报这一情况。
根据彭总的提议，中央军委立即部署了兵力调动。10月12日，毛泽东向陈毅发出指示，要求宋时轮领导的兵团加快北上进度，直接奔赴东北。到了10月22日，中央又作出决定，将驻扎在天津的第66军通过铁路运输至安东，并纳入志愿军编制。该军进入朝鲜的时间仅比首批入朝的四个军晚了六天。此外，宋时轮指挥的第9兵团也在11月7日启程前往朝鲜参战。这些部队的快速部署为后续的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对邓华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邓华不仅作战勇猛，而且心思缜密，多次提出有效的战略建议，是不可多得的得力助手。彭德怀对邓华的欣赏，源于他在实战中展现出的卓越才能和可靠品质。
1951年5月末，彭德怀司令员指派邓华带领首批入朝的3位军长和1位政委前往北京，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军情并请示作战计划。邓华一行人刚入住北京饭店，便接到了毛泽东的接见通知。
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与邓华会面并握手致意：“你们远赴他乡作战，真是辛苦了！”这是自志愿军赴海外作战以来，毛泽东第二次与邓华见面。
邓华详细报告了朝鲜战场的局势，并就部队编制、武器装备及军工生产等问题提出了多项建议。随后，他提到：“我们对您5月26日发来的电报进行了深入分析，一致认为其中的指示十分准确。尤其是您提到的‘零敲牛皮糖’这一比喻，形象地概括了当前形势。”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彭老总，咱们都是湖南人，你应该明白‘零敲牛皮糖’的意思吧！对付美英军队，现在应该采取小包围战术，打小规模的歼灭战，就像慢慢敲打牛皮糖一样。得经过几场战役，才能从小歼灭战过渡到大歼灭战。”
经过五次战役的激烈对抗，美国人终于明白，想要把我们逼退到鸭绿江边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他们现在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判，商讨如何结束朝鲜战争。毛泽东抿了一口茶，接着说道：“我们也清楚，在当前的局势下，想要一口气把敌人彻底赶下海也是不现实的。以后的每次战役，我们会把战线控制在三八线以内，不会跨越南汉江和昭阳江。”
邓华迅速在笔记本上写个不停，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字——主席刚才说的几句话极为关键！这简直就是我们军事行动的“指南针”！有了这个“指南针”，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多了！
邓华进一步提出：“主席，我还有个建议：在朝鲜与装备精良的敌军作战，积累了不少新经验。让部队和干部轮流到前线实践学习，效果会更好。希望军委能统筹安排一下。”
此前，中央曾提出“轮番作战”的策略，主要目的是让部队在战时得到休整和补充。两个月前，邓华向中央提议，为了提升部队在现代化战争环境下的实战能力，应该分批安排部队轮流进入朝鲜参战。
毛泽东对邓华的提议表示认可，称赞他总能从大局出发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他指出，朝鲜战场不仅是一个实战练兵的好地方，还相当于一个大型的军事演习场，这种实战经验比在军校学习更有效。毛泽东提到邓华之前提出过类似建议，军委已经在制定轮番作战的计划。他开玩笑说，如果战争结束，恐怕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练兵场所了。
邓华回到北京饭店后，辗转难眠……最终，他坐在写字台前，拿起笔写下了《论朝鲜战场之持久战》几个竖排大字。他的思绪依旧停留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在这篇文章里，他不仅传达了毛泽东的关键指示，还结合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分享了自己对毛泽东指示的理解。同时，他总结了过去八个月的战争经验，并提出了战略调整后的作战建议。
1951年6月15日，邓华等人携带着毛泽东关于调整战略的最新指令，以及他撰写的《论朝鲜战争之持久战》，启程重返朝鲜战场。他们采用“零敲牛皮糖”的战术，逐步削弱美军的士气，最终迫使对方坐到谈判桌前。
1951年7月，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正式启动。中朝双方坚持将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但美韩却提出要求中朝让出1.2万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对其海空优势的补偿。这一不合理要求被中朝断然拒绝，谈判陷入僵局。当时担任志愿军谈判代表的邓华，经过仔细分析双方实际控制区域的情况，认为就地停战、以现有控制线为分界线对中朝有利，并提出这一方案以打破僵局。邓华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认可。随后，中朝方提出就地停战方案，美方最终接受，双方于11月达成初步协议。美方还附加了一条：若30天内未正式签署协议，最终分界线将根据实际控制线的变化而定。尽管如此，美韩仍抱有幻想，试图在签字前向北推进。然而，最终划定军事分界线时，中朝方实际上将控制区向南扩展了332平方公里。1953年7月27日，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1953年春天，邓华前往朝鲜视察海岸防御工作，为反登陆作战做准备。当时，朝鲜人民军的军官陪同他进行巡视。照片中手持望远镜的人正是邓华。
1951年8月，志愿军总部计划在9月发动第六次战役，目标是突破三八线，夺回敌军控制的北部区域。当时，邓华正在开城参与停战谈判，得知这一计划后，他分析认为此时主动出击对我方不利，不如等敌军先发动进攻，再抓住机会大量歼灭敌人。于是，他向毛泽东和彭德怀提出建议，并得到了采纳。果然，9月敌军发起了“秋季攻势”，志愿军成功歼敌79000人，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一战略调整得到了各国军事专家的高度评价。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对邓华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邓华不仅作战勇猛，而且心思缜密，多次提出有价值的建议，是一位得力的助手。
在朝鲜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后，他凯旋而归。然而，庐山会议后却遭遇了命运的转折。尽管经历挫折，他重新复出工作时依然铭记旧日战友。他的一生经历，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1952年春天，彭德怀回到国内，开始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同年6月，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的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邓华与杨得志副司令员等人共同指挥了1952年秋季的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以及1953年夏季的反击战役，这些战役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到了1953年春夏之交，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总兵力已经增长到了5个兵团、20个军、11个航空兵师、10个铁道兵师、4个高炮师以及后勤部队，总人数超过130万。当时，邓华年仅43岁，肩负着指挥百万大军的重任，在异国战场上与敌人激烈对抗，展现了他非凡的领导才能和壮志豪情。
1954年11月，邓华回到国内，担任东北军区司令员，随后兼任副总参谋长和沈阳军区司令员。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获得了包括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内的多项荣誉。1956年，他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在副总参谋长任内，邓华先后访问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期间还受到了南斯拉夫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铁托的接见。
1959年7月，邓华被无端指控为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的一员，这一指控毫无根据。他因此被撤销了所有党内外的职务，并被调离军队，转至地方工作，结束了他多年的军旅生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华再次遭受迫害，被关押在所谓的“牛棚”中，经历了严酷的批斗。
1977年8月，邓华重新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和中央军委委员。回到北京后，中央军委询问他是否还有其他需求，邓华提到了洪学智。两人曾是辽北军区的正副司令员，后来在15兵团中也是紧密合作的搭档，关系深厚。庐山会议后，洪学智被调至吉林省担任重工业厅厅长，邓华对此一直感到内疚，认为如果不是自己当年将洪学智调至志愿军总部，他可能不会遭遇这样的命运。邓华随即与几位同事讨论后，向中央军委提出让洪学智重返军队的建议，并很快得到批准。重逢时，邓华激动地握住洪学智的手，感慨于提议的迅速实施。洪学智也表达了再次并肩作战的愿望。两人讨论时，话题始终围绕军队和战争。邓华强调现代化战争中掌握制空权的重要性，而洪学智则劝他先专注于恢复健康。尽管年近七旬且身体状况不佳，邓华的责任感丝毫未减。一次，他坚持要亲自上山查看地形，即使行动不便，也要让司机背他上山，展现了他不懈的精神和对职责的执着。
1980年3月20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向中央军委和党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重新审查“邓华问题”的报告，报告随后获得了批准。同年5月7日，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布了《关于邓华同志问题复查结论的通知》。就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邓华在从广州返回北京的途中，在上海停留期间因感冒引发了肺气肿，随后并发症导致病情急剧恶化。7月3日，邓华在上海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