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海归女硕士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备婚期间。2023年11月，合肥的小琳（化名）在结婚前夕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她的母亲刘女士将矛头直指女儿所在的建设银行安徽分行，称女儿因请假备婚遭遇职场霸凌。这起悲剧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沉浮，更是当代职场文化中那些令人窒息的潜规则。

一、从伦敦到合肥：一个高学历女性的职场困境

小琳的履历堪称完美：伦敦城市大学本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2018年通过校招进入建行安徽分行。这样一位高学历女性，却在人生即将步入新阶段时遭遇不测。据刘女士描述，女儿在备婚期间请假遭到领导拒绝，随后被要求整理三年纸质档案，并在短时间内被约谈十多次。

"两天半谈了十多次"——领导陈某某的这句回应令人不寒而栗。即便如她所说，谈话内容都是"操作业务风险梳理"，这样的沟通频率也足以构成一种职场压力。心理学研究表明，频繁的工作约谈会显著增加员工的焦虑水平，特别是当这些谈话发生在请假受阻的情况下，更容易被当事人解读为"针对性的刁难"。二、婚假困境：职场女性的隐形天花板

小琳的遭遇并非个案。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职场女性都面临类似的困境：结婚不敢请假，怀孕不敢声张，生怕影响工作表现。这种"婚育惩罚"现象在金融、互联网等高强度行业尤为明显。

劳动法明确规定，职工结婚时可享受1-3天婚假。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法定权益常常被各种理由变相剥夺。有的领导会以"项目关键期"为由婉拒，有的则以"影响年终考核"相威胁。更隐蔽的做法是像小琳遭遇的那样——不直接拒绝请假，而是通过增加工作量、频繁约谈等方式制造压力。

这种职场文化对女性的伤害尤为深重。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超过60%的职场女性认为婚育会影响职业发展，近四成女性在求职时被问及婚育计划。小琳的悲剧，正是这种系统性歧视的一个极端案例。三、28万抚慰金：司法的人道主义与局限性

合肥市包河区法院的判决认定建行安徽分行对小琳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判处单位给付28万元抚慰金。这一判决引发了广泛讨论。

从法律角度看，要证明用人单位对员工自杀负有责任确实存在难度。法院需要确凿证据证明职场压力与自杀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在现实中，职场霸凌往往以微妙的方式进行，很难留下书面证据。

而从社会角度看，这28万元抚慰金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当前职场文化中那些难以量化的伤害。它既是对逝者家属的安慰，也是对用人单位的警示：员工的心理健康不容忽视，职场压力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四、职场心理健康：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小琳的悲剧应当引发我们对职场心理健康管理的深入思考。目前国内企业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普遍薄弱，员工面临心理危机时往往求助无门。

企业应当建立更加完善的员工关怀机制，包括：

定期心理健康筛查

畅通心理咨询渠道

对管理者进行心理健康管理培训

建立更加人性化的请假制度

同时，劳动监察部门也应加强对婚假等法定权益落实情况的监督，对变相剥夺员工休假权利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这起案件最令人痛心之处在于，小琳本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名校毕业、事业起步、即将步入婚姻殿堂。她的离去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破碎，更是对整个职场文化的拷问：我们是否创造了一个足够包容、足够人性化的工作环境？当年轻人在事业与生活的平衡木上艰难前行时，社会和企业是否给予了足够的支持？

28万元抚慰金无法挽回一个鲜活的生命，但它至少提醒我们：职场不该成为吞噬幸福的怪兽，而应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在追求效率与绩效的同时，我们更需要重建一种尊重个体、关怀生命的职场伦理。这或许是对小琳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