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来自网络；| 复旦教授 梁永安

“当代年轻人的社交问题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宅’。”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理解社交问题，我们会发现，当代年轻人的社交问题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宅”。

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

人的初级关系的形成指向自己最初的社交场——家庭，它对个人以后的社会生活影响至深，其中包括与父母的关系，与兄弟姐妹的关系；踏出家庭，进入学校、职场后，社交中的次级关系形成。

人首先生活在家庭关系中，上学、工作后，我们自然而然地就将与父母、兄弟姐妹间的这种关系序列带到了次级关系中，在与人打交道上形成自己的一种规范。

但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没有这种初级积累。

他们在初级关系——家庭里是关系的中心，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系统性关系架构认知，而学校、职场又是竞争为主的培养体系，他们习惯性地认为其他个人都是竞争对手，表面上大家一块儿打打闹闹，一团和气，但内心仍希望自己能卓然而立，成为受关注的核心，希望别人都不如自己。

所以当代年轻人的社交关系从社会的大视角去分析，问题严峻——年轻人没有很好地建立起社会感情。

他们在初级关系群体中比较孤独，来到次级关系群体的时候，跟同学、同事属于竞争关系，相互之间，专业、兴趣可能都不一样，如果不能及时转换自己扮演的角色，则无法建立起积极的协作关系。

这种积极的协作关系恰恰是社交关系的追求所在，就像军舰各部分的配合一样，虽然这个地方发射导弹，那个地方发射鱼雷，还有的地方设置通信，各有各的空间，但彼此协作，能构成一个和谐的体系。

▌“更深层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价值不足。”

我们目前的社会形态，现代性发育不平衡，专业化分工程度不够高，大部分工作岗位没有非常专业化的要求，工作者与工作者之间互相替代性很强，这就导致互相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每个人都有危机感。这是社会层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我国的圈层文化没有在普通大众中广泛流行。社会学意义上来说，一个人身上包含有很多属性，工作中他是技术工，生活中他有自己的审美趣味、个人爱好等，圈层文化中，可以通过“臭味相投”建立起自己工作圈之外的社交关系。

但现实世界中，年轻人忙得要死，整天加班，很难舒展自己在文化圈层里的另外一种身份，也就难以跟同频的人建立起很好的友谊。

另一方面，网络游戏、短视频的兴起，让年轻人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他们时刻处在对时间的失控状态中。一旦他们打开手机，很可能眨眼之间几个小时没有了。这种情况下，人和人之间，自然地、实时地相互交流就减少了，这就给年轻人的社交增加了更多的障碍。

但更深层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价值不足。

我国目前的社会形态正处于从纵向社会、等级社会向横向社会转移的过程中，每个人都需要创造空间发展自己的爱好，每个人也需要挖掘自己在社会中立足的基点，不跟别人比单一价值，互相之间的交流价值就会非常高。

比如有的人看《哈利·波特》，有的人听音乐剧，有的人喜欢嘻哈文化，每个人关注的点各不相同，相互间交流起来就能提供不同的价值。

但我们的社会有传统惯性，大部分人的生活追求目前还停留在吃好穿好的阶段，我们的消费习惯也是千人一面，很难在文化圈层中建立起高价值的深度交流。

当代很多年轻人的状态是这样，朋友之间见面的形式是聚个餐，唱个歌，而诸如逛展览、看戏剧之类的文化消费尚属于少数派，所以即使是交往时间很久的朋友，彼此之间也无法形成更多、更深入的交流价值。

现代性发展完善，圈层文化丰富的社会，人不依靠一种价值体系定位自己，人与人之间交流价值相对较高。

比如一个社会，大家都喜欢国际旅行，感受不同的文化，那么旅行之后的收获——五大洲不同地区的人们都有怎样的活法，采集回来的不同地区的音乐、图案有怎样的特色，全世界各民族的绘画、雕塑又有何种独特的审美——汇集了很多新鲜元素，人们互相之间可以交流心得、交换信息，这样的交流，大家都很高兴。

但我们的社会生活达不到这个水平，人们更多地还在关注生存，大家生活在一种生活方式里，价值比较统一。

要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发展还不充分，个人的差异化追求没有很好的土壤发育，个体的意识、价值观还比较趋同，年轻人的生活特性重合度很高，也就失去了交流的动力。

▌“我强烈建议年轻人出去走走，看看世界。”

当然，年轻人“宅”，也有一部分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不善表达自己的感情。在这一点上，我强烈建议年轻人出去走走，看看世界，看看其他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如拉丁文化中特别强调友谊，重视家族亲情，他们团聚时，唱歌、跳舞、拥抱，情感表达很直接、很热烈。

我们的文化更多地表现为农耕文明的自给自足性，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社交性不强，也就失去了一部分社会交流产生的财富。

当然也有一些观点认为，现在社会各方面都发达了，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促使很多事务性的工作足不出户就能解决。比如日常购物，网上下单即可送货到家，人与人之间不需要过多交流，办事效率也高，但这也导致了人的封闭性。

总体来看，这还是一个精神性的问题。世界发展的规律就是，物质的事情由物质去做。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图片识别、无人驾驶的实现等，这是用物质去解决物质的事情。

按正常逻辑来说，物质充裕后应该解放人的精神，给人以时间和空间去寻求精神上的乐趣，促使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空间扩大、时间增多。

但我们感受到的显然不是这样，至少目前不是这样，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明显感觉温情不足。这不完全是受农耕文明影响而产生的问题。以日本为例，他们的年轻人在物质层面比我国年轻人好很多，漫画、动画，以及其他诸多二次元文化多姿多彩，很受年轻人欢迎，按说精神世界应该很丰富，但日本“宅”文化依然很流行，准确地说，“宅”成为一种文化，日本就是始发地。

再比如，欧洲的文化，以希腊为例，它的传统文化的基本点，立足于交往，强调只有在交往、对话中，个人才能获得新的成长，追求在人与人的交互中撞击出新故事，我补充你，你补充我，最后达到更高一层的精神转变。

希腊很早就发展公共空间保证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早期的剧场就有这样的功能。通过在剧场安排悲剧、喜剧，诗歌朗诵等各种面向大众的文化活动，促进人们的公共社交发展。

英国的海德公园，一到周末，就会聚集很多人，当地的居民都会跑到户外。这种行为的前提当然是他们是自由的，没有生存的压力。但是对农耕文明来说，场所的公共性向来是被压缩的，哪怕今天最被称赞的唐朝，长安城也是依据不同分工，被分成一个一个坊，以墙分隔，到了晚上，城里还有宵禁，整个城市并没有非常好的公共社交空间。

从宋朝开始，城市的围墙才被打破，像《清明上河图》呈现的那样，人们走出家门、走向市场，开始交互，有了市民社会的倾向。

从欧洲历史看，中世纪时期，因为农具的大改革，很多荒地被开垦出来，欧洲农业产值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剩余产品的增加，促进了物流、集市以及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由此增多。这时候开始，人流动了起来，陌生人社会开始建立，个人摆脱了领主统治，身份属性也就发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开始讲求独立。

一个人只有在市场上取得了独立性权利，彼此之间有平等性才能产生等价交换。这样一来，人要在社会中生存下去，就需要与他人进行交流，通过整个社会市场将自己与他人联结起来。在此基础之上，公共文化、权利意识、政治生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才发展出来，进而构造出了脱离小家小户的另一种社会空间。

而我国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都处于农业文明形态，人们的生活半径不会大过自己居住的村落，日常生产、生活都围绕着自己的小院，发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经济方面考量，中国又是一个财富分散型的社会，不像欧洲是长子继承制，财产不分割，所以一个大庄园主的城堡，一般都有市场、教堂，人们发生公共交互的空间非常稳固。

我们是在分散的农业文明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现代性社会，必然要求公共空间搞公民社会。什么叫公民？随着社会发展，人在社会中的身份，一开始是子民，再发展是臣民，然后发展成公民。公民有广泛的交互性、对社会生活有丰富的参与性，深入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

我们培育人才的体系，以前依赖群体，但群体又不是多元化的群体，是一致化的群体，每个个体没有好好发展出自己的个性，而工业化阶段更加讲求标准化、规模化、批量化的生产。

00后这代年轻人是我们社会真正主动开始寻找个人的、不同的精神文化的第一代，而开创阶段是艰难的。

所以今天的年轻人身处这样一个时代，你们必须有与众不同的特性、深入钻研的探索精神。对年轻人来说，现在更像是一个创世纪的时代，需要年轻人开创新的文明形态、文化形态、政治形态、经济形态。

▌“都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想工作，其实这是牵扯了很多因素的问题。”

现在人人心里都有好奇心，而在这个变化莫测的时代，年轻人没有好奇心是不行的。

同时这又是一个非英雄时代，年轻人好像个个都有一点儿小小的丧，用丧来给自己减压，舒缓压力的同时，接纳自己不那么努力，或者不那么优秀的方面。

这一点其实很好，有点自嘲，不像传统文化中要求人一定要有圣贤心，架子一定要端着，标准随时横在那里。自嘲也是一种生存之道。

在日本，为什么优衣库那么盛行？以前大家买衣服都是要以奢侈品来彰显自己的身份，现在往往倾向普通化、日常化。普通化，其实就是还原个人的真实面貌。一个人身上必然有个人非常普通、荒唐甚至不堪的一面。

承认普通，可以消解必须建功立业的压力，从而对自己的苛求少一些。这是现代年轻人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最初我理解“社死”的一个入口。但实际上我发现，往往说自己“社死”的人，心里的自我评价又很高。

中国青年讲自己“社死”，不是真正的本质性的自我判断，而是一种调侃、自嘲。这让我想到法国的启蒙运动，当时的年轻人也很有智慧，但又很难达到理想中的自我标准，他们只能用一种堕落的方式来化解这种绝望的情绪，最后自己也认定自己非常沉沦。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是一边嘲笑自己，一边继续奋斗。

都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想工作，其实这是牵扯了很多因素的问题。在国家大建设年代，每个人的价值是明确的，国家贫弱，所以国家价值就是你的价值，价值感是从群体里获得的，大学毕业后包分配工作，指定个人该干什么，每个人都是大机器里面的螺丝钉、齿轮，对自我、对目标前程都很确信。

改革开放后就不一样了，市场的前提是要有利益主体，每个人都是利益主体。每个人都需要思考，我自己能生产什么，创造什么。我的知识是资本，我的经验是资本，我的社会资源、人脉也是资本，个人将这些资本投入社会大交换里获取自己的价值。

以前的价值感是集体给的，现在你要自己去获得，通过市场进行等价交换，获取价值感。因为没有价值，就没有主体平等，市场也不可能建立。市场的前提是等价交换，等价交换的前提是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但如果自己连利益主体都不是，就没法进行交换了。所以个人在现代社会生活关系中，会感觉是在为自己奋斗。不像以前，奋斗的目标直接关联国家、民族。这两者情况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国的现代社会关系中，民营企业提供了大多数的就业岗位，大多数工作者就有一种在给资本家干活的感觉。以前大家再苦再累都是为国家，价值明确，但现在整天加班加点，做了半天是给别人创造利润。

其中有生产关系内在的残酷性，我们国家现在还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一个人选择生产方式的自由余地不大，获得的可支配收入不高，很难保证物质上的完全自由，更不用说实现精神上的自由了，所以在打工的过程中，年轻人想要满足生活需求时，既没法选择，又没有充分的空间去选择，同时也没有价值感支撑。

年轻人觉得工作很苦，自己工作只是为了生存，于是就陷入这样一种状态：工作是为了活着，活着就得工作。我们作为一个生产力，一个人力资源，一个劳动力，肯定是被需要的。

但问题是，作为人，除了劳动力价值之外，还需要有点儿精神追求，而自己工作获得的回报——钱，也只能保证活着，不足以支持个人再进一步享受生活，这就有点悲惨。

资本家需要劳动力永续，有劳动力才有盈利的可能，但又不会为劳动力提供实现自由生活的价值，所以，有需求却无法满足的现状下，价值感一定是个人内心的期待，需要自己主动去探索、去追求。

而现在年轻人的根本问题是，很多人达不到活得有价值感，自己也不愿意主动去探索生命，于是活得很勉强。

选自《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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