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1945年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还被毛主席定为接班人,非常不理解。因为1943年之前,刘少奇同志一直在地方工作,相比周总理、朱老总、任弼时、张闻天等人,在党内并不是十分显眼,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仅次于毛主席的领袖人物呢?
在革命战争时期,都是有德有能者居其位,绝对没有凭空而降的地位,即使有,也镇不住。就连毛主席的最高领袖位置也是历史逐步形成的,绝不是他自封的。因此,刘少奇有那么高的地位,是因为他确实有能够让党内同志服气的成绩。最重要的是,他具备最高领导人的必备素质:冷静,他面对复杂的形势,总是能够冷静地思考,寻找最优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在群情激昂的抗日大形势下,仍旧冷静以对历经波折,老蒋终于被逼抗日了,发出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豪言壮语,此时,全面抗战的序幕已经展开,全国人民恨不得马上跑过去,跟日本人干起来。
1937年9月,日军大举进犯山西,八路军也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和阎锡山合力抗日。
此时,我人民军队大部分将领和全国人民的情感一样,誓要与日本决一死战。
任弼时同志则代表军内大部分将领的意见,他在《山西抗战的回忆》中说道:“敌人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伸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感受困难,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他主张八路军要集中主力,和日军争一争山西,让“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
对此,刘少奇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他认为目前日军势力强大,如果我们硬要去打,可能拼光了部队,也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主张“还是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为好。”
任弼时同志则反对,认为刘少奇的观点是“民族失败主义”,军人,就是要打仗的,哪有还未打仗就认输的道理。
作为领导,最难的是保持自己冷静的思考能力,在这一方面,毛主席也同样如此,在刘少奇和任弼时存在意见分歧的时候,毛主席果断发电,支持了刘少奇同志,电报说道:“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言下之意,我们要发挥我军的拿手好戏,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绝不能集中打仗把自己打没了。
最终,刘少奇成了华北区最高负责人,虽然没有集中打仗,但采取游击战的方式,零散打仗打个不停,刘少奇还总结经验,写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小册子,这是我党第一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系统论著。1937年年底,中央迅速向各抗日根据地印发,要求其他区域学习华北模式。
1938年开始,全军都开展了敌后游击战,到了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在同日军交战1600多次,共歼敌54000多人,算下来,平均下来每次战斗仅仅消灭敌人33个,也就是每一次只消灭敌人一个排。虽然每次消灭的敌人不多,给人感觉不那么轰轰烈烈,但最终累计下来的战绩是惊人的,相当于五个台儿庄大捷的歼敌人数。
可以说,即使没打大仗,但我军在山西也成功建立了普遍的抗日根据地,山西的105个县,就有62个县是共产党员做县长,山西虽然名义上被日军占领了,但实质上我党存在巨大影响力,某种程度,实现了任弼时所说的让“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
二、面对“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惨剧,刘少奇冷静地劝阻毛主席的反攻主张皖南事变,新四军所部9000多人,遭到国民党反动部队的围攻。经七昼夜血战,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率领3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皆壮烈牺牲。
我党所有人非常愤怒,都觉得国民党欺人太甚,士可忍孰不可忍!在党内人人愤慨的大氛围下,毛主席也怒不可遏,发电给周总理、叶帅,电报说道:“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这份电报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对待国民党,决不能再温和态度,必须猛烈反攻了。
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毛主席也发了一份电报给共产国际,说道:“他们(国民党)还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人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因此,我们不能不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坚决反击蒋介石的这种进攻。”毛主席的意思是,要准备在政治和军事上展开反击了。
此时,包括周总理在内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都赞同报复作战,全面反攻计划已经箭在弦上了!
关键时刻,刘少奇表现出难得的冷静,他认为此刻不适宜和国民党全面开战,一是国家目前处于抗日战争中,两党相争,得益最大的是日本人;二是我党的实力还没有到有足够资本可以全面反攻。毛主席也是伟人,他也迅速冷静下来,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事例来看,刘少奇确实具备领导人应该有的冷静素质,对此,毛主席也非常欣赏刘少奇的战略远见,多次都对外宣称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
看工作经历和功绩,就知道为什么是一代伟人,开国元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