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始终在纠结是谁开的第一枪！就算日本人把首都占领了，我们还在纠结这样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这是我国大校戴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从卢沟桥事变一直到现在，我们把关注点一直放在这件事上，其实是一种思想僵化的表现。

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中国人脑子里面总是烙印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思想，当然这和我们身为礼仪之邦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思想在和平年代是无害的，可是一旦到了嗜血凶残、壕无人性的战争年代，这样的思想就成了僵化的代表。

身为我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的戴旭，就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始终纠结是谁开的第一枪，不论敌人发起怎样的侵华行动，甚至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就算情况如此危急，当时的领导者依然还在纠结这第一枪该不该开。”

然而在他们优柔寡断的处理方式，导致了大城市的相继沦陷，战机是稍纵即逝的，错过一次可能就会导致惨败。

在我国的历史上，有三次令国人痛心疾首的国外侵略行为，都是由于国人的纠结和决策失误，最终无一例外全部以惨败收场。

第一次是中日甲午战争，当时的北洋水师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面对岛国日本的挑衅，一众热血的水师士兵都纷纷请战。

如果这场战争北洋水师主动出击，就可以占据绝对的优势，可是当时的李鸿章犯难了，在纠结能不能开第一枪，开了第一枪后会造成什么舆论、开了第一枪后能否取胜、开了第一枪后会不会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

当一心想要保家卫国的士兵，遇上这样的战场指挥官不败才怪了，可日本海军却毫不含糊，随后发起唐山海战、黄海海战等一系列战斗，最终导致中国清朝战败，并且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

虽然当时清廷内外也存在着各种问题和不和谐因素，可领导者的无谓纠结更加剧了这次的惨败，中国只能在不平等条约中放弃香港、澳门、台湾，支付赔款，开放多个口岸等。

第二次是1931失去东北，当时的蒋介石迫于国际压力，也不敢开第一枪，最终酿成了九一八惨案，日本以这场事件为借口，正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导致中国北部的战略防御平衡被打破。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也将战略要地东北拱手相让，而张学良手下的30万东北军在蒋介石的纠结之下一枪未放。

第三次就是卢沟桥事变，日军以演习为幌子，不断挑衅中国守军，而又以演习过程中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进入宛平城搜查，这样“挂羊头卖狗肉”的举动，恐怕傻子都看的出来。

在威胁守城士兵开门无果后，便派出重兵包围了宛平城，此时宛平城的中国守备部队早已子弹上膛，准备和日军殊死搏斗。

可当时的北平市长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不敢下命令，其实就连当时的蒋介石，都不敢命令自己的部队开第一枪。

而北平市长甚至还对和谈抱有希望，派出代表一边寻找失踪日军的下落，一边联系日军指挥官，可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日本的阴谋，最终日军发布了攻城的命令，打响了第一枪！

卢沟桥事变开启了日军的全面侵华战争，双方从此陷入长达8年的惨烈战争之中，战争的损失对中国来说是巨大的，不仅是可见的人员、物资、经济和文化上的损失，还隐藏着无数看不见的心理损伤。

由此可见，当战场上的指挥官陷入纠结的怪圈时，总会得到惨痛的教训。

戴旭教授的另一句话也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要敢于迎接合理合法的战争，新中国六十年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是靠连续几场自卫反击战打出来的。

所以在遭受敌人无理的侵犯时，我们必须做出合理合法的抗争，不能在纠结是谁开了第一枪。

在如今多变的国际环境之中，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非常必要的，强大的军队不仅可以维护边疆安全、抗击恐怖分子，而且一旦遇到战争威胁，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军队的发展和壮大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利器之一，当时羸弱的中国备受西方列强和岛国的欺凌，可当有了重舰巨炮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时，谁还敢对中国开第一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