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根本在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一旦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且没有应对的药方，该政权必不能长久。
社会上很多自由主义者，或者说称之为“私有主义者”更为恰当。
他们过分夸大、丑化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将前三十年的经济贬低得一文不值，这显然是有悖于常识、不符合真理的个人偏见。
一个现实的证据就体现于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上。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历史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试想一下，那时改革开放尚未迈开步伐，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旧沿袭的是前三十年制度设计，军费的拨款仍旧是依靠前三十年积攒的财富。
如果前三十年的经济一无是处，又如何能战胜越南呢？
对越作战的军费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对外持续的军事扩张，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不过，中国也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可概括为“联美抗苏”。这一布局开始于1969年，正是在毛泽东指挥下全面展开的战略改变。
那时，中国通过同美国的接触与谈判，结束了多年的对立和猜疑，促进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
美国作为世界一霸，掌握着产业链的上端，在全球经济分工，具有主导地位。同美国的关系改善，也部分扭转了经济的颓势。
中国以此为突破口，打开了通向西欧、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
比如1973年，农业领域就引进了化肥生产线，生产了大量的化肥，提高了粮食的亩产量。
不过这种外交上的转圜，立即引起了苏联和越南的警觉。中央领导层甚至认为，苏联国内的经济恶化、少数民族之间矛盾之间的加剧，莫斯科甚至会在1985年发动一场有限、可控、小型的对外战争。
越南也是紧随其后，在1978年7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新形势和新任务”决议。
这份决议中，明确写道：“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然是美帝国主义，但直接的敌人是中国和柬埔寨。”
根据该决议，越共向各部队下达了命令：“中国是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越南的作战对象。要采取进攻的战略，在边界进行反击和进攻。”
从7月开始，越南和广西交汇处，摩擦不断，冲突时有发生，还驱赶了多达28万的华侨离开越南。
等到了11月，黎笋又一次乘机访问苏联，同苏联签订了为期2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
其中规定：在双方中的一方受到进攻或受到进攻威胁时，缔约双方立即交换意见，以消除这一威胁。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条约就是苏联和越南的军事同盟条约，针对的第三方显然就是北边的中国。
面对苏越的结盟，中国也在1978年12月和美国共同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建交公报，获得了美国的支持。
来年1月份，邓公成功访美，决定要“教训”一下越南。在回答美国新闻记者的问题时，大方说道：“越南发动了对柬埔寨的入侵，还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起到的作用非常坏。我们将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这样直接的表态，和宣战书其实没什么分别。
1979年2月17日，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地区全面出击。
解放军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逼近了越南的首都河内，占领了越南北部20余个城镇，迫使越南进行了全民总动员，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
另一方面，中国说话算话，“教训”就只是“教训”，而非占领。新华社奉中国政府发表了声明：“中国政府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要的只是边境的安宁。”
当然，战争必有伤亡，解放军付出了2万多人的伤亡，花费了223亿元，才让越南认清自己的地位。223亿元，占当时中国财政支出的20%，算是为改革开放花的“买路钱”。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223亿元，都是过往几十年积攒的家当。
那时也并没有外国援助，更没有改革开放，花的每一分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从这一点上，都不能全盘否定前三十年奠定的经济基础。
从2003年开始，中国加入了“WTO”，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经济也开始腾飞，财政收入一路高涨。
相反的是，军费占财政比例不断缩小，从2003年的8.79%到2010年年代，稳定在5.5%左右，至今一直稳定在该区间，略有波动，却从未出格。
经济崩溃的谣言有领导曾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简称为两个不能否定。
两个不能否定的观点坚持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前一个“不能否定”和“后一个不能否定”相辅相成，同样重要。
用一个比喻就是，一个饥肠辘辘的食客吃了第四个馒头，填饱了肚子，就忘了前三个馒头的重要性。
70年代中期，中央曾颁布过一个历史决议，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一时期，工业上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上生产条件发生了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人民生活比新中国成立前有了很大的改善。
经济学界，也是持相同的观点，对“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持肯定态度。
比如著名学者郭根山、刘玉萍就认为，尽管那时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低于经济增长幅度，但生活水平还是大大提高。
从1949年-1978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年均递增了8.2%，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即使同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也可以一较高下。
同时，在计划经济的主导下，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工业门类齐全程度首屈一指。
当然，也有部分经济学家采用国际流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前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这种衡量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全面、客观反映毛泽东时代（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情况。
第一，“GDP”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适用的经济制度只在私有制国家有效。
其次，这种评价方法关注的是国民收入的货币价值形态，而不是实物产量形态。换句话说，是以货币化的方式，呈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而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货币这个东西，可滥发，可回流，很难说反映真实的经济情况。
最后，毛泽东时代我国使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为MPS）来进行国民经济核算，不计算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事业、生活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经济。
“GDP”衡量体系则包括了上述部门的经济增长，两种不同体系的衡量方式，必然会带来误差。
因而，采用GDP指标衡量毛泽东时代经济增长存在很大的缺陷，有可能低估“前三十年”的经济增长。
为此，经济学家周绍东、曹席两人构建了一个基于实物指标的数学模型，比较了苏联、美国、印度、中国四个国家。
通过复杂的计算得出，在“前三十年”，中国农业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84%，工业为22.78%，商贸流通业为11.69%，经济总量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0.80%，远远高于印度10%。
如果采用GDP指标，则从1949-1978年复合增长率只有6.44%，两者相差甚远。显然，用GDP衡量体系严重低估了“前三十年”的经济增长。
这一点也很好理解，1949年，中国刚摆脱战火，处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一切都百废待兴，经济增长高是符合一般规律的。
只要国内不出现大的动乱，不影响国家正常的生产活动，经济增长是必然的趋势。一来中国人勤奋肯干，二来中国从苏联获得了一定的工业援助，虽说被美国制裁，但也不至于原地踏步。
反观印度，则是一言难尽，其经济增长很长一段时间，都停滞不前，这才是值得诡异的地方。
光是中国学者为“前三十年”辩护，未免显得有些自吹自擂。
不过美国经济学者，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谢淑丽对中国经济也有类似的观点。
她曾于1971年见过周总理，还曾担任克林顿政府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在谢淑丽《中国经济的改革逻辑》一书中，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离不开“前三十年”的奠基作用。
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实际上很大原因要归功于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制度设计。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迈斯纳也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代，为中国的现代化筑好了基石。
他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一书中论及毛泽东时代的遗产的章节写道：“从1952年到1977年，中国工业产量以年均11.3%的速度递增；在毛泽东主政期间，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
同时，迈斯纳也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一些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成就很难用经济数据体现，比如建立了完善的教育体系、医疗保健体系。
人均寿命也从建国初期的三十多岁，提高到1978年的70岁。
赞同此观点的，将这一经济政策称为“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
结语：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经济政策有错误、有瑕疵，但不能一棍子打死，更不能造谣毛泽东时代经济崩溃。
无论如何，在教员的带领下，中国走出了混乱，建立了秩序，完善了法治，更让中国完成了初步工业化。
这一点，应该成为共识，也应该是不变的真理。
参考资料
《毛泽东经济遗产：同一套数据的不同解读》 BBC中文 王戎
《“前三十年”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基于实物指标的经济增长指数研究》
经济思想史研究 2021年第三辑
《中国经济改革前后三十年的内在政治逻辑—从谢淑丽的解读谈起》 刘元贺 孟威
《中国军费：涨跌中解码解放军七十年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