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行将覆灭之际，辜鸿铭以英文创作了一部著作，书名为《中国的牛津运动》，它的中文名字叫《清流传》。
书中，他把清帝国的翰林院比作英国牛津大学，将同光时期的清流运动比作19世纪中期天主教复兴运动。他称要讲述为中国文明事业破釜沉舟的故事，还表示苦战三十年事业已失败。他战斗时以已故大臣张之洞为将领，两年前在北京初见张之洞，张已满心失望，只想着让投降条约条件别太苛刻。
辜鸿铭笃定又略带失落，觉得欧洲现代主义的物质文明正让一切走向毁灭，唯有东方文明能将其拯救。但遗憾的是，传统已渐渐消逝，偌大天地里，只剩他形单影只地期盼着那看似难以企及的胜利。
▲辜鸿铭。图片来源：网络
啥叫“清流”呢？简单说就是“高尚引领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评判标准，而这些标准都得以儒家道德作为衡量依据。“清流”可能是真君子，也可能是伪君子，不过他们得能代表多数读书人的看法。
光绪初年那会儿，黄体芳、宝廷、张佩纶和张之洞四人被称作“翰林四谏”。他们秉持“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的原则。就跟过去一千年里清流们做的一样，他们敢于弹劾飞扬跋扈的权臣，也会直言规劝失职的君王。
洋务运动期间，有先见之明者为让国家富强，不得不摒弃旧法。朝廷打算兴建铁路轮船，清流们忧虑“捷径开启”会夺百姓生计，使依赖旧经济的民众陷入困境，有违恤民理念。湖北巡抚奎斌发现，轮船通航后，民间谋生路被占，江河船只大减，失业者众多，襄樊行店关门、车户歇业，惨状目不忍睹。
1889年，张之洞到任湖广总督，汉口自此踏上工业化征程。彼时的汉口热闹非凡，人群熙攘，机器运转声隆隆作响，宛如激昂乐曲，那些不和谐的杂音都被这宏大的气势所掩盖。
光绪末年，张之洞为慈禧太后办寿庆，“军界学界奏西洋乐曲，唱新编爱国歌”。人群里，辜鸿铭却直言：“到处都在唱爱国歌，没听人唱爱民歌。”他马上编了《爱民歌》：“天子万年，百姓掏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好在有张之洞护着，犯大不敬之罪的辜鸿铭才没被问责。
张之洞相关图片。图片来源：网络
实际上，从过往种种来看，辜鸿铭与清流派秉持着一套理念，而张之洞在行事和观念上，早已与他们分道扬镳，不再是同一类人、同一路人了。
西方列强用武力让中国落败，作为帝国大臣，张之洞心生敬畏与动摇，最终认可了西方的力量。1889 年他担任湖广总督，到 1907 年奉调进京入参军机，在湖北开启 18 年政治生涯（含两度暂代两江总督 1 年零 8 个月）。他主政时，湖北修铁路、建厂矿、办学堂，还设电话局等。
洋务运动因时局变化而兴起，把推崇人才放首位，这使得功利主义泛滥。张之洞清楚“近年那些略懂洋务的，大多是谋私利之人”，可追求物力只能妥协。有个故事，甲午战后众人弹劾盛宣怀，朝廷让王文韶和张之洞处理。盛宣怀贿赂王文韶，对张之洞则提出：“若免我罪，愿出钱补汉冶铁厂和纺纱织布局亏空。”张之洞欣然重用他。
编练新军也是对物力的追逐。中法战争那会，张之洞觉得中国军队就是武器和技战术不行，稍作整顿就能赢。甲午战后，他深知日本胜在“用兵学西方”，中国得“摒弃旧法，另辟蹊径”。当时德国陆军最强，两江总督张之洞仿德制建江南自强军，2850人。招16 - 20岁江南、安徽土著，经西医体检。后他回任湖广，自强军交刘坤一，带走500精兵组湖北护军。
1897年，德国人强行占据了胶州湾，这一事件让张之洞内心泛起波澜。他认为，中国可联合英国和日本，共同制衡俄国与德国。就在这时，日本主动示好，明确表示愿意协助中国进行军事训练。
张之洞曾称，自己任职时买炮，大炮选克虏伯，快炮选格鲁森，这俩都是德国军火大公司。1902 年英国在华军官报告显示，湖北新军装备德日混杂。步兵军官有日本训练佩刀和德国实战佩刀，优秀军士获日本刺刀，步枪有德国毛瑟及仿制品，德制水壶工兵铲，日制背包行军锅。1906 年彰德秋操前，张之洞至少从日本订购野山炮、手枪等诸多物品。
1898年，张之洞聘请了两名日本参谋本部部员当翻译，这拉开了近代中国聘用日本军人的序幕。统计显示，到1907年张之洞卸任湖北总督时，湖北至少聘请39名日本军人，有21名军官、12名准尉与军士及6名文职军人，主要负责译军事书籍和教学。1902年，访武昌的日本人发觉，湖北新军训练从德式渐变为日式。
1898年，张之洞往日本派遣考察团与留学生。他还称，只要日本肯接收，学费随意定。此后，军事留学生持续前往日本，即便武备学堂毕业的，也会去日本深造。如张之洞看重的黎元洪、张彪等，都多次赴日考察。
图片展示的是黎元洪。这张关于黎元洪的图片来源于网络。
练兵处成立后，打算从湖北调10个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进京工作。张之洞很不高兴，跟袁世凯抱怨：“这些年湖北派学生去日本学习，花了大量财力、心力，要是都不让湖北用，太不公平了。”经过一番协商，最终中央调走5个，湖北留下5个。
上述一系列事实均表明，张之洞期望借助学习日本模式，达成军事近代化的目标。他将日本模式视为借鉴样本，力图以此为路径推动自身军事领域迈向近代化发展。
清末推行新政之际，朝廷发出相关号召，张之洞积极响应，着手筹备组建常备军，以顺应新政发展的需求，为新政在军事方面的实施贡献力量。
那时，武汉有步队20营，马队、炮队、工程队各1营，总计7600多人。湖北常备军以各营为底子，整编为2翼28营。1904年，张之洞参照北洋军整顿新军，改成全军两镇，有步兵4协12旗48营、骑兵4营等，加营务处和军乐队，共20625官兵。但湖北财政难负庞大军队，张之洞只得“减练”，炮兵、工兵全练，步兵、骑兵先练部分，辎重兵先练一半。
《清史稿》有载，1907年张之洞离鄂之前，湖北新军第8镇有士兵10502名、军官702名，第21混成协有士兵4612名、军官288名，全军总计16104人。在缺乏中央支持的状况下，能有这般规模相当厉害。
张之洞对湖北练兵成效颇为自得。他曾表示，自丙申年起，湖北便摒弃旧习，采用西法练兵。如今湖北陆军，连东西洋人看了都称其在各省中名列前茅。当时人们大多觉得，湖北新军在南方实力最强，全国范围内仅逊于北洋新军。
然而，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存在着较大差距。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陆军部派人到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省份校阅新军。段祺瑞部下徐树铮得知后，申请南下考察并获批准。徐树铮自幼痴迷兵法，庚子事变后投袁世凯，因与接见者交谈不顺离开，后获段祺瑞赏识成幕僚。
徐树铮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南下考察，回来后把考察中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报告呈给段祺瑞。从这份报告里，我们能够知晓湖北新军的某些具体状况。
陆军第八镇统制官张彪在治军方面没啥突出成效，辜负了张之洞的信任。和人才众多的北洋军官相比，湖北新军明显存在将才匮乏的问题，在军事人才储备上远不及北洋。
这些军官背景多元，有的是留日、留德的士官生，有的毕业于湖北讲武堂、湖北武备学堂，还有从行伍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大多是湖北人，乡土观念重，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相当团结。
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兵哥哥们身体素质那叫一个棒，一个个“体格强健，行动间透着勇往直前的气势”。而且他们军纪超严，在纪律方面，可比第八镇的表现强多了。
由于和湖北枪炮厂有紧密关联，湖北新军在装备方面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弹药储备十分充裕。相比其他省份的军队，湖北新军在这方面展现出明显优势。
走进营房，眼前呈现出一片整洁有序的景象。地面不见一丝杂物，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而且室内空气十分流畅，没有丝毫憋闷之感，让人感觉格外清爽舒适。
日常训练状况堪忧，纪律松散，常有士兵走神偷懒。第八镇士兵的瞄准动作堪称离谱，统计射击后子弹消耗速度还特别慢；第二十一混成协士兵瞄准也毫无章法，高低左右全没个准头。而且两军射击后都存在弹壳丢失的情况。
战术训练情况不佳。步兵队伍在散兵线战术运用上杂乱无章，毫无条理。骑兵士兵骑术欠佳，甚至出现一人坠马伤到胸部的状况。劈刺技术也未达标，士兵就像拿着竿子相互扑打，距离真正合格的刺枪技术还差得远。
军事演习中各方态度敷衍。攻守双方都没什么战斗意志，官长带着兵嬉闹。各队露营时甚至全队熟睡，连岗哨都不设。战斗结束，士兵们仨一群俩一伙慢悠悠进城，活像打了败仗般狼狈。有人敞开衣襟扇扇子，有人把枪当扁担挑东西，还有人躺在城门下吃瓜乘凉，有的官长让士兵挑背包，自己拄着指挥刀慢悠悠踱步。
于是，当陆军部校阅员在宴会上对第八镇赞不绝口时，徐树铮并不买账，他觉得校阅员那些夸赞不过是逢场作戏的场面话罢了，并非出自真心认可。
湖北新军落到这般境地，或许和张之洞离任脱不了干系。徐树铮察觉到，清政府拖欠陆军第八镇军饷约140万两，亏得统制官用自己的钱维持。湖广总督瑞澂就知道抱怨，对编练新军没一点积极性。第八镇都这样，其他省份新军的状况也就不难想象了。
徐树铮相关的图片，其来源为网络。
李鸿章大半辈子投身洋务，自称“从不空谈，只脚踏实地做事”。袁世凯可算他这一风格的继承者。反观张之洞，虽说现实里实事实功屡屡盖过义理道德，可儒家思想的余音始终在他内心萦绕不去。
袁世凯跟慈禧一样，是个超务实的政客。他打小在军事官宦家族接触兵法，后投吴长庆军营正式参军，甲午战后获督练新建陆军之权，凭手中重兵成了权倾朝野的人物。很明显，他练兵就是为拿军权换政治权势。这种“有才无德”的人，善加管控，适合推动革新。所以张之洞曾荐他，说他“最懂军事”，能“一心练军”。
张之洞热衷于练兵，其目的在于保家卫国、延续种族以及守护教义。在他看来，军事改革不过是一种“技术”革新，一旦掌握这些“技术”，儒家文化的精髓便能得以留存。
由于张、袁二人性格各异，南北新军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不同的性格特质，让两支新军在各个方面都展现出明显差异，各自有着独特的表现与状态。
首当其冲的是文化领域。文化在诸多方面有着独特的影响力和价值，它涵盖了艺术、传统、习俗等众多元素，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袁世凯曾言，西方民众皆懂军事，士兵也都有学识，类似古代寓兵于民之制，只是他们更专精，所以军事技艺精湛。张之洞也表示，西方军队里人人识字、懂算数、会体操、能绘图。二人都觉得西方军队强在士兵有文化。但北洋军征兵看重身体素质，士兵多不识字。张之洞更看重文化，其《湖北练兵要义》首条就要求一半入营士兵识字。
不少人觉得，袁世凯对士兵进行愚化教育，让北洋军心中没国家，只知“袁宫保”，这话只对了一半。练兵时，袁世凯算得上“淮军余孽”。他一方面用西方技术装备提升新军战力，一方面用忠义文化武装士兵头脑。他效仿曾、李，给士兵灌输“忠君、爱民、亲上、死长”理念，还以功名利禄拉拢，表现好就高官厚禄。
清廷期望把新军打造成言听计从的“忠臣义士”。在这样的军队里，听从长官指挥、遵循上下尊卑的秩序，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是军队应有的一种状态。
张之洞虽强调报君恩，但不想把新军当纯粹工具。他期望士兵明白家国大义，便在《军歌》里多次提及：我国文弱遭人耻笑，不自强必被瓜分；印度地大却沦为奴隶，日本小岛能威震强国，因其人心凝聚。这番话对图厚饷者是对牛弹琴，对能读写青年则不同。
湖北新军军官蓝天蔚曾感慨，那时军人的见识、作用和本事里，压根没把“国家”二字放心里，所以咱们民族才历经数百年灾祸。没国家认同，士兵就没战斗力。国家认同咋来？清廷能担此任吗？若不能，又会怎样？
在众多湖北新军军官里，吴禄贞的经历堪称典型。1896年，他凭借“略通文理”成了工程兵，后入湖北武备学堂，结识孙武、蓝天蔚等有志青年。1898年，他公费赴日学军事，结识孙中山、康有为等，萌生革命想法，还参与自立军起义。1902年回国，张之洞爱才未罚，将他收用。他还组织学生参军，开“秀才从军”之风。
▲这是吴禄贞的图片，图片来源为网络。
吴禄贞能在湖北掀起波澜，与张之洞对局势控制的力不从心密切相关。这种情况形成了南北新军的又一差异，即湖北这边因管控不力使得局势有别样变化，而这便是南北新军第二个不同点。
若想掌控一支军队，光“训兵”远远不够，关键还得“控将”。北洋系军官背景单纯，一类像张勋、姜桂题出自淮军，一类如段祺瑞、冯国璋等来自天津武备学堂。武备派是袁世凯嫡系，掌控北洋六镇和练兵处，他借此掌控北洋军。张之洞兼收人才，人员复杂，难做思想控制，社会思潮易流入军中。
练兵处刚成立时，军官缺口大，袁世凯很乐意留日士官生加入练兵，像湖北的吴禄贞等就在其中。不过，武备派和士官生政治立场不同，注定难以齐心。就算是北洋送出去留学的士官生也一样。像华世忠等三人有“北洋小三杰”之名，回国后却不受重用，只能当教官，杜幼泉还因失意投湖自尽。
吴禄贞曾发牢骚，北洋系看似重用他，实则不给他实权，只让他编写军事教材。后来，清廷打算打压北洋系，那些不愿屈居人下的士官生有了出头之机。他们和满清亲贵联手，对北洋系发起挑战。那时，陆军部打算用士官派逐步替换袁旧部武备派军官，练兵处也多是士官生。
然而，北洋系根基着实深厚。袁世凯扩军如同“细胞分裂”，队官以上官阶由下级军官逐级保升。如此一来，袁世凯嫡系稳占要职，人人又有升迁机会。革命人士进北洋军，不倚派系会被当异类排斥。1910年，吴禄贞任北洋第六镇统制，想改造旧军成劲旅，却遭“小站旧人”阻挠，指挥不顺，愤留北京不问事。
毋庸置疑，袁世凯主要在制度范畴拓展自身势力，宛如依附血管的吸血虫。高额军饷既能养军，也能收买人心；重用武备派既能集权，也能培植私力；搞忠义教育既能倡导报国，也能让人报恩。新军要对清廷和袁氏尽忠，若袁对清廷效忠有变，北洋军对清廷的忠诚就会有危机。
张之洞对湖北新军的掌控远不及袁世凯。他在湖北经营近十八载，可一离开，湖北局势骤变。继任者赵尔巽把制度全改了。此前张之洞看重士兵文化素质，他走后几个月，就有军官建议赵尔巽添练新兵不用读书人，张之洞只能惊愕。连他都控不住军队，平庸继任者更没办法，军队下层一变，局势就难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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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十年，张之洞的一些举措催生了他不愿见到的结果，真是事与愿违却又无计可施。儒者重义轻利、重道轻器，如此很难谋求富强。辜鸿铭曾指出张之洞心理：想舍理讲势怕入小人之道，便想出两全法，为国求功利，为人少讲功利。这“中体西用”看似调和，实则割裂。
当外患日益逼近，人们往往会先着眼于救亡图存，之后才会考虑“保教”与“文化竞争”，功利主义会逐渐主导人们的思想。国家可能会以“富强”为幌子，大肆干预民间事务，搜刮钱财以编练新军；而儒学若摒弃了伦理，也就不复存在了。
不管儒学如何进行调和，好像始终难以跨越近代这道坎儿，而这恰恰就是张之洞的悲剧之处。他试图借儒学在时代变迁中找寻出路，却因儒学在近代的困境而难有作为，终陷入这般无奈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