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中国，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横空出世，作者是南京大学的哲学教师胡福明。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像往平静的湖面扔了一块大石头，激起了全国上下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看到这篇文章，火气不小，说它是“砍旗之作”，觉得这是在动摇党的思想根基。

那么，这篇文章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汪东兴的反应又说明了什么？

那时候，特殊时期刚结束没多久，国家百废待兴。当时的领导层想稳住局面，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一块儿发了个社论，叫《学好文件抓住纲》。

这社论里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咱们都得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咱们都得老老实实照着办。

按这个说法，谁要是想反思过去的事儿，调整点政策，那就成了对毛主席不忠。社会上看着风平浪静，其实底下早就憋着一股气，大家都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得变变。

就在这时候，胡福明站出来了。他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师，平时研究马克思主义，脑子里装的都是怎么把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

他一看“两个凡是”这套说法，觉得不对劲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得跟着实际情况走啊，怎么能啥都照着老框框来呢？他心里琢磨着，得写点东西，把这事儿说清楚。

胡福明不是那种愣头青，想干啥就干啥的人。他决定写这篇文章之前，心里可是翻江倒海了好一阵子。那年头，公开反对“两个凡是”这种官方调调，风险可不小。

胡福明自己后来回忆过：“想到要拨乱反正，要搞现代化，就觉得得批‘两个凡是’；可一想到这有多危险，就有点不敢下手。反反复复想了一个多月，觉都睡不好，最后咬咬牙，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得写。”

他为啥这么纠结？因为他自己也在特殊时期里吃过苦头，知道政治这东西碰不得有多狠。可也正因为吃过苦，他更清楚，国家要往前走，不能再被老一套绑住手脚。

1977年7月底，他终于下定决心，在妻子住院的几天里，陪着床一口气写下了八千多字的初稿，题目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文章的核心就一句话：真理不是谁说了算，得靠实践来检验。政策也好，理论也好，都得拿实践试试看，行不行才知道。

胡福明写完初稿，没急着到处嚷嚷。他知道这文章敏感，弄不好就是个雷，所以先寄给了《光明日报》理论部的编辑王强华。王强华之前约过他的稿，算是熟人。1977年9月初，文章寄过去了，之后就没了音讯。

直到1978年1月19日，他才收到回信和清样。王强华在信里说：“你想说啥我们明白，这文章肯定要用，但得改改，别让人觉得马列主义过时了。”胡福明琢磨了一下，觉得没啥过时的问题，补充了点内容又寄了回去。

接下来的几个月，文章改了好几轮。他和编辑部靠邮局来回寄稿子，手写修改，寄来寄去，折腾了五六次。那时候没电脑，啥都得靠笔写，效率低得要命，可每改一次，文章都更扎实。

到了1978年4月，事情起了变化。《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看到这稿子，觉得是个大活儿，不能随便发。他把文章从“哲学”专刊撤下来，打算当重头戏推出去。

4月13日，杨西光找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胡福明，还有编辑马沛文、王强华，开会讨论怎么改。当时中央党校也在弄一篇同题文章，受胡耀邦启发，想用实践检验党史上的路线问题。

杨西光一拍脑袋，决定把两边力量合起来，把这文章打磨得更牛。改稿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杨西光还在标题里加了“唯一”俩字，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俩字一加，意思更硬气，直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

最后，文章在1978年5月10日先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了出来，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登了，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新华社当天转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也跟上。这文章一出来，全国炸了锅，讨论的浪潮挡都挡不住。

文章一发，社会上的反应两极分化。不少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觉得这话说到了心坎上，痛快得很，像是一棍子敲醒了教条主义。可也有很多人坐不住了，觉得这是在捅马蜂窝。中央高层里，汪东兴就是带头反对的。

汪东兴当时是政治局委员，管着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工作，是毛泽东的老部下。他一看这文章，火气就上来了，说这是“砍旗之作”，意思是这文章在砍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动党的根。

他在会上公开批评：“这文章是在砍旗，对毛主席不敬！”他这态度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觉得这文章太冒险，会把思想搞乱。

华国锋呢，作为中央主席，态度没那么激烈。他在会上说：“理论问题关系党的根基，得慎重。”这话没明着反对，也没支持，透着点骑墙的味道。中央内部这时候其实挺复杂的，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算盘。

汪东兴这么一闹，胡福明和《光明日报》的人压力山大。

好在胡耀邦站了出来。他当时是中央党校副校长，看文章时就觉得这东西有分量，说：“这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跑不了，争得好，根儿就在‘两个凡是’。”他不光审定了稿子，还定了先在党校内部发，再公开推的策略，稳扎稳打。

文章出来后，胡耀邦没停手，在党校组织讨论会，鼓励大家放开思想，实事求是。这股风吹出去，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就热起来了。胡耀邦这把保护伞，算是给文章保了驾护航。

1978年6月2日，邓公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旗帜鲜明支持文章的观点，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两个凡是’反马克思主义。”

这话一出，汪东兴他们的反对声就弱了下去。邓公还强调，任何理论都得实践检验，这不光是给文章背书，更是给思想解放点了把火，为后来的改革开放铺了路。

邓公一开口，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彻底炸开了。从1978年5月到12月，报纸、杂志、电台全是这话题。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士兵，啥人都有份儿。

到了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会上说，这场讨论“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有深远意义”。这次会把国家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大门就这么开了。

1982年胡福明去了江苏省委宣传部当副部长，后来干过省委常委、党校校长、省社科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2001年退休后，他也没闲着，还在关心国家大事。

2018年，他被评为“改革先锋”，表彰他在真理标准讨论里的功劳。他自己说：“文章的观点不是我发明的，很多哲学老师都明白，我就是在关键时候写了出来，没想到影响这么大。”

这话谦虚，但没他那份胆识和眼光，这文章哪能挑起这么大的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