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 64 岁了，每月能领着七八千的退休金，日子过得平静又惬意。每天在小区里遛溜弯，和老伴一起看看花、晒晒太阳，这样的生活，放在三十多年前，我是想都不敢想的。那时候，我还只是个整天在地里刨食的庄稼汉，谁能料到命运会有如此大的转折呢？

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家里孩子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大哥，下面是三妹和小弟。我们家的衣服总是补丁摞补丁，大哥穿过的衣服给我，我穿旧了再给三妹和小弟。记得有一年冬天，特别的冷，我和大哥只能轮流穿着一件棉袄去上学，一个上午，一个下午。

大哥总是把棉袄让给我，说他不冷，可我明明看到他的嘴唇都冻得发紫了。后来，家里实在供不起两个人读书，大哥便主动辍学了。看着他那日益佝偻的背影在地里劳作，我的心里满是愧疚和无奈。

那时，村里来了个知青李老师，他整天抱着一堆书，村里人都笑话他装斯文，可我却打心底里羡慕他。我常常想，要是我也能像他一样，读很多的书，识很多的字，是不是就能走出这片土地，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每天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我总会望着远处，看着不时呼啸而过的大卡车，心里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我不想一辈子都被束缚在这片土地上，我渴望着能有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终于，在我十六岁那年的初冬，机会来了。大队的广播里通知，征兵的首长来了，符合条件的适龄青年要到大队部集合。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猛地一颤，扔下手里的柴火就往家跑。

我冲进家门，对正在劈柴的爹说：“爹，我想去当兵！”爹的手停在了半空中，斧头上的木屑缓缓飘落。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说：“去吧，总比在这地里刨食强。”

1979 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我穿着村里唯一的一套新衣服，站在了大队部的院子里。征兵首长看着我的档案，又瞧了瞧我结实的体格，点了点头。

当时，我们公社就只有两个名额，却有二十多个年轻人报名，我能被选中，真觉得是老天爷眷顾。体检的时候，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生怕自己哪里出了问题，被刷下来。

临走的那天，全家人都来送我。娘红着眼圈，把一个包袱塞到我手里，说：“里面是你最爱吃的红薯干，我熬了三天才晒干的。”大哥拍着我的肩膀说：“二弟，到了部队好好干，别给咱老李家丢人。”

三妹和小弟抱着我的腿，哭着不撒手，我蹲下来摸摸他们的头说：“等哥立了功，就给你们带好吃的回来。”坐上拉兵的卡车那一刻，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庄和家人，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到了吉林的某部队，我被分到了汽车连，成了一名汽车兵。刚开始的日子真的很苦，东北的冬天比家乡还要冷，每天早上五点就得起床，去把车库里的十几辆大解放活动活动，手常常被冻得失去知觉。

但我从不叫苦，因为我知道，这总比在地里干活强多了。记得第一次开车的时候，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教导员坐在副驾驶，一边指导我，一边鼓励我说：“小李，别怕，慢慢来，你一定行！”在教导员的鼓励下，我渐渐放松下来，开始熟练地驾驶。

连队每月都会组织野外拉练。有一次，我开着大解放走在山路上，车轮不小心陷进了烂泥地里。其他人都说得找拖拉机来拉，可我偏不信这个邪。我仔细研究了一番，用石头垫在轮胎下，又找来树枝铺路，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车开了出来。从那以后，连长总是夸我有股子不服输的劲。

1983 年深冬的一个夜晚，零下三十多度，风夹着雪花呼呼地刮着。我正在通铺上睡得香，突然被紧急集合的哨声惊醒。连长急促地喊道：“边防哨所被大雪封住了，断了给养，必须连夜送物资去！”

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站了出来，大声报告：“我去！”说实话，我心里也害怕，可一想到边防的战友们正等着物资，我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开车出去的时候，天漆黑一片，只能靠着车灯在风雪中摸索着前进。副驾驶上的通信员小张，一直用步话机和哨所保持联系。

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气，车都快发动不起来了，我不得不每隔一段时间就停车，用开水浇发动机。山路本来就难走，再加上厚厚的积雪，车轮直打滑，有好几次都差点翻下山崖。我的手冻得几乎没了知觉，但还是紧紧地握着方向盘。小张在旁边劝我：“老李，要不咱歇会儿吧？”我咬咬牙说：“不行，哨所的战友还等着咱们呢！”

开了将近二十个小时，天渐渐亮了，可暴雪丝毫没有停的意思，能见度不到五米。就在这时，车轮又陷进了一个雪坑里。我和小张跳下车，在冰天雪地里挖了整整两个小时，手上的皮都磨破了，才把车弄出来。就这样，在风雪中开了三十六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哨所。看到战友们饿得发青的脸，我这才感觉到浑身的疲惫。那一刻，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是军人的责任。

因为这件事，我被评为优秀士兵，还立了功。我本以为这样的军旅生活会一直继续下去，可 1985 年的那场大裁军，改变了我的计划。接到转业通知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六年的军旅生涯，我早就把这身军装当成了自己的第二层皮肤，真的舍不得离开。

回地方的第一站是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老战友赵强。他还是老样子，圆圆的脸，笑起来露出两颗大门牙。“老李！”赵强一把抱住我，“咱俩可真有缘分，竟然同一天来报到！”赵强家里的条件比我家还差，上有老下有小，这些年，他省吃俭用，一直给弟弟妹妹寄钱读书。

领取安置证明的时候，我被分到了肉联厂，这可是个人人都羡慕的好单位，那时候肉票紧俏，在肉联厂就不愁买不到肉。我心里正高兴呢，却看到赵强的脸色不太好。原来，他被分到了卷烟厂，工资比肉联厂低，而且他家已经给他说了个对象，人家就指望他能分个好单位。

“老李，咱俩换换呗？”赵强一脸期待地看着我，“你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说实话，我心里也有点舍不得肉联厂。可一想到这些年赵强对我的照顾，再看看他那愁眉苦脸的样子，我一咬牙说：“换就换吧！反正都是国企，能有多大差别？”

回家后，爹知道了这事，气得打翻了饭碗：“你这孩子，咋这么实诚？那肉联厂多好的单位啊！”娘也在一旁抹着眼泪。可我觉得，能进国企就不错了，而且帮了赵强这个忙，我心里踏实。

进了卷烟厂，我从最基础的工序做起，每天在生产线上装烟丝，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手上全是烟草的味道。为了多学点东西，我经常加班到深夜，研究机器的构造和运转原理。

说来也巧，我在部队学的修车技术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有一次，卷烟机突然出了故障，整条生产线都停了，厂里请来的师傅看了半天也没找到问题。我凑过去瞧了瞧，发现是传动轴的固定螺丝松了，三下五除二就给修好了。从那以后，厂领导对我另眼相看。

九十年代初，烟草行业开始专卖改革，我们厂的效益越来越好，不仅工资发得准时，年终奖也比其他厂子高出不少。

我也在厂里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走，从普工到班组长，再到车间主任，每次提拔，我都小心翼翼，生怕自己做不好。好在部队里养成的作风帮了我，我总是冲在前面，干在最后。慢慢地，连厂长都经常找我商量工作。

1996 年，我被提拔进了厂领导班子。开第一次会的时候，我坐在那里，浑身不自在。厂长拍着我的肩膀说：“老李啊，就是要像你这样，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干部！”可就在这时，我听说赵强那边出事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肉联厂的效益越来越差，每个月都发不出工资，工人们怨声载道。

赵强找到我，满脸愁容：“老李，现在厂子都快散架了，我可怎么办？”看着曾经的老战友，我心里一阵难受。当年要不是他，我可能现在也和他一样。我二话没说，就帮他联系了其他工作，虽然工资不如从前，但好歹有了个着落。

如今，我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拿着七八千的退休金，生活过得很滋润。赵强有时候也会来我家串门，我们就坐在院子里，喝着茶，聊着过去的点点滴滴。“老李，你说咱俩当年那一换，怎么就换出这么大的差距来？”

赵强常常感慨地说，“要不是你帮我介绍工作，我现在还不知道混成啥样子了。”我笑着摇摇头：“这话说的，当年要不是你，现在过得舒坦的可能就是你了。命运这东西，谁又能说得准呢？”

前些日子，我和老伴一起回了趟部队，站在熟悉的训练场上，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人生就像一盘棋，每一步的选择都可能影响全局。曾经，全家人都觉得我傻，放着肉联厂不去，非要和人换。可谁能想到，这个看似“傻”的决定，却让我避开了后来的下岗潮。

人这一辈子，真的很难说哪个选择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就像我和赵强，起点相同，却因为一个简单的决定，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无论命运如何变化，我们之间的友情始终没变，这或许才是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我很知足现在的生活，有老伴的陪伴，有朋友的情谊，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