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天，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此时的周恩来一面要在医院当中养病，一面要准备作《政府工作报告》，忙得不可开交。

然而，当他得知人大代表陈永贵赶到北京后，却突然打起了精神，要求无论如何也要见到陈永贵一面。

得知总理要见自己，陈永贵不敢怠慢，连忙赶到周恩来所在的医院。

可没曾想，在见到陈永贵以后，周恩来开口就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这次找你来，是安排你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你怎么看？”

从村官到总理，陈永贵只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而陈永贵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在于，他所担任的村子，名字叫做“大寨”。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寨村一直都是附近乡镇里有名的“穷乡”。

大寨村位于山西省太行山深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山上土地贫瘠且多石。

解放初期的大寨只有约800亩耕地，64户人家，190多口人，虽然人均4亩地，但由于连年欠收，甚至连自给自足都难以做到。

当时大寨村人，吃的是杂粮，住的是土窑，毫不夸张的说，想要外出讨个老婆都没人愿意。

1952年，陈永贵担任大寨支部书记，面对着一贫如洗的大寨村，他敲定了“农业改造”计划，决心用十年的埋头苦干，彻底改变大寨贫穷落后的局面。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陈永贵明白，大寨村最大的问题在于土地条件恶劣，其气候并不算差，只要解决土地问题，那么便能够保证粮产。

在之后的日子里，陈永贵身先士卒，带领着大寨村民用扁担挑土，在山上开沟造地。

为了能够使得山上土地肥沃起来，陈永贵还带领村民修建蓄水井，用秸杆和农家肥改良土壤，在他的努力之下，大寨村的粮食产量开始逐年上升。

陈永贵上任初期的大寨村，平均亩产只有200 斤左右，但是到了1959年，大寨村的实际粮产已经飙升到了将近七百斤。

大寨村的惊人转变轰动了全省，当年的陈永贵还受到了省级表彰，并且作为农民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出席了建国十周年庆典。

在取得成绩后，陈永贵继续投入到农业建设上，在现有基础上不断的进行巩固，增强大寨村的基础。

1963年，是大寨村建国以来最为艰苦的一年。

先是在春播之际，遭遇了涝灾，紧接着在夏天遭遇了洪灾，到了八月份，甚至还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雨，整个大寨村有上百条石坝被冲垮，近200间窑洞房屋倒塌，几乎沦为一片废墟。

但陈永贵没有气馁，他积极号召村民展开自救，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陈永贵和村民们开始加班加点的劳作。

在这场动员里，从学生到老人，全部动员了起来，平整土地，修建房屋，整个大寨村一片埋头苦干的景象。

最终，在他们的努力下，大寨当年秋收实现了亩产704斤的傲人成绩，整个1963年，大寨村非但没有向国家要过任何援助，反而还交纳粮食24万斤。

除此之外，在此次大修建中，大寨村还新建上百间石窑新房，彻底告别了土窑，在民生上取得瞩目成就。

可以说，陈永贵和大寨村完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很快，陈永贵和大寨村再一次作为先进事迹被媒体报道，甚至就连毛主席也发出了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提出后，陈永贵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全国名人，再后来，他被授予诸多荣誉，被各地邀请进行演讲。

他甚至可以脱稿一口气讲数小时不打绊，讲话也生动接地气，听众几个小时听下来，从没有人打过瞌睡。

有一次，作家赵树理听了陈永贵的讲话，颇为佩服：“陈永贵的讲话虽然没有那么多引经据典，但却处处都是辩证法。这让我很惊讶，惊讶之余更多的是钦佩，陈永贵了不起！”

1964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七十一岁生日时，陈永贵被邀请入席。

毛主席的生日宴会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房间里举行，来到这里，陈永贵着实吃了一惊，现场只有三张桌子几十个人，除了周恩来以及一些国家干部以外，便是毛主席的亲人，唯独自己像个“例外”。

更令他惊讶的是，在进屋后，毛主席竟招呼他坐到身边。

席间，或许是看到陈永贵手足无措，毛主席开了个玩笑，对陈永贵笑道：“你可是个农业专家哟。”

听到这话，陈永贵愣了愣神，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山西人，毛主席一口湖南方言，他怎么也听不懂，只好跟着点头。

有人看到这一幕便向他翻译：“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

陈永贵听了立马涨红了脸，连忙摇头：“不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看到他的这一反应，包括毛主席在内的所有人笑作一团。

虽然陈永贵出了名，但是他的心思始终放在大寨村里，从北京回来后，他继续带领着村民翻山运土。

他的这种淳朴让毛主席颇为喜爱，1967年五一劳动节庆典上，时隔3年，毛主席再次邀请陈永贵登上天安门。

等到见面时，毛主席亲切的拉住了陈永贵的手：“永贵好！永贵好！”

这一幕被当时的记者拍了下来，“永贵好！永贵好”这六个字也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封面，陈永贵这个名字再一次风靡全国。

随着呼声越来越高，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中央有意将陈永贵从基层拉上来，出席国务院副总理。

当从周恩来的口中得知这一消息以后，陈永贵被吓了一跳，连忙以文化水平较差推脱。

但周恩来态度却异常坚定：“永贵，你是不是个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

就这样，在此次大会上，陈永贵最终当选副总理，在12位副总理当中，排名第7位。

陈永贵担任副总理后，分管的是农业方面的工作，他毛主席提出，自己1/3时间到全国调查、1/3时间回大寨务农、剩余1/3时间留在中央工作，受到了批准。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上，还对陈永贵说：“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

虽然当上了副总理，但陈永贵仍保持着清贫，在当时，副总理的月工资高达四百元，但陈永贵从来没有向国家领过一分钱。

陈永贵在大寨也是有工分的，每年秋后大寨村收获给村民分粮食，他都要托人专门把自己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兑成粮票。无论是在北京的干部食堂，还是外出视察，陈永贵都坚持自付粮票。

陈永贵的工分不低，如果单顾自己一家人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作为副总理，陈永贵经常要接待外来学习的地方同志，这也就使得一家人的口粮往往到月中就断了顿，每次到了后半个月，陈永贵就带着一家人改吃杂面，日子过得颇为拮据。

当时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曾经劝说过他不要那么“傻”：接待外地同志国家是给报销的，只要填写一份申请便可。

但陈永贵却坚决拒绝，“这是我自己的客人，我的客人怎么能够让国家来报销？”

直到后来，陈永贵的事件被周恩来得知，便取消了他的工资，转而发放每月120元的生活补助，他才勉强接受。

作为国家领导，陈永贵当时被安排在了钓鱼台3号楼居住，但对于这么好的住处，陈永贵的内心始终不安定。

住了没几天便向中央打报告，请求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一条胡同的小院里住。

通常情况下，如果搬出钓鱼台，是应该给陈永贵配一位贴身服务员的。毕竟作为国家领导，总不能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洗衣做饭上面。

但陈永贵再次表示拒绝：“我都五十来岁了，屋里多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还是算了吧。”

为了照顾自己的起居，陈永贵把妻子宋玉林接到了北京。平日里，宋玉林在附近的一个托儿所里上班，每次等到陈永贵下班前准时回来做饭。

在日常生活上，与其说是国家总理，倒更像是一个普通上班族。

陈永贵的妻子宋玉林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在丈夫当上副总理后，身份一跃变成了“总理夫人”。

按照外交礼节，陈永贵在接待外宾有时要和夫人一起出席。

当听说要见外国总统，宋玉林颇为害羞，认为自己一个普通农民，弄不好要给国家丢脸。

可陈永贵却并不在意开玩笑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劳动人民才是最光荣的！外面不是有人造谣我娶了个二十岁的漂亮姑娘嘛，你正好也出来让大家看看，我的妻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980年9月，时年六十五岁的陈永贵正式向国家提出申请，请求辞去副总理一职，以农业顾问的身份，到北京东郊农场工作。

对于他的申请，中央研究过后最终表示同意，从这一刻开始，陈永贵再度成为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

在临终之际，陈永贵说出了自己的遗言：“每个人都是要死的，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有幸成为了国家干部，纵观整个历史，这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唯一庆幸的是，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

陈永贵去世后，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了追悼会，虽然身份是国家副总理，但是陈永贵的追悼会却异常低调，一没有登报报道，二没有广散请柬。

除了一些陈永贵生前的好友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人参加。

一捧黄土，几位亲友，陈永贵的葬礼，正如同这片土地上无数平凡农民一般，别无他样。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追悼会进行到一半时，前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赶到了现场，想要亲自送一送这位多年老友。

在陈永贵追悼会上，华国锋没有说话，而是饱含热泪的向陈永贵鞠了一躬，在慰问过陈永贵的亲人，便转身离开了，对于这对相处多年的好友而言，此时无声胜有声。

陈永贵的家人们按照其生前所立下来的遗嘱，将其骨灰带回到了其家乡大寨村。

为了表达哀思，大寨村民自发为陈永贵修建了一座5米多高雕像的前面，矗立于其墓地之前。

其墓地的修建仿照了中山陵，分为多段台阶：第一段为七十二阶，象征着陈永贵的年龄，第二段为三十八阶，是陈永贵的三十八年的入党时间，最后一段为八阶，代表陈永贵在中共中央工作的八年。

参考资料：

1、 陈大斌：《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 《炎黄春秋》2005年第6期.

2、 肖冬连. 一个时代的终结：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总结. 新浪. 《党史博览》.

3、 陈永贵从政始于主席要树典型 农民本色从未改变. 凤凰网. 《党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