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巡视南方时，身旁一直带着的一个小男孩格外惹人注意，这个孩子便是邓公的亲孙子，名为邓卓棣，为邓公小儿子邓质方之子。
邓卓棣是邓质方在美国留学时与妻子刘小元所生，根据美国法律，邓卓棣生来就拥有美国国籍。不过，对于美国籍这么一个当时为无数人所趋之若鹜的东西，邓家人并不以为意，他们直接给孩子申请了中国国籍，并迅速将其送回了祖国。
时过境迁，邓公早已作古，而这位备受宠爱和呵护的邓家小孙子，已经凭自己的努力走到了副县长的地位。
作为邓公的小孙子，又是在美国出生，邓卓棣在很小的时候就因国籍饱受争议。
当时不少媒体以此为噱头，对邓卓棣的身份故意引导，以此来博取眼球。结果报道一出，大量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便开始迎头抨击，不分青红皂白就对邓卓棣一顿谩骂。
对于这样的结果，邓质方夫妇其实早就有所预想，他们清楚自己的身份特殊，如果放任孩子拥有美国国籍的话，那么一定会引起大量不利于父亲的非议。
所以，孩子出生以后，夫妻俩并没有给孩子申请美国护照，反而向中国大使馆申请了中国国籍，在儿子才几个月大的时候，夫妻俩就将孩子送回到了邓公身边，使其尽快远离了是非地。
接过小卓棣后，邓公非常疼爱自己这个小孙子，中国人“隔代亲”的特性在伟人身上同样得到了充分体现。虽然此时邓公担子的异常沉重，可只要有了闲暇，他总会带着小孙子四处逛逛，而懂事的小卓棣也很会讨爷爷开心。
然而，尽管邓质方夫妇已经将问题解决在了前头，可小卓棣的身份还是遭到了质疑，一时间除了国际上有人拿此事做文章外，就连国内都涌现了不少不和谐的声音。
对于身后的流言蜚语，邓家人并不知情，尽管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他们依旧默默醉心于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不谙流言。
直到一次有记者在采访邓公时提到了这个事时，他这才了解了这回事。对于这般无稽之谈，邓公颇为恼怒，他强硬地对记者道：“谁说我孙子是外国人，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公民！”
虽然邓公亲自澄清了这个谣言，可还是有声音喋喋不休，不少媒体也在煽风点火。最后忍无可忍的邓公只好亲自干预，这才将风波逐渐褪了下去，舆论得以平息。
通过这件事不难看出，邓公对于自己这个孙子是非常疼爱的，他决不允许幼小的小卓棣遭受过多的非议，倾尽全力也要护其周全。
至于邓卓棣，通过此事后他明白了自己的身份特殊，于是开始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长大一些后，邓卓棣又发现虽然自己是邓小平的孙子，可自己的家庭和广大普通家庭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的特殊全然是爷爷带给他的光环。
为了不活在爷爷的光环下，更为了不给爷爷抹黑，邓卓棣从小就严格要求自己，他刻苦学习，努力提升，将邓公孙子这个身份带给他的压力转化为了无穷的动力。在不断的自我鞭策下，邓卓棣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不仅学业出众，各项能力都得到了老师的认可。
对于小孙子所努力的这一切，邓公非常欣慰，更感到自豪。
邓公去世后，邓卓棣更加刻苦的学习，他始终谨记自己伟人后人的身份，决心不给爷爷丢脸。后来，邓卓棣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用登顶祖国最高学府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出色。
在校期间，为了不让老师和同学发现自己的身份，邓卓棣还一度以“卓棣”的名字示人。在他看来，爷爷教给他的、带给他的已经足够多，他绝不能再凭着这个身份得到优待。
其实，国家是明文规定可以给领导人的子女给予优待的，对于主要领导人的后代则可以照顾到“三代”。这样看来哪怕邓卓棣享受了优待，那也是合情合理的，不会有人能够以此来攻击他。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影响，更为了践行爷爷对自己的教诲，邓卓棣毅然放弃了优待，安安心心做起了自己的“普通人”。
在校期间，邓卓棣除了刻苦学习外，他本人的生活还十分简朴。他很少参加同学间的聚会和联谊，这也使得他在很多同学的眼中成了一个怪人。不过每当有同学需要帮助的时候，邓卓棣又总是相当慷慨的帮助每一位同学，这使得他在同学中的反响一直都非常不错。
本科毕业后，他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学成后受聘于美国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薪水颇丰。
不过，国外高薪的工作并没有使邓卓棣迷失自我，爷爷的教导使他深深记住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在国外工作了几年后，邓卓棣愈发怀念祖国的一草一木，于是在经过斟酌后，他毅然辞掉了美国的优厚工作，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邓卓棣没有回国的时候，有不少人揣测他已经定居国外，甚至有不少别有心之人还将此前邓公的采访翻了出来，从而借机讽刺。因此，回国后的邓卓棣自然躲不开公众的关注和压力，有人质疑他回国的目的，但更多的还是大家都想知道邓公的孙子会选择怎样的道路。
原本以为出身和学历都不错的邓卓棣会直接登上普通人一辈子都无法染指的高峰，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选择从较好的岗位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反而是主动向组织申请去了基层。
而邓卓棣的第一站，便是广西省百色市平果县。
说起平果县，这里其实和邓公还有着不解之缘。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广西百色组织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工人暴动，俗称右江暴动，也叫百色起义。而百色这座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城市，由此声名大噪。
可以说，百色是邓小平革命生涯开始的地方，而在一百多年后，他的孙子又揣着踌躇满志重新踏上了这片热土，这是邓家人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更是百色人民的福分。
历史上的百色，是一个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文化落后且革命斗争环境极为艰苦的地方。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百色起义依旧在邓公和众多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之一，这无疑是邓小平领导百色人民勇于探索、实事求是奋斗的结果。
早在百色起义之后，邓小平在平果县考察时就意识到这是一块矿产资源异常丰富的土地，但碍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和经济条件，他只能暂时搁置对平果县的开发。而后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中，邓小平始终没有忘记过这块带给他过惊喜的土地，他一直在等待机会要将平果的财富兑现。
1986年，适逢改革开放欣欣向荣之际，这时等待了几十年的邓公终于认为时机成熟，于是直接喊响了“广西平果要搞铝”的口号，从此掀起了平果乃至整个百色的“铝工业革命“。
如今的铝工业和矿业已然成为了百色的支柱产业，这块热土也为国家的高速发展做出了相当显著的贡献。
面对这片爷爷工作过的热土，邓卓棣非常感慨，上任基层工作的第一天，他便将爷爷对自己所说的“为人做事低调，不因自己的身份而要求特殊对待”视为了座右铭。在此后的工作中，邓卓棣踏踏实实，从小山村的屯长开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正式走上了自己的路。
他深入基层，听取群众的声音，与群众打成一片。在他任职期间，他主持完成了不少利民便民的切实工作。
当时平果县三合村的学校围墙因年久损坏，急需修建。该村村委会向上级打报告申请建造学校围墙，却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得到回应。邓卓棣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及时介入去解决了其中困难，使得三合村学校很快修建好了围墙，解决了隐患；在带领群众脱贫攻坚的工作上，邓卓棣更是呕心沥血，他没日没夜的奋战在脱贫一线，得到了群众的高度赞扬。
虽然做了很多，但网上关于邓卓棣相关成就的信息却很少，一来时因为好事不出门；二来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邓卓棣始终铭记了爷爷所说的低调做人，从而刻意避免出现在了公众媒体面前。
有时候有群众要找邓卓棣合照，但考虑到照片万一被放在网上后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每次都会被邓卓棣拒绝。对此，邓卓棣都会耐心给吃瘪的群众做解释，绝大部分群众最终也都选择了理解。
一心一意干工作的邓卓棣，在平果期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他贯彻一切有利于基层百姓的政策，为百姓们谋福利，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热心为民的邓卓棣还因此深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和认可，并被老百姓们亲切地称为小邓书记。而这使得他更加认定了要向爷爷学习，继承遗风的态度，做一名把百姓放在心里的好干部。
基层的锻炼使得邓卓棣的工作能力不断提升，思想也越来越丰富。优异的工作表现使得邓卓棣一步一步从山村的小屯长走向了更重要的岗位。2013年，邓卓棣被选为平果县的副县长，又于2016年兼任了新安镇党委书记，年仅31岁。
就在大家都以为邓卓棣会在岗位上有更好的发展的时候，他却又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2016年，邓卓棣辞去了平果县副县长的职务，从此离开了政治岗位。
翌年，邓卓棣担任了北京市桥牌协会第九届理事。对此我们不禁疑惑，从政治领域横跨到桥牌方向，这两者之间的跨度是否太大？但其实这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
说起桥牌，不得不说起桥牌的忠实爱好者邓小平。他曾说过：“桥牌如同音乐是一种世界语言，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
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在重庆主政西南时便学会了打桥牌，从此打桥牌就成为了他在工作之余的一项娱乐活动。到了晚年时期，邓公更是将打桥牌当成了自己向智力、体力挑战的一种手段，每每沉浸其中不亦乐乎。
在谈及自己的身体情况时，他曾表示：“我测试自己的身体靠两条。一条是能不能下海，一条就是能不能打桥牌，能打桥牌证明头脑还好，能下海证明体力还好。”邓公对打桥牌的热爱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岁月。
而邓卓棣的童年时期是在邓公身边度过的，见邓公打桥牌的时间久了，他自然而然也地对桥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学期间，他还凭借出众的牌技成为了银地桥牌俱乐部的青年队选手，在他参加的许多桥牌赛事中都取得过不错的佳绩。
在平果县任职期间，邓卓棣还参加过全国桥牌邀请赛，并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对于他来说，打桥牌不仅是无聊时的消遣，更是一门值得钻研的学问，在不同的牌风中总能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
关于桥牌，邓卓棣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到：“遗憾幼时年纪小，没办法陪着自己的爷爷一起打桥牌。“兴许在桥牌运动中，邓卓棣能够找到与爷爷的共鸣，而这也是他执着于桥牌，甚至不惜在自己政治事业一路高歌时毅然投身桥牌事业的缘故。
但更多的，还是因为邓卓棣一生遭到了太多的非议，想必只有逃离漩涡中心，回归无利害处，他才能恬然地做着自己。
放弃，往往才是明智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