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会战，是指继武汉会战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三月十七日 到五月九日，中国军队在江西南昌抵御日本侵略军的有限攻势的会战。这次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的首次大战。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17日日军开始进攻吴城，日军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中将指挥3个师团在短期内击败了罗卓英指挥的第九战区右翼30几个师，日军3月27日占领南昌，4月21日中国军队开始反攻南昌，5月9日蒋介石下令终止反攻南昌，战争共持续54天。

南昌会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它使全世界，特别是日本军事当局认识到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三镇，但既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也未能击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没有摧毁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不仅继续进行抗战，还开始实施战役范围的反攻。

中国方面自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各参战部队虽受重大损失，但还具有再战力量。当时，正面战线第一线兵力已增至步、骑兵261个师又50个独立旅。

国民党内虽然已经出现局部分裂和动摇，丑闻就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的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由重庆潜逃河内叛国投敌。先后随汪投敌的还有国民党要员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曾仲鸣等十余人。

但从全局来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己经形成，对团结中华全民族“共赴国难”正在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全国人民和爱国人士在积极支援抗战，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官兵表现着较高的爱国热忱和实战精神，不少爱国将领督伤所部“为国效命”。与此同时，国民党最高当局在全民族爱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和日本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和谈对手”，“以击溃为根本方针”，“使蒋介石垮台”的压力下，不得不坚持着抗战。

日本政府早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11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案》、制定《陆军作战指导纲要》和根据此纲要而发布的《大陆命令第二百四十一号》中，已明确规定“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区”，“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区”。

并规定由西苏尼特、包头、黄河、黄泛区、合肥、芜湖至杭州之线以东的占领区为治安地区，而将作战地区仅仅局限在华中的安庆、信阳、岳州、南昌之间狭小区域内，兵力配备要限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内。

同年10月25日，日军侵占武汉后，因兵力损耗较大，日本大本营为适应侵华战争旷日持久的局面，提出今后的方针是：“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国民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然对被压缩中之国民政府如放任不顾，则仍有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因之，有实行一部作战之必要”。同时日本对驻中国日军的任务进行了划分，分区而治。日本驻武汉地区的第11集团军实际上成为唯一的一支对中国进行野战攻击的部队，与中国湖南及其周围江西、广西地区扼守西南大后方的的中国政府主力部队形成对峙，并不断寻机攻击，企图以军事打击配合日本政府政治诱降的政略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为实现上述战略意图，日本政府在其国内迅速动员和组建新的兵团，逐次向中国增加兵力。

南昌会战是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大战，也是武汉会战的自然延伸和以下一些列会战的前奏。南昌会战，中国军队既未能在防御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攻中夺回南昌。但它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却有积极的一面。南昌会战表明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三镇，但既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也未能击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没有摧毁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不仅继续进行抗战，而且还开始实施战役范围的反攻，这是“七七”事变以来的新发展，同时也证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导上确有改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的意图。

南昌失陷使得第3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络陷于困境，军事补结只能依赖浙赣两省的公路线了，使东南各省未沦陷地区的处境更加困难。

南昌会战给以后的作战也带来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中国官兵不怕牺牲、殊死作战的精神，为南昌会战以后的抗日战争起到了模范作用。反攻南昌虽未成功，但主动反攻的行动表露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挥上有了某种进取意识。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战略战术的弊端：一味打正规战、简单阵线防御缺少纵深的的阵地战，轻视运动战和游击战，这和优势装备的敌人抗衡当然要吃亏。就此，中国共产党多次向国民党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国民党也采纳了一部分，给以后的会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